各种“非标准”的适应方式成了俄罗斯劳动市场的“名片”，如非完全工作时间制度和行政强制休假、第二职业就业和非官方部门就业、拖欠工资和影子劳动报酬等。这些适应机制是由市场代理人盲目创造出来的，目的是有效地应对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突然变化。这些机制在任何一个其他过渡经济体都没有像俄罗斯那样明显，那么集中，那么深刻。结果，从某一时刻起，这些适应方式成为了日常成规、普遍承认的事实、劳动力关系准则。
所有这些“非标准”机制合成一个重要的一般特点，即非正式或半正式性质。它们一般地要么绕开法律和其他正式约束，要么是把它们当儿戏，造成劳动者和雇主关系的人格化，结果是明确的劳动合同变得不明确了。
考虑到俄罗斯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经受的那些震荡，期待尖锐和持久的劳动冲突浪潮是很自然的。可是非常奇怪，罢工积极性只维持在相对不高的点位上。90年代上半期每1000个就业者只失去了3~25个工作日，下半期失去工作日的数量增加到45~84个，而到90年代末又跌回到3天。根据国际标准这完全是温和水平。
这样，俄罗斯劳动市场的实际运作所具有的特征是：相对不大的就业损失和温和的失业；灵活的工作时间和超灵活的工资；强劲的劳动力流动和普遍实行的“非标准”的劳动关系形式；最后是不高的罢工积极性。结果，这个市场很好地适应了为冻结大量伴随体制转换的不良“休克”的进程。这种适应首先是靠劳动的价格和劳动时间长度的改变而不是靠就业的改变来实现的。
3.6俄罗斯国家对失业人员的支持及其效果
俄罗斯实施的失业人员支持制度与中东欧国家采取的相应制度相比一点也不少，在某些方面甚至更加慷慨。如果从法律规定的对失业人员最后工作岗位工资的百分比进行补助的话，那么在这个指标上俄罗斯不会输给其他的改革经济体，甚至会胜过它们。至于发放补助时间的长短，一直到不久前俄罗斯还是统一的12个月。在中东欧国家发放的时间一般要短一些，此外，领取补助的条件对各类失业者有很大区别。在俄罗斯所有到国家就业服务机构申请的人，只要它们没有工作都可以取得有权领取补助的失业人员资格。在这样强有力刺激失业登记的情况下，公开的高失业率应该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在深刻的经济危机背景下。
然而，到过渡时期末它也没有超过7%。
俄罗斯正式使用的一直是错综复杂的集体劳动合同制度。谈判过程不仅包括某些企业，甚至牵涉整个部门和地区。在三方委员会框架内制订和签署的总工资表协议限定合同结构。
包括在各级劳动协议中的条件可以严格限制雇主耍手段的自由。此外，法规赋予工会广泛的特权，似乎它们有充分的能力让人接受自己的意志和实施任何提高工资和改善劳动条件的要求。在这类条件下很难对工资期待有任何看得见的灵活。
俄罗斯立法对各类劳动者提供许多优惠和保障，他们的费用由雇主负担。法律还对在劳动市场上竞争力低的群体规定有高度的保护。
在俄罗斯经济中，工作时间的长短是严格统一的。根据俄罗斯法规，只允许某些种类的就业人员加班工作，他们有权在一年中追加工时不得超过120个小时。同时，还严格限制签订非完全工时劳动合同。
俄罗斯过渡经济的特点，是由于企业员工数量调整相关的成本高而导致劳动力流动性低。例如，在因缩减编制而裁减员工的情况下，雇主必须支付离职补贴，其数额相当于1~3个月的工资。相应的被强制解雇的非货币成本也很高。雇主应该在不晚于两个月向劳动者发出解雇通知书。然后，不晚于两个月将解雇计划信息上报给国家就业机构，而如果是大量裁员的话还必须不晚于三个月告知工会组织。但最重要的是，直到不久前还是没有工会的同意缩减编制是不可能进行的。现行法律赋予它实际上的否决权。
所以，俄罗斯劳动市场流动性的实现并不是由于现行劳动法规和所签合同的灵活性，而是绕过这些法规。也许最明显的例子是拖欠工资。不支付现象清楚地表明，俄罗斯劳动市场的多样性并不由劳动法规内容保证的(事实上这些规则曾经、现在仍然严厉和非常复杂)，而是由于监督其执行的软弱。
从制度角度来看，俄罗斯劳动市场的特殊性在于保证法律与合同执行的纪律和守法机制薄弱。除司法系统外，这可能是执法的监察机构(就像俄罗斯劳动检查局)、签署集体合同并监督其执行的工会、吸收劳动者或其代表参加公司领导机构、提抗议的积极性、声誉机制(声誉“不好”的企业家很难招到工作人员和生意伙伴)等薄弱。最后，还有一个劳动者具有的手段，那就是用离开企业作为对系统破坏法律和合同的回答，即“用脚投票”。
在俄罗斯整个改革时期，所有这些机制惊人的无效。法规命令和合同义务被成功逃避或者公开的不予理睬，而不需要担心随后可能的严厉制裁。问题不仅在于国家不能胜任法律法规保证人的职能，它自己常常就是一个积极的破坏者(不支付预算部门劳动者的工资、拖欠发放失业补助等)。
俄罗斯劳动市场模式的两重性不允许对它做单一的政策法规评价。一方面必须考虑到那些动力来自俄罗斯劳动法规及其大量规则和行政约束；另一方面不能忽视保证法律与合同执行的纪律和守法机制薄弱对劳动关系制度的影响。
对劳动市场过度调节可能产生的主要不良后果列举如下：①把各式各样的附加义务压在雇主身上，将会提高劳动力价格，因而也减少了对他们的需求。在其他相同的条件下，这意味降低就业水平和失业的增加；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就业“过多”的保护并不会漫延到整个经济领域，而只是占据其核心，结果是造成劳动市场的分裂，与被迫“按规则”生存的部门一起成为或多或少摆脱过多调节负担的幸运儿。获胜的是那些得到保护部门的人(“内部人”)：他们领取更高的工资，享受广泛的优惠和保障，他们实际上是不能被解雇的，等等。与此同时，在不受保护的领域就业的人以及失业人员(“外部人”)成了输家：他们找到“好”工作的机会是最少的。先进部门吸引着有高度竞争力的劳动者，他们补偿劳动成本的生产率极高。而大部分竞争力低的劳动者(教育培养不足的青年等)不得不留在次级部门。为得到好工作排长队，导致长时间的失业。这样，在劳动市场某些领域存在就业的超保护，而在另一些领域则保护不足。②可以将完全摆脱正式调节的非正式部门的出现看作是这种趋势的极端表现。在这里任何就业保障都得不到承认，书面合同代以口头协议，劳动者与雇主之间的关系大部分带有短期性质，劳动报酬只用现金支付，不纳税，解决争议没有国家的参与等。
③对现有工作岗位保护的过分关怀使得新的工作岗位难以创造。受所有法律和行政约束制约的大企业在招收追加劳动者时不得不十分小心，因为在经济形势恶化时不可能迅速地和轻易地辞退他们。另一方面，运作得比较顺利的中小企业发展停滞，不肯跨过某个数量门槛，因为如果跨过了这道门槛，他们就要受到严格的调节准则管束。这就是许多从事非正式经济活动的企业家拒绝转向正式部门的原因。
然而，俄罗斯的经验迫使大家对过度就业保护会滋生不良结果的观念做出某些修正。守法机制薄弱部分地中和了劳动法规的严格性，缓和了过度保护就业导致的标准效应。
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对所有规定的规则和标准不折不扣的遵守完全可能使俄罗斯的劳动市场瘫痪掉。然而同时，这些机制薄弱导致了大量的其他严重问题：①破坏了对构成复杂经济基础的一个重要制度的尊重，那就是契约制度。对合同义务的一贯破坏成了俄罗斯劳动市场实际上的准则。②没有对合同的可靠保护，长期经济活动计划就是不可能的。采取决策的时间维度大幅萎缩，劳动关系短期化。这破坏了对专业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主要源泉。③劳动市场信息的不透明性大幅上升。在发生雇用时，劳动者事先并不知道和他签订的劳动合同条款将在多大程度上得到遵守。在类似的条款中，有关工作岗位质量的信息从“社会”福利变成了“私人”的。这提高了不确定性的总水平，提高了搜寻成本，延缓了劳动力从低效经济部门向高效部门的再分配，使试错的数量成倍增加。
④工资低水平和不稳定使劳动者积极从事多种劳动，奔波于第一、二、三职业。其后果是被亚当·斯密看作是经济增长最重要条件的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优势消失了。⑤对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缺乏有效制裁，为恣意妄为打开了绿灯，把适应成本转嫁给劳动者，甚至直接靠他们发财致富。企业领导人的努力开始用在与调整结构和提高生产效率毫不搭界的任务上了。
⑥创造新工作岗位的速度慢了下来，因为企业绕过正式“游戏规则”(拖欠工资，强行打发劳动者无薪休假等)的同时有可能保留老的无效的工作岗位。
在改革时期俄罗斯劳动市场起到了重要缓冲器的作用，本质上缓解了由于就业的过度保护而造成的不良后果。它显示出不小的适应能力，避开了许多中东欧国家碰到的问题。显然，这主要的是由于非正式规则在劳动关系领域占统治地位。
俄罗斯的劳动市场模式在适应成为经济增长传导方面是很差的。就业结构调整得慢，专业人力资本投资不足，劳动生产率水平低等成为这种模式“可塑性”的弱点。可以在短期内轻易地适应，但这种模式并没有为结构的长期调整创造足够的前提条件。
具体地讲，改革纲要应该把减少对俄罗斯劳动市场调节的步骤与强化守法和纪律机制结合起来。这里只有沿着两条对应的线路运动才能取得胜利，即提高违反法律要求和合同规定的“代价”，同时使正式约束“更廉价”、数量上最小化，简化内容。规则本身越透明和越不麻烦，就越容易监督其遵守情况及其履行。
然而不能不指出存在的现实危险，劳动法规的改革可能误入歧途，即限制和禁区的扩大化和复杂化，无休止地增加和强化行政监督。
这主要是因为立法过程的许多参加者看到的只是俄罗斯劳动市场的法规肖像画，而不是现实情况。结果，左派政党、工会，甚至政府专家提出的大量要求和建议来自天真的目标：
主要的是要在纸上看上去很好，而实践总是有办法的(这样的最新的例子是关于根据最低贫困线水平确定最低劳动报酬的规定已经写入新的劳动法典)。这样可以大致意识到实际运行的俄罗斯劳动市场模式有多大的能量和受到怎样的限制。争论实际上在真空中展开，所以假设立法文件的通过本身能够保证其执行的话，劳动关系参加者对这种变化做出的可能的反应问题是不存在的。
逃避法律要求和合同条款问题用“严格调节”方法是解决不了的，实际上这是同一毛病的不同症状。任何把俄罗斯劳动市场强安在严格的行政构架上的尝试都会产生毁灭性的后果。这种尝试会毁掉建立起来的短期适应机制的作用，对有效的长期调整就业结构既不形成激励，又没有创造条件。灵活微调的可能性应该放在法律框架下，明确得到法律的许可和劳动合同的强化。必须用“为了成长的灵活性”来取代“为了生存的灵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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