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最低保障养老金
最低保障养老金是要保障退休人员所领取的养老金能够实现适度的“能保障基本生活”的公平，它是在坚持公平与效率、权利与义务对等的基础上，对养老保险范围内退休人员采取的一种养老金收入托底保障制度，以求能够在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内实现所有退休人员的“适度公平”。最低养老金标准明确了政府、市场与个人之间的责任划分，在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内，最低养老金标准及其以下水平是政府的托底保障责任，这个养老金标准水平是保障退休人员最起码的、不可缺少的基本生活，是政府必须保障、必须承担的责任，政府只有运用公共财政进行托底保障保持这个水平，才能体现出养老保险制度的“国家责任主体”地位。
目前这个层面的养老金在城市已经普遍推开，如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等地，早已根据1995年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中“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最低标准，由地方政府制定，凡符合按月领取养老金条件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达不到最低标准的，可补足到规定的养老金最低标准”的规定，结合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以及资金承受能力，建立了不同水平的最低养老金标准，规定凡达不到最低养老金标准的，予以补齐。这对于在养老保险制度范围内维持退休人员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的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现在各地区根据自己的情况裁定最低保障金额，也已逐步走向规范。2007年，全国有2271万城镇居民得到政府最低养老保障，比上年增加31万人；有3452万农村老年居民也得到政府最低生活保障，比上年增加1859万人。2008年，全国有2334万城市居民得到了最低养老保障，比上年增加63万人；4291万农村老年居民得到政府最低养老生活保障，增加839万人。现在存在的问题是保障的标准比较低。下一步，就是要推动各级政府加大财政投入，其主要目标是要不断提高最低养老保障的标准。
2.公共养老金
中国目前形成的养老金体系，与世界银行和欧洲推行的“多支柱”养老金体系十分类似，实行强制性地以个人缴费为融资来源的个人账户养老金(世界银行多支柱体系中的第三个支柱是自愿性质补充保险)。另外，与部分国家(如挪威)一样，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挑战建立了一个战略储备基金。因此，从公共养老金的角度而言，目前形成了中国特色的“三支柱”公共养老金体系：社会统筹、个人账户和社会保障基金。
社会统筹是指社会养老金由社会统收统支的部分，以达到养老金的互济和再分配功能。
目前中国养老金体系中的社会统筹，以2005年国务院《关于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为基础，企业缴费比例为工资的20%，全部进入统筹账户，发放时为社会统筹养老金支付基础养老金。这是养老金体系中实行现收现付制度的项目，它主要是通过社会统筹以实现社会养老保障的再分配功能，达到互济的效果，是现代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以来发挥功能最为重要的部分，在社会保障受到老龄化挑战面临严峻的可持续问题而提出积累制之前，社会统筹模式一度成为社会公共养老金的绝对主体。
个人账户是指由个人缴费形成账户的资金来源，通过对账户资金进行投资运营管理，根据账户本息以及退休后的余额计算支付养老金。目前的个人账户是按照2005年底国务院完善养老保险体制的规定建立的，要求个人账户的缴费比例为8%。但实际的情况是，由于1997年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之时，政府没有承担相应的转制成本，个人账户中的资金被挪用去发放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截至2008年，个人账户还是基本处于“空账”运行的状态。
全国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作为一种养老储备基金，是在部分积累制框架内建立的。它是中国基本养老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设立的目的除了应付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期的养老金支付危机外，更主要的是为了解决基本养老制度由现收现付制向部分积累制转换的转制成本问题。
实际上，由于我国公共养老金体系还不成熟，养老金缺口在一定时期将会越来越大。中央政府的养老金财政支持尽管占总体比例不高，但应该说也是与年俱增的。这为促进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深化改革、完善和健全养老保障体系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当然，这也不是一个短期能够解决的问题。
3.补充养老金
补充养老金即企业年金，是指企业及其职工在依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基础上，自愿建立的补充养老保险制度。它是多层次养老保险体系的组成部分，由国家宏观指导、企业内部决策执行。企业年金由企业和员工共同承担，单位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12，单位和职工合计缴费一般不超过上年度工资总额的1/6。2004年，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相继出台了《企业年金试行办法》和《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标志着我国企业年金制度已走向规范化运作，越来越多的企业实行了年金制度。它必将对现代企业乃至整个社会生产都产生举足轻重的作用。
就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企业年金制度还远远不成熟、不完善，社会公众对企业年金的关注度也不够；一些政策、法规的缺位阻碍了企业和职工积极发展和参与企业年金；企业年金投资管理的市场化程度不高，这更使企业年金的风险识别及管理成为当下一项非常重要的课题。2007年2月28日，千亿企业年金获准投资银行间债市，央行与劳动保障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企业年金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有关事项的通知》，为企业年金基金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安全、有序地进行债券投资、交易奠定了制度基础。同时，风险管理技术导入企业年金的管理流程也显得更为必要了。当然，企业年金的风险管理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
1.2当前中国财政经济形势及养老保障状况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的发展势头，直至2008年受美国金融危机影响，增长势头有所减缓。期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及其增长比率是极高的，具体如表11所示。这也是我国GDP保持了30年高增长的主要原因。还有，我国基本建设支出始终在财政支出中占重要地位，该项支出主要用于基础行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这使得我国的基础设施在改革开放后实现了持续快速发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又进一步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
据报道，我国公共养老保障体系覆盖面只占总人口的15%，低于国际劳工组织确定的20%的国际标准。
而且，不仅仅是人口老龄化趋势在加剧，中国在社会保障制度尚未完善和健全、正待进行全面改革、需要多方面扶植、支持特别是国家财政支撑之际，又遭遇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经济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无疑是雪上加霜。
我们先来看看当下的经济形势。从2008年起，我国经济增长幅度明显下降，尤其是出口导向和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中小企业受影响程度严重。据2008年央行第三季度企业调查显示，反映海外需求的出口订单指数持续回落，已经跌至近年来的最低值；2008年9月份工业增长11.4%，比6月份增速下降4.6%，为2002年以来的最低值；2008年1~8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9.4%，增速较2007年同比下降了19个百分点；2008年1~8月，受危机影响较深的广东全省亏损企业同比增长20.2%，亏损面达25.3%，亏损额同比增长87.3%。全国电力、纺织、有色行业亏损严重，上游产业钢铁业整体滑坡。
2008年上半年，全国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
面对外部需求急剧萎缩，经济增长放缓，从2008年第四季度起，我国开始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中央加大了政府公共投资力度。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数据显示，在推出的4万亿元投资中，中央投资总额为11800亿元，其余由各级地方财政筹资。截至2009年4月底，中央政府公共投资已累计安排下达5189亿元，执行进度为57%。
2009年第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8.8%，考虑到投资品价格的下跌，第一季度实际投资增长已超过30%；新开工项目超常增长，总投资同比增长达88%。数据显示，4万亿元投资中有15000亿元将用于铁路、公路、机场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城市电网改造，4000亿元投向保障性民生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政府一揽子计划带动下，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正在凸显出来。2009年一季度国民经济增长6.1%中，消费拉动4.3个百分点，大大高于投资与净出口的贡献。2009年前4个月，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15%。特别是农村消费快速增长。在国家“家电下乡”政策的有力推动下，2009年一季度下乡家电产品销售额40亿元，其中3月份销售额22.4亿元，环比上升72%，带动农村消费增速提高至17%，在短期内改变了多年来农村消费持续慢于城市的格局。消费的提升对我国GDP增长是有力的支撑。
国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取得较为积极的成效。在连续下调存贷款利率和银行存款准备金率、取消信贷规模限制、灵活调整公开市场操作力度和加强窗口指导等政策的引导下，信贷规模和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较为宽松的金融信贷支持。首先，2009年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4.58万亿元，已经达到全年调控目标5万亿元的91.6%；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25.5%，已经连续五个月加速增长；其次，2009年一季度资本市场债券融资规模扩大，企业债券、地方债券、短期融资券与其他票据发行规模均呈迅速放大趋势，债券市场融资能力提高，对微观经济主体资金支持作用增强；第三，证券市场有了活跃的表现。沪深两市股指强劲反弹，上证综指和深圳成指分别较2008年末上涨30.3%和38.5%，涨幅处于世界前列。
在投资和消费增速“双加快”的拉动下，我国经济运行正在显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
2009年第一季度结束后，我国经济出现了较为强劲的反弹。这是否预示经济下滑势头的停止或危机进入转机？对此，大多数经济学家持谨慎态度，认为经济反弹主要是由国家4万亿财政投资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下的短期性因素带动的，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长期积累下来的问题特别是经济的增长方式问题。
首先，工业生产的“去库存化”过程基本结束，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提升产能”阶段。自2008年第四季度在金融危机影响下，国内制造业及其相关的上游企业与国外企业开始大规模压缩库存。经过几个月的“去库存化”，国内生产企业和进口商的库存调整进入稳定期，新的订单和生产开始恢复。接下来是提升生产能力问题，这是较为长期、艰巨而复杂的任务，不是短期刺激所能促成的。
其次，经济刺激方案对人力资本的提升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作用几乎没有显示出来，却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一方面，由于就业压力仍然较大，劳动者收入增长前景不容乐观，会影响到劳动者对人力资本的投资需求，加上现有的劳动力培训、教育体制改革暂付阙如，这又会影响到对人力资本投资的供给；另一方面，那些资源本来集中在低附加值的中小型企业，在经历金融危机冲击后会破产、重组、兼并，从而加速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力资本的提升，但目前的一些政策却在以行政手段挽救这些行将破产、重组、兼并的中小型企业，阻碍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人力资本的提升。
再次，保增长的预期覆盖了风险意识。美国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迅猛扩张，但由于美元的特殊地位，美国的货币流通速度并没有加快。相反，大多数出口导向的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市场和财政扩张则可能引起完全不同的反应。因为这些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储备货币，放松财政和货币政策很可能会导致货币加速流通和通货膨胀加快，在全球经济萧条的背景下最终导致滞胀。这种风险对今天的我国而言尤其需要警惕。但目前，各地为了力保经济增长达到8%，几乎不顾风险，有的甚至呈现杀鸡取卵之势。
最后，在如此短的时期内出台一连串密集的经济刺激计划，很有可能再次出现严重的重复建设、形象工程和滋生贪污腐败等问题。如果真的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不仅会导致经济计划的失败，经济可持续增长不再，而且会进一步恶化收入分配，导致财政危机和银行坏账，影响居民社会福利尤其是养老保障，最终威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公平与和谐。这是不能不引起高度关注的问题。
面对整个国际金融危机仍在蔓延和深化，宏观经济回升基础并不稳固的情形，我们更应加倍认真落实好已出台的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及早准备应对更为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的政策预案并择机实施，尽快引导我国经济走向稳定与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