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法律总的原则是：国家从预算中为工作人员的自愿养老缴费进行1∶1的配套补助，即每1000卢布补加同样的数目。工作人员工资中的自愿缴费应该每年不少于2000卢布(工作人员自己决定缴纳多少)，国家添加同样数额，但每年不多于12000卢布。
对已经达到退休年龄的工作人员，在他们因继续工作而暂时延迟核发养老金的条件下，国家对每1000卢布自愿养老缴费的附加将达4000卢布，但不超过4.8万卢布。
第56-Ф3号联邦法规定有以下种类付款。①对劳动退休金积蓄部分的补充保险缴费。
这是被保险人用自己的资金做的缴付。在这种情况下被保险人自己通过信贷组织(银行)把货币资金划汇至俄罗斯养老基金预算或者用单独的支付委托办理。②国家对建立退休积蓄的支持。这是用在联邦预算组成内建立的福利基金资金实现的缴费，是转给俄罗斯养老基金预算供已向劳动退休基金积蓄部分缴付补充保险缴费的人使用的。③雇主缴费。这是由雇主为已参加义务养老保险法律关系和向劳动退休金积蓄部分缴纳补充保险缴费的受益人缴纳的雇主的资金。
直到不久以前，在养老法规中还没有长期的综合政策。必须建立稳定的长时期的养老保障机制，为领取公道的养老金创造条件。众所周知，养老保障体系的平衡是经济政策最重要的问题之一。这项法律正好成为这个平衡器，它将保证切实地实现俄罗斯养老基金为自己提出的那些目标：既改善那些已退休人员，也改善未来退休人员的生活，并为保障在社会领域有积极的结构性变化创造条件。还有一项法律是2006年12月26日第256-Ф3号《关于有孩子家庭国家支持的补充措施法》。根据该法要为1967年出生和更年轻的妇女建立自己退体金的积蓄部分，因为在这项法律中，母亲(家庭)资本(在本书以后部分有专门解释)使用的一个方向是为有权得到母亲资本的妇女建立劳动退体金的积蓄部分。
1.6俄罗斯非国有养老保障体系发展状况和前景
由于受年龄结构极大变化和国家养老金预算不足的威胁，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很多国家都面临着改革养老保险体系的任务。20世纪末，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很多都通过养老保险体系的部分私有化和积累原则的实施把国家养老责任与负担转嫁给了公民。由于俄罗斯证券市场和金融基础设施发展水平较低、社会中缺席主义(译者注：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种对抗方式)和父爱主义水平较高、保险和投资文化水平低，以及对政府及金融机构的不信任，导致问题很尖锐。而且，很多俄国人已在考虑，政府将不能保证与原来收入相一致的生活水平。在这一问题解决过程中，大家意识到必须实行独立于国家的组织来设计自己未来养老保障的办法。
区别于国家养老保障的办法有两种。第一种办法的依据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参加建立在团结互助原则基础上的集体保险，以防范失业、老年、疾病、残废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在整个生命周期期间，社会依法建立的义务保险体系基础与风险和市场崩溃是对立的。20世纪80~90年代，奥托·皮斯马尔克以上述目的为基础进行了社会改革，之后集体(大众)形式保险便广泛推广于工业化和后工业社会。所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中东欧和苏联都在团结互助和现金筹资原则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保险体系。
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大型分配性养老体系的优点是，让养老金金额与金融市场筹资结果及养老基金管理者的活动脱钩。这个养老体系是按“现收现付”(nay-as-you-go)原则筹措经费的，用当前的收入抵补当前支出。对工资不高的人来说，用这种方法筹措经费的养老金可提供比较可靠的保护和比较高的替代标准(养老金对工资的关系)。然而在分配系统中，养老基金的大小取决于许多人口因素和劳动市场的境况：就业水平、失业、工资、缴费人及其与养老金领取人数量的对比关系。20世纪末，这些因素的变化破坏了分配系统的稳定性。在过渡经济中，除其他问题不论，单逃避缴纳社会缴费和非正式就业的严重性就破坏了系统的稳定性。
另一种办法依据的是，每个人对自己的生活条件负责。这一理念是想用强制储蓄的私人机构来替代国家养老体系，让劳动者自己从工资和投资性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来募集个人养老金。它是基于以下假设前提：养老保险制度完全转向积累制，不断增加国民储蓄，并带动投资扩大和经济增长；私人管理的养老金制度由于竞争的作用，且不受政治干扰，逐渐显得比国家养老金制度更加有效；积累型养老制度不受事实上威胁着全世界分配制(养老体系)的人口问题的困扰；这一制度提供选择的自由，并且能够根据工资水平及养体老金储蓄的使用效率来保证养老金数额的差异化。
积累制度构想本身孕育了诸多风险。参加这一体系的人要承担其可能失败的全部责任；在最好的情况下国家也只能为受损人提供最低养老金的保障。工资高的人员很适合这一体系，因为他们可以在养老账户中积累足够大数额。积累模式在很大程度上适合于拥有广大中产阶级的富裕国家使用，而对存在高度两极化的社会来说则是有问题的。这一制度不能提供代际内的再分配机制，也不能消除贫困。
作为世界趋势的一部分，俄罗斯社会的人口老龄化速度也很快。根据俄罗斯科学院国民经济预测研究所人口学和人类生态学中心的数据，年龄在60岁以上的人是俄罗斯居民中增长最快的人群。最近40年这一人群的数量增加了一倍。2000年这组人占全俄居民的比重为18.9%，而到2020年预计将增加至20.8%。而且这一年龄段的人中约有1/3将属于高龄人口(75岁及以上)。
对俄罗斯就业人口与退休者的比例变动情况所进行的分析揭示出一系列显着趋势。如果从1992年到2001年底就业人数下降了11.5%，那么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则从3520万人增加到了3860万人，即上升了10%。结果到2000年初每百名在职职工对退休者的负担率从48个人增加到了60个。应该指出的是，当1个退休职工由不到2个在职职工来负担时，分配制养老体系将出现危急的状况。
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衰退导致实际工资大幅度减少、失业率上升，尤其是隐性失业，劳动力的影子市场也急剧扩大。逃避从工资基金中缴付保费具有了全民特点。大部分工资收入被隐蔽起来。结果缴费人数以及工资基金的社会税规模都大大减少了。支持系数(负担每位退休职工所需要的缴费人数)下降到了危险的临界点，即1.4~1.6。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养老体系开始经历危机，其基本特征表现在：养老金的多少取决于退休者劳动贡献的原则被破坏；退休者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最显着的表现是养老金的最低保障水平落后于退休者的最低生活保障钱；由于在最低养老金中增加了补偿和均衡附加费的比重、降低了工资因素对养老金影响，使养老金的高、中、低档之间的差别被缩小；多种支付成本增加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保费收入得以保障，导致俄罗斯养老基金预算失衡(比如提高了各类退休者的津贴、扩大了退休者因超长服务年限领取养老金的权利、用优惠的或者“北方”退休金补偿其因年老而受损的养老金，即投保年龄达到时为继续工作的退休者保留养老金)；俄罗斯的联邦预算与俄罗斯养老基金预算之间的资金结算无法协调。只有分阶段地从养老保障的分配体系过渡到混合体系才有可能预防养老体系危机的深化，并为经济增长创造前提，在这种混合体系中，养老金经费筹措的积累机制将占重要地位。养老金的大量积累可以降低其对财政的依赖性，从而能够在出现不利的人口变化时真正提高体系自身的稳定性。
新型养老金制度的关键特点是促进了私人对养老保障的参与性。直接接触被保险人的管理公司和非国有养老基金及为其服务的精算师、特别保管人和审查者作为私人养老保障领域的主体，正在形成自己的制度框架。
非国有养老基金是一种以特殊法律形态存在的非营利性社会福利机构，其活动(积累养老缴费、安置养老金储备、核算基金的养老金负债、向基金参与者发放非国有养老金)的独特性表现为，它以所签订的基金投资者为基金参与者提供居民非国有养老保障的协议为基础，为基金参与者提供非国有养老保障。
管理公司是公司形式的组织，它对养老基金储备资金实施管理，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进行投资，使资产获得不低于最低赢利水平的保值增值获取赢利，并据此获得自己的赢利。
非国有养老基金制度结构的特点是各主体间存在一定的联系。雇员履行其职责并为此从自己的雇主那里获得报酬。雇主则从工资基金支付社会统一税，而俄罗斯养老基金由此获得缴费。俄罗斯养老基金将资金划入投保人的个人账户，向退休者支付养老金。
职工可以在两种养老金积累方案中进行选择，即要么将资金托付给私人公司，要么托付给国家。
之后需要在非国有范围内确定资金是流向私人管理公司还是非国有养老基金。
管理公司将依法在市场上进行投资。非国有养老基金的资金通过管理公司进行投资。在出现养老金的支付需求时，在扣除管理费用和非国有养老基金的支出后，积累部分的投资资金和投资收入会划入原来资金拨出的养老基金，再由基金账户以养老金的形式支付给投保人。
据非国有养老基金检查部的数据显示，截至2000年中，运营中的养老基金有224只。
无可争议的龙头老大是莫斯科(有127只非国有养老基金)，紧随其后的是圣彼得堡(25只)。这种现象显然是得益于中心大城市高度发达的财经基础设施水平。约520万人参加了非国有养老保障体系。尽管如此，公民对非国有养老金的兴趣依旧增长缓慢。据分析，近期“路人”大量涌入非国有养老基金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未来几年基金将主要继续沿企业年金路线发展。
非国有养老保障的整个系统呈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大型基金推动了养老基金缴费的增长。俄罗斯养老基金2000年中期统计资料的分析显示，大型基金已准备进入养老储蓄市场并使自己的标准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2004年7月非国家养老基金被允许纳入强制性养老保险。自此非国有养老基金取得了在俄罗斯养老基金居民个人账户上为其储蓄养老金的权利。
各集团公司通过自己的非国有养老基金最大限度地把握着金融市场的机会。基金一般也会对有意组建非国有养老基金的公司进行投资。非国有养老基金的资产损失风险很小。基金有利于提高公司的资本化程度。类似的市场投资策略对私人基金会的活动效果影响甚微。养老金投资的目的是使储户资金得以保值、增值。这使得许多非国有养老基金的赢利并不比通胀率高，致使非国有养老基金的平均养老金比国家养老金的平均数低3倍。于是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养老基金基本目标距给人们以养老金保障还很远。于是非国有养老金被迫在市场上提供其他服务。并且根据市场反映来看，对这些服务的需求远比养老保障还要多。因此，目前在俄罗斯用非国有养老基金服务来进行养老储蓄的需求并不存在。加强立法管理就是佐证之一。国家管理机构正试图把非国有养老基金变得透明且具有社会意义。这里的逻辑是：
政权机构希望在去掉其作为创建人“钱袋子”的吸引力之后，非国有养老基金能最终从事法律为它们规定的“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