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正荣、李继东
1958年5月1日，我国境内首家电视台——北京电视台试播，同年9月2日正式播出，20年后，即1978年5月1日更名为中央电视台，由此，我国电视开启了30年的改革与发展之路。期间，从1973年5月1日彩色电视试播到1983年实行事业单位属性下的企业化运营，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的开播，1999年“频道专业化、栏目个性化、节目精品化”战略的提出，再到2003年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的明确分野和同年5月1日新闻频道开播，2005年“频道品牌化”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中央电视台作为我国国家级电视台不仅拥有最大的电视广播网和最雄厚的公共资源，而且引领了我国电视特有的发展之路，也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由此，我国电视业日益成熟和多元化，电视由单一的宣传或喉舌功能向政治性、商业性和公共性多重属性嬗变。从半个世纪我国电视的发展历程来看，公共性的自觉是相对漫长的，长期处于混沌或自发状态之中，包容在政治性或更浓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中。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程度日益提高，电视商业性的彰显，电视台在经济上相对趋于独立，电视的公共性才逐渐得以彰显，步入自觉的时期。半个世纪过去了，在当今社会和媒介日益趋于商业化和市场化的大潮中，互联网等新技术正在改变着信息传播的方式和媒介业的格局。同时我国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党的十七大提出文化的大发展和大繁荣的战略构想，包括电视业在内的文化步入了一个更加自觉和更加主动的发展时期，而新时期的发展又是以又好又快为其特点的，媒介的公共性更加得以凸显。中央电视台作为全国最大的公共资源拥有者，在推动电视培育公民意识和公共意识，以及提升社会自治能力的过程中必将继续领航中国电视，肩负起更为重大的历史责任。
建立之初
自20世纪30年代电视作为一种大众传媒形态诞生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将其定位为一种公共资源和社会公器，这不仅仅是因为电视如同广播一样在发展的初期其频谱是一种稀缺的公共资源，而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电视就是一种公共产品[罗伯特·G.皮卡德著，赵丽颖译：《媒介经济学：概念与问题》，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第14页。]，其产品和服务具有公共性。更为重要的是，自上个世纪50年代普遍流行以来，电视愈来愈成为构筑意见环境、影响舆论的重要媒介之一和重要的公共领域之一，加之其影响之广、之大，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在电视业发展之初就对其进行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规制。不过各国因历史文化背景和社会制度体制的不同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英国等大多数西欧国家选择了公共体制，由相对独立的公共机构来经营电视，为全体公民提供信息、教育、娱乐和服务；而美国则以商业体制为主导，并通过FCC基于“公共利益、便利和必要”的原则对市场进行规制，同时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组建了公共电视机构——PBS。可以这样说，在电视发展之初（直至20世纪80年代），世界各国把维护公共利益作为电视业发展的首要价值，以体现其公共性。
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而诞生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电视业选择了国有体制亦是如此。这是因为，早期社会主义的核心理念包括：首先，人是社会的动物，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来解决社会和经济问题，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其次，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合作而非竞争关系，公平是废止私有财产的结果平等，那么实行共同产权就是顺理成章之路，体现为国有制与中央计划经济模式[Heywood，Andrew(1998).Political Ideologies—An Introduction.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pp.105～115.]。进一步讲，个人、集体、群体、国家、民族之间的利益界线尚无明确的分野，个人的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等都成了国家的，是由政府配给的，于是国营组织、事业单位成了当时社会的主体。由此，电视台隶属于国家所有，是事业单位、党和政府的宣传机构，其资金来源完全靠财政拨款，而电视自然被视为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这样的定位和属性认定一直持续了20年。现在看来，当时对于电视属性的认识尚处于混沌状态，喉舌论本身包含着公共性元素，只是混杂在过浓的意识形态宣传之中。到十年浩劫时期，包括电视在内的传媒更是沦为单一化的政治宣传工具，其声音相对比较单一，内容也颇为狭窄。进一步讲，人民的喉舌这种提法本身是倡导电视等媒介反映民意和公众舆论的，只是由于当时的公民还没有从集体或组织中独立出来，公民意识还很淡薄，无法形成自觉的公共意识，以至于电视等媒介所反映的舆论是由上而下的，是过浓的政治宣传化的。
无论如何，我国电视业前20年奠定了电视业发展的基础，时至今日，且不说所有权始终未变，就是电视的属性、电视台的价值理念、组织模式都有前20年的存量，只是电视的政治性、商业性、公共性渐渐地由混沌一体到彼此之间有了相对明确的分野和自觉发展。同时，电视的公共性极大地销蚀在单一的政治宣传之中，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政治权力的展示与对公民的操纵，而非对公共权力的监督。
商业性的彰显
随着有线网路、卫星、互联网和数字等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及新自由主义理念的盛行，自由市场主义逻辑重新诠释和建构了世界经济秩序和媒介市场格局。无论是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布莱尔首相，还是美国的里根、克林顿总统，也无论是1988年的皮考克报告及其后的英国政府白皮书，还是1996年的美国联邦《电信法》，放松规制（deregulation）、促使媒介产业在全球范围内购并、整合资源成为英美等发达国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主要媒介政策，由此，商业化、市场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浪潮。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英美等国家抛开了媒介的公共性，而是商业性的相对凸显，到世纪之交，英美等国家开始对媒介业进行基于公共利益的再规制(reregulation)，英国构筑了以BBC为核心的公共广播电视体系，美国也开始反思购并风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