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1931年6月30日，一封措辞大胆、感情热烈的情书刊登在南京《文艺月刊》上，立即让不知究竟的读者心中荡起阵阵涟漪：这个作者“甲辰”是谁？这封情书又是写给谁的？
许多年后，人们终于知道了这个叫“甲辰”的年轻人，原来就是当时在文坛已小有名气的沈从文。而他所痴恋的对象，竟是他在中国公学任教时的学生—— “合肥四姐妹”之中的三小姐——张兆和。
“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任教，缘于徐志摩的推荐。
当时，与徐志摩交情颇深的胡适正在中国公学担任校长。经他介绍，胡适答应聘请沈从文进入中国公学担任讲师，主讲大学部一年级“新文学研究”“小说习作”“中国小说史”等课程。
这在今天都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沈从文只有小学学历，却要站到大学的讲堂上，不可谓不是胡适的一种大胆尝试。事实上，就连沈从文本人都感到万分惊讶，连忙致信胡适，表达内心的感激与忐忑：
适之先生：
昨为从文谋教书事，思之数日，果于学校方面不至于弄笑话，从文可试一学期。从文其所以不敢作此事，亦只为空虚无物，恐学生失望，先生亦难为情耳。从文意，在功课方面恐将来或只能给学生以趣味，不能给学生以多少知识，故范围较窄钱也不妨少点，且任何时学校感到从文无用时，不要从文也不甚要紧。可教的大致为改卷子与新兴文学各方面之考察，及个人对各作家之感想，关于各教学方法，若能得先生为示一二，实为幸事。事情在学校方面无问题以后，从文想即过吴淞租屋，因此间住了家母病人，极不宜，且贵，眼前两月即感束手也。
专上敬颂教安
沈从文 上
1929年9月，带着几分兴奋、几分紧张，沈从文第一次走上大学课堂，“我在学校功课实在对付不好，因为还是不知道爬上讲台上去说什么是同学有用的话，很多不安”1。为了第一次课，他做了充足的准备，理出的思路和搜集的材料，感觉应付两节课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了。但等他走上讲台的时候，看到台下黑压压一片，满是充满期待的眼神，他的大脑突然一片空白，不知该说什么了。
就这样，沈从文站在那里愣了近十分钟，好不容易缓过神来，开始上课，结果由于过度紧张，原本一个多小时的内容，十几分钟就讲完了。接下来，又是令人难耐的沉默。好不容易挨到下课铃响，沈从文长长吁了一口气，转身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关于沈从文第一次上课的情形，很快在中国公学校园四处传开，而对于他本人来说，也是内心一种特别的记忆，直到晚年仍多次与人谈起，丝毫不避讳当初的尴尬：“第一堂就约有一点半钟不开口，上下相互在沉默中受窘。在勉强中说了约廿分钟空话，要同学不要做抄来抄去的‘八股论文’，旧的考博学鸿词，学王褒《圣主得贤臣论赋》无用，《汉高祖斩丁公论》也无用。新的什么用处也不多。求不做文抄公，第一学叙事，末尾还是用会叙事，才能谈写作……感谢这些对我充满好意和宽容的同学，居然不把我哄下讲台！”2
这件事很快传到校长胡适的耳里，他听完呵呵一笑，为沈从文辩护：“上课讲不出话来，学生不轰他，这就是成功。”
“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
沈从文的大名经常出现在当时的报刊上，且已有不少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他到中国公学担任教员，自然成为学生关注的焦点。因此，坐在沈从文课堂里听课的，除了中文系的学生外，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别系学生，其中就有英文系女生张兆和。
张兆和出身名门，原籍安徽合肥。曾祖父张树声是著名淮军将领，曾出任两广总督和直隶总督，有“儒将”之誉。父亲张武龄虽是富家子弟，却没有纨绔风习，不玩牌，不吸烟，不沾酒，唯一的爱好就是藏书。1906年，张武龄娶扬州女子陆英为妻，育有四女五男，其中四女即赫赫有名的“合肥四姐妹”：张元和、张允和、张兆和、张充和。
本来生活在合肥，家有田产，坐拥地利，也是不错的选择，但深受新思潮影响的张武龄深恐子女沾染上封建家族的不良陋习，1912年初毅然决定举家迁居上海，五年后又搬至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苏州。
到了苏州后，父亲特地给已到读书年龄的三个女儿请了三位老师，一位专教古文，一位专教白话，还有一位女教师，教英文、数学、跳舞和唱歌。张兆和年龄小，又调皮，不时要闯点小祸，因而经常受到母亲的责罚，不许出门。1921年，张兆和与二姐张允和一道考入苏州女子职业学校，由于太贪玩，结果期末考试时除了中文课程外，其余的全部不及格，只得留级。经过这一番折腾，张兆和决心努力学习，读完大学。1927年，她又是与二姐张允和一道，进入中国公学预科。
那时候，各所学校不约而同都有所谓的“校花”“皇后”。张兆和虽然人长得并不高，皮肤黑黑的，并无半点闺秀气，却是运动场上的健将，曾获得过中国公学女子全能运动的第一名，更因篮球打得好而被上海《新闻报》以《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报道过。在为数不多的女生中，张兆和独树一帜，被男生们称呼为“黑牡丹”，位居“校花”首位。
如此风云人物，自然不乏追求者，但张兆和对于这些男生或明或暗的示爱，均是沉默以对。暗地里，心性高傲的她将这些追求者命名为“青蛙一号”“青蛙二号”，并将他们写来的情书束之高阁，从不理会。
1930年2月，新学期开始不久，张兆和突然收到一封非常特别的信，不像往常的情书那样厚厚一摞，只是薄薄一张纸，打开一看，不由一愣，开头劈脸就是一句：“我不知道为什么忽然爱上了你！”再一看落款，更是大吃一惊，竟然是自己的老师沈从文！
对于沈从文，张兆和倒是很有印象。他第一次上课的尴尬与失败，是女生宿舍“卧谈会”上的热点话题。大家说起这位老师上课时讲不出话来的窘态，都觉得很有趣。张兆和也觉得沈从文是位很有意思的老师，且很有文学才情，并不讨厌他，但若说到男女爱慕之情，则是无从谈起。因此，当她接到沈从文的第一封情书时，有点手足无措，甚至觉得这位老师有点疯狂、有点失礼。
此时的沈从文，茫然无助、失魂落魄。正如他自己所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了这位女学生，每当在课堂上看到她的时候，就心跳加速，几乎说不出话来；看不到她的时候，就寝食不安、坐卧不宁，恨不得立刻飞奔到她的宿舍楼下，约她出来说说话、聊聊天。有几次，张兆和请他坐，他却不肯，只是愣愣地站在那里，问候些“功课好吗”“读些什么书”之类的闲话。
张兆和稍稍感到有点蹊跷，却并没有多想。没想到不善言辞的沈从文竟动笔给她写起了情书，而且，一写就没有停歇，接二连三，一封接着一封，一封比一封措辞火热。就这样，一写就写了半年。据《沈从文家书》说，“作者一共给张兆和写了多少情书，没有准确的记录，但估计有几百封，大致符合事实”。只可惜，这些情书全部毁于抗战初期的炮火硝烟之中。
后来，沈从文一家历经战乱与运动，在幸存及“发还”的材料中，包括一本张兆和不满20岁时的日记，其中相当完整地抄录了沈从文的三封信、节录了一封长信的部分内容，并对胡适在其中的作用做了详细的记载。正是这些劫后幸存的材料，大略还原了沈从文痴恋张兆和的真实过程。
根据张兆和的日记记载，面对沈从文的“轮番轰炸”，她始终保持着沉默，一句话不说，一个字不回。转眼到了暑假，沈从文开始有点绝望了。他想到自己无助的单相思，想到没有任何承诺的未来，决定离开中国公学。“因为爱她，我这半年来把生活全毁了，一件事不能做。我只打算走到远处去，一面是她可以安静读书，一面是我免得苦恼。”3情绪消沉的时候，他甚至想去打一仗，真的死了的话，那就一了百了了。
嘴上说要走，心里却舍不得。想来想去，沈从文决定去找张兆和的“闺密”王华莲，一方面探探口风，看看张兆和到底对他什么态度；另一方面，则请王华莲转告已回苏州过暑假的张兆和，希望张兆和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
两人会面交谈的细节，后来被王华莲详细地写进了给张兆和的信件里。1930年7月4日，张兆和收到了这封长长的来信。“半年来为这事烦够了，总以为没事了，谁知事仍如此，或者更会加剧些，叫我如何办法呢！”即便如此，张兆和还是将这封长信的部分内容摘录到日记里，容日后平静下来时细看自己的处置是否得当。这也是《沈从文家书》里收录的第一篇张兆和日记。据王华莲的来信描述：
6月30日，沈从文跑去找她，说是过不了两天就要搬走了，但第二天又跑来说，暂时不走了，并约她过去谈谈。由于当时天色已晚，王华莲决定等天明再去，结果因为那天下雨，一直到7月2日下午，两人才见上面。
一见面，沈从文就递过一张纸，说：“我有一事要问你，可是我说不出口，请你看这个。”王华莲接过纸，只见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
我想问你一件事情，在过去，B.C.（指张兆和）同你说过什么话没有？
她告诉你她同谁好过没有？
她告诉你或同你谈到关于谁爱她的事没有？
……
其实王华莲早已心里有数了，但还是不想一下子将话说破，倒是沈从文似乎是很急迫地想从她这里打听到更多的消息，于是顾不得平时的内敛，开始连珠炮般地发问。
“B.C.一下都没有谈到关于我的事或信件吗？”
“因为这种事对于B.C.尤其多，多了也就不感到如何出奇，所以照例的容易忘记。”
“在以前B.C.同你谈过……她谈过我么？对我的感觉是怎样的？她对我谈过些什么？”
“在以前是师生关系，我们都随便的乱说，都说S.先生（指沈从文）是值得称赞的先生，自从发生了信，也许她怕我们调笑，也许是没有谈到S.先生的机会，所以不大谈。近来她什么也不多谈。”
“她到底对我有没有爱？她将来会需要我的爱不会？假使她现在不需要，而将来需要，我可待她，待她五年。”
“这个我不晓得，不过就我所晓得的，你若认真的问她，她会用小孩子的理智来回答你，‘我不要’，因为问急了，她一时答不出来，也许就给你一个‘要’或‘不要’。讲到将来，将来总有些渺茫，也许是现在恨，而将来变为爱，也许是现在爱，而将来变为恨，那都是不可捉摸的，怎么能凭准呢？”4
对于张兆和内心的真实想法，王华莲是一清二楚的，她不愿轻易伤了面前这位老师的心，只能小心翼翼地回应着，不给他希望，也不让他绝望。
没想到，沈从文突然大哭了起来：“她既不爱我，为什么又不把我的信还我呢？我已经说明了，要解决这个纠纷，最好的办法是把我的信还我。”很显然，张兆和的沉默，让沈从文理解成了另一种意思，于是继续纠缠着。
看完王华莲的来信，张兆和的心也有些乱了，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
我是一个庸庸的女孩，我不懂得说明叫爱——那诗人小说家在书中低徊悱恻赞美着的爱！以我的一双肉眼，我在我环境中翻看着，偶然在父母，姊妹，朋友间，我感到了刹那间类似所谓爱的存在，但那只是刹那的，有如电光之一闪，爱的一现之后，又是雨暴风狂雷鸣霾布的愁惨可怖的世界了。5
爱是什么？张兆和似懂非懂，又不得不学会面对。
“你的顽固即是你的幸福”
1930年7月6日，张兆和“又接到一封没有署名的S.先生的来信，没头没脑的，真叫人难受”！她决定两天后返回上海，亲自解决这段纠葛。
除了二姐张允和之外，张兆和没有告诉另外任何人，便一个人悄悄回到了上海。第一件事，就是与王华莲见面，详细了解沈从文与她谈话的情形。听完王华莲当面的复述后，张兆和突然意识到，事情比她想象的要棘手：“在先，我以为长久的沉默可以把此事湮没下去，谁知事实不如我所料！”
更让张兆和感到不安的是，据王华莲介绍，沈从文还说了一些“恐吓的话”：“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6这简直是在威胁了！
张兆和并不害怕。她知道，沈从文可能是想以他的一点小聪明，将她塑造成一个可怕女子的形象，使其他男子都不敢靠近她，于是他便会感受到报复的愉快了。这样一想，张兆和反倒释然了，她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如果真是如此，这证明他爱我非假，为偿还这不顾一切的爱，我虽永远不会爱他，虽也意想着这未曾经验的落寞的难堪，我也愿这么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