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羊城晚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报道框架：框架使用量、框架使用率
会议议程框架：14、8.0％
选举框架：12、6.9％
教育框架：9、5.2％
城市发展框架：20、11.5％
经济框架：5、2.9％
交通框架：32、18.4％
反腐倡廉框架：6、8.1％
住房房产框架：19、10.9％
医疗框架：1、0.6％
弱势群体框架：8、3.4％
文化框架：3、1.7％
治安框架：11、6.3％
环保框架：7、4.0％
安全框架：3、1.7％
社保框架：7、4.0％
立法框架：7、4.0％
农民框架：2、1.1％
就业框架：1、0.6％
其他框架：7、4.0％
使用量从上可以看出，《羊城晚报》对会议议程和选举事项的报道框架仍呈现平衡态势；而对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也同样呈现出“厚此薄彼”的倾向。
在关于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讨论及对策的报道框架使用频度上，位列第一的依旧是交通框架（18.4％）；城市发展框架以11.5％位列第二；住房房产框架以10.9％位列第三；使用最少的报道框架分别是：医疗框架、就业框架（皆为0.6％），农民框架（1.1％），文化框架、安全框架（皆为1.7％）；报道框架使用率介于中间的是：治安框架（6.3％），教育框架（5.2％），弱势群体框架（4.6％），社保框架、环保框架、立法框架、其他框架（皆为4.0％），反腐倡廉框架（3.4％），经济框架（2.9％）。
四、广州三大报有关2007年“两会”的报道框架
以下将对《广州日报》、《南方日报》和《羊城晚报》三大报纸的报道框架使用情况进行汇总统计，最后得出总体报道框架使用情况。
报道框架：《广州日报》、《南方日报》、《羊城晚报》，三大报合计
会议议程：15、9、14、38
选举：14、11、12、37
交通：18、18、32、68
城市发展：9、8、20，37
住房房产：6、10、19，35
环保：4、11、7，22
教育：7、6、9，22
治安：5、5、11，21
弱势群体：6、5、8，19
社保：7、3、7，17
经济：6、3、5，14
立法：3、4、7，14
反腐倡廉：4、3、6，13
安全：2、5、3，10
医疗：3、4、1，8
文化：3、1、3，7
农民：0、4、2，6
就业：0、01、，1
其他：4、3、7，14
可以看出，广州三大报在2007年“两会”报道框架的使用量上，会议议程框架与选举框架基本持平；在有关公共政策、社会问题的报道框架上，交通框架使用量以68遥遥领先，城市发展框架和住房房产框架不相上下，环保、教育和治安同样是广州报纸媒体报道的重点，报道框架使用量最少的是就业框架、农民框架和文化框架。
分析与结论
下面笔者试图对这一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和总结。
在过去，大众传媒还没有那么发达的时候，“两会”只是人民代表和各位候选人的事情，根据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由各位代表提交议案、提案并参与讨论，根据相关政策法规形成解决方案，并以文件的形式作为本届大会的成果留存下来，成为以后五年工作的方向和指导。人民代表按照法律规定选举出来，并代表全体公民的利益，是一种由公民授权的代议民主。
然而随着大众传播媒体之滥觞，在上述模式中又嵌入一个传媒系统，打破了原有生态。
首先，在人民代表提交议案、提案时，旁边的闪光灯、摄像机不时地提醒着这些议案、提案将经由媒体被无限放大。人民代表似乎不仅仅对人民负责，还要对这些媒体负责。
其次，在“两会”召开期间，代表们提出的议案、提案难以计数，但是出现在大众媒体上、占据一定媒体空间的总是一些经过“精心挑选”的框架。这可以从本文所做的框架研究分析中看出：针对报纸所面对的核心受众，也就是广告主所格外青睐的消费者——城市居民、学历较高、收入较高、有车有房的成年男性（三大报纸的大广告主多是汽车、房地产、电讯公司等），报纸在“两会”报道框架的选取上对交通、城市发展、住房房产的框架使用量远远超过其他框架。
再次，通过大众媒体的“议题设置”功能，被大众媒体强调的议题，在受众的认知过程中也相对会被重视。在那些阅读了三大报的广州市民，以及由两级传播模式获知的其他公众中，交通、城市发展、住房房产这些议题也就成为关注的焦点，进一步强化了媒体所设置议题的重要性。在媒体报道的同时，召开中的“两会”也会根据媒体报道的议题进一步修改或加强自身的议题，报纸中也就常会看到“两会”对媒体报道议题的解答及说明，这从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出媒体议程对政治议程的主导作用。
那么，媒体选取特定的报道框架的作用究竟有多大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谈：第一，媒体强调的报道框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人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和判断，也就是格伯纳和戈罗斯提出的“涵养理论”。广州作为一个大都市，其发展面临着方方面面的问题，但在媒体的取景框下，不仅仅是公众，还包括政府看到的都将是这个取景框下的特写镜头。这个特写镜头不仅仅左右着公众的视线，而且还左右着政府的公共政策制定过程，这将是十分危险的。第二，对公众参与政治的剥夺。哈贝马斯在谈到公共领域在19～20世纪的衰落时，就把这种衰落的原因之一归结为大众传媒的兴起。他认为，原先由面对面相互辩论的市民所组成的公共领域，在现代社会已经瓦解为由消费者组成的碎片化世界，公共领域——自由平等的公民之间的一种理性、批判的公共论辩——已经越来越脱离共享的公共空间，变得“解空间化”、“非对话性”。所谓“解空间化”，是指在大众传媒时代，某个事件或某个个体的公共性不再与一种“共享的共同场所”相关，因而获得一种新的、可称之为“被传媒中介化的”公共性或“经传媒调节的”公共性，其特点是常常独立于他们被大量个体直接观察的可能性。[陶东风：《大众传播·民主政治·公共空间》，载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第133页。]公众通过自身理性、批判的精神去理解、参与政治的机会被大众媒体剥夺，沦为大众媒体的“奴隶”。第三，媒体为了贴近受众，满足受众的最大需求，往往具有将政治事件非政治化的倾向，“两会”议题在新闻记者的笔下纷纷变成了对称、押韵，且具生活色彩的标题。如“老城区改造，政府先垫钱”，“设计简陋拓宽不现实，广州大桥炸掉重建？”，“‘天眼’布全城，警力压街面”等，这些简单易懂，甚至有些耸人听闻的标题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却在无形中消解着议题的“政治性”与“理性”的价值。回顾本文在研究背景部分介绍的西方“政治媒体化”现象的表现形式，笔者不禁担忧我国媒体的政治传播是否也会导致媒体与政府的关系走向政治媒体化。通过对广州三大报对2007年“两会”报道框架的实证研究，笔者认识到，这并非是空穴来风，而是切切实实存在于我们身边的危险倾向，却尚未引起足够的注意与研究。但同时，由于我国特有的政治体制和媒介管理体制，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政治媒体化”理论只会造成认识上的偏差，需结合中国的国情以及媒体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特征综合考虑。
由于本文选取的分析样本仅是广州市的媒体，而且只是报纸媒体，尚未包括电视、广播和网络媒体，因此研究结论尚不具备推及效果，需要更多的实证以及理论方面的研究补充，但本文为后续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方法上的借鉴。
参考文献：
张宁：《日本媒体上的中国：报道框架与国家形象》，吉林人民出版社。
张国良主编：《20世纪传播学经典文本》，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梅芳：《舆论监督与社会正义》，武汉大学出版社。
李良荣：《西方新闻事业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
王岳川主编：《媒介哲学》，河南大学出版社。
Everette·E·Dennis，John·C·Merrill著，王纬等译：《媒介论争：19个重大问题的正反方辩论》第三版，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W·Lance Bennett著，杨晓红、王家全译：《新闻：政治的幻想》第五版，当代中国出版社。
Shanto Iyengar，Donald R·Kinder著，刘海龙译：《至关重要的新闻：电视与美国民意》，新华出版社。
〔作者工作单位：中山大学公共传播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