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市场角度看香港学术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一日
鲁尔在《明报月刊》发表了一篇题为《海外遗珠》的文章，畅言“香港富甲一方，大学设备精良”，但在最近的“第一届美洲华人生物科学学术会”中，香港的贡献却平平无奇，因问﹕“香港尚有无学术与科学﹖”这一问，引起港大的王纪庆与戴树焯的反驳。反驳者的言下之意是指责鲁尔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盖香港是藏龙卧虎之地，怎可一笔抹杀的﹖
读了这些有趣的笔战，我想起哲学大师尼格尔（E· Nagel）说的几句话 ﹕“错误的出发点可能得到正确的结论，但以出发点错了而判断结论因而也错，是错上错。”我以为鲁尔的出发点是错了，但结论却是对的，因此为之一辩。鲁尔的错误所在，是见到异地一个华人学会少有香港人士参加，就作出结论。这是说不通的。据我所知，杰出的香港学者，虽是屈指可数，但仍然可以屈指。例如，香港大学有关医学方面的，据一般的评价，确是有二三指可屈的。然而，一般而论，说香港是学术的沙漠地带，也不夸张。
四点事实难以反驳
我以为下列的几点事实，难以反驳地支持鲁尔的结论。
（一）香港政府对教育及学术的资助，以市民或国民收入的比例计，近于举世无双，而香港学子的智慧也绝不后人，但香港的“世界级”学者的数量，却少得可怜。
（二）同样是中国人，在没有思想学术自由的地方发挥不了先天的智慧无话可说﹔然而，在以言论自由见称的香港，在学术成就上，比例与在美国的中国人的悬殊，大致应与鲁尔所指的尴尬比例相若。“月是他乡明”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呢﹖
（三）从香港两所大学的讲师所发表的文章质量看，也显示水平低落。不是说文章数量不够多，而是少有重要性的。美国的三流学府是“计”（重视）文章数量而不计重要性的——香港也是如此。我见过不少发表了数以十计的文章的讲师，作品被引用的次数却绝无仅有。香港的大学讲师要升级，多产比写出有分量的文章重要。
有些香港学者认为香港是弹丸之地，学术无人问津，虽有佳作，也会被人漠视了。这观点不能成立。
有分量尤其有里程碑性的文章，就算埋地三尺，也会被人发掘出来。经济学大师 J· Viner的一篇《成本曲线》，遍投多本学报不被采用，其后以德文发表，被翻译后成了名。科斯定律的经典之作，是在当时仅发行五百本的《法律经济学报》发表的。后来该学报为世所知，二十多年来，因为科斯大文所在的那一期重印了数千册。
（四）最后一点是香港的学术气氛非常淡薄。鲁尔提出“美食”是香港人所好——民以食为天，也许无可厚非，可是对“赌马”的狂热，我们是难辞其“咎”的。我们不能否认鲁尔所提出的“九七”问题对香港的学术研究有某程度的影响，但香港的学术不成气候，绝非“九七”问题出现之后才有的现象。
在芝加哥大学的饭堂内，我很少听过教师们在进午餐时讨论学术以外的问题﹔在世界任何稍有名望的研究院中，我们很难找到选科以“容易”为准则的学生。在美国，大学教授的名片上不会印上博士的名衔﹔芝加哥大学所有教授的称呼，都是“先生”﹑“太太”或“小姐”。
不成气候需要解释
我不同意余英时认为香港毫无文化可言的观点。我以为香港的文化自成一家，未必足以骄人，却大有研究的价值。但在学术的成就上，香港的水平乏善可陈，倒是千真万确的。鲁尔的出发点可能有误，但结论大致上是对的。
香港既有言论自由，有大量资质可取的学子，也有对教育极为乐善好施的市民与政府，而学术的水平竟一至于斯﹗若说香港在地理上远离欧美的学术中心，也不成其理由。在以色列的两所大学，学术水平直达一流。解放前的中国，清华及交通大学的水准，在国外有口皆碑。金陵大学在三十年代所作的中国农业调查资料，至今仍是举世无匹。
那么我们怎样解释香港学术的不成气候呢﹖我以为答案是布坎南（J· Buchanan）说的以税收津贴教育的问题。在公立教育的制度下，“出售”教育的人（被资助的学校与教师）不需要向“购买”教育的人（学生或他们的家长）负责或有所交代，而提供教育经费的人（纳税人）却无权过问。在这个特别的“市场”上，资助教育的纳税人与学校及教师被政府分离了，使前后二者互不相顾﹔而有问题时，需求教育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的投诉起不了大作用，因为教育是免费的，他们不能以“不交学费”这最有效的办法来惩罚推出教育的人。
美国的津贴教育，与香港的有两大分别。其一是﹕美国的“免费”教育远不如香港那样普遍﹔一流的私立学校林立。最好的学校大都是私立的，而这些学校的成功，逼使公立的学校在竞争中力争上游，设法向“最好”的看齐，否则它们的经费会下降，好的教师或学者会另谋高就。第二个重要不同之处，是美国各州的教育征税，是由纳税人投票决定的。公立学校办得不好，纳税人心知肚明，到投票时可能一面倒地反对增加资助。
在香港，由于“官立”的学校不用与私校竞争，教师的薪金甚至等级大致上是与他们教学的成绩或研究的成就脱了节的。决定薪酬的多寡，任职年期的长短竟然远比学术成就与贡献的大小更重要﹗又因为政府津贴的教育经费庞大而普及，分享这甜头的还包括了学校以外的“官营”机构，后者便对中﹑小学加以不少硬性的约束，使得教师不能发挥他们各自的所长。
学券制度奖优罚劣
政府应否以税收来津贴教育是主观的事，我们难以客观地反对。但客观地看，同样的经费，在不同的制度下可促成完全不同的效果。我以为香港的征税教育应该采用弗里德曼多年前建议的办法﹕学券
（school voucher）制度。在这制度下，每个“免费”学生由政府发给津贴费的学券，让他们自由选择学校，交出学券作为学费。学校收到学券后，就可向政府索取学券的面值。用这样的办法，学校是可以图利的。在竞争下，佳校兴旺，劣校不改进就倒闭﹔优良的教师被抢聘，没出息的被解僱﹔在大学里，学术上大有成就的教师也就大有吸引力了。在市场竞争下，他们的学术贡献会与他们的薪酬成正比。
政府应否津贴教育是主观的问题，但说教育是一种有价值的产品却是客观的。教育的供应及需求与其他产品无异。以市场竞争，以市价定优劣，产品的“质”与“量”如何，就会由消费者（“购买”教育的人）来决定了。
我不相信香港的纳税人或消费者会认为学术的成就不重要。他们只是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表达他们对学术与教育的重视而已﹗
舍四取三的谬误
一九八九年二月三日
（二○一○年五常按﹕本文建议教育应跟随国际惯例——中小学十二年，大学四年——是二十一年前提出的了。香港的教育权威反应迟钝，要到大约十年前才决定这样做，二○一二年才能成事。教育的事，是不应该让学问不足的权威来决定的。）
从香港中文大学推行暂取新生制所引起的多种微妙发展，以至最近行政局作出中大要放弃四年大学制的决策，是一场令人叹为观止的小型政治风波了。
港大要实行四年制不能成事﹔香港问题累累的教育制度逼要继续下去。令人遗憾的，是在整个事件的发展中，香港的教育及考试制度的主要缺点没有被正面研究﹑检讨，而更重要的学生前途问题竟然不获关注。纳税的家长们躲到哪里去了﹖
四与三的取舍问题
我不想在这里抨击香港教育制度的诸多问题。我要谈的是大学四年制与三年制的取舍。有两点是大家同意的。让我从这两点说起吧。第一，香港的中学与大学的学年制度应该统一。第二，从小学一年级至大学（学士）毕业，应该是十六年——这是国际的标准。至于这十六年的分段，应该是十二﹑四，或十三﹑三，还是十一﹑二﹑三，是问题的所在。举世都是向十二﹑四那方向发展，而香港所选的是十一﹑二﹑三。这是几个选择中最劣的了。十二﹑四既不能成事，我在结论中会建议，唯一可取的补救办法是十二﹑一﹑三。
跟而来要谈的几点，可能有人不同意，但却是极其重要的。
第一，中五的会考（即小一起的第十一年），在国际的规格上算不上是中学毕业﹗要到外地去留学，中五的文凭不伦不类，成绩再好也只能跑到三流大学唸第一年级。要到外国去补读中学的最后一级，是难以获得“插班”学额的。因此，有不少打算到外国去留学的学生就在香港读中六，但中六没有文凭可据，他们就逼要读中七。很不幸，中七的成绩不一定会被外国的学府接受。一般而言，美国不见经传的大学不知香港的中七为何物，而大有名堂的，则只取中七成绩作为一年级的一部分学分。如此一来，要到外国唸书的，读中七往往费时失事。
第二，要留在香港唸大学吧，但读了中七，能进大学的机会实不高。中六及中七的课程是为进大学而预修的，若预修而不被取录，虽不能说前功尽废，但浪费了莘莘学子的时间与纳税人的血汗金钱，却是无可置疑的了。
第三，中七的教育水平不及大学四年制的第一年。说港大及中大的师资远胜中七，并无贬低中学教师之意。举一个这样的例子﹕在中七唸经济学，由我的学生教﹔在港大第一年级唸经济学是由我教——就算港大改为四年制，第一年级的经济学也会是由我教的。我的学生教书能力可能比我好，但对启发学生的本领他们还需有较深入的学问与经验。经济学系的例子如是，其他学系也如是。
第四，不要以为大学四年制的第一年的经费，会比中七的经费为高。正相反，四年制的大一经费远比现在的中七经费为低。香港中学教师的薪酬及补贴（尤其是官立中学）比大学讲师只是低一点，但有两个因素会促成四年制的大一的经费比中七的经费低得多。一方面，中七的学生远比大一的多。中七被取消了，大一要开的班数会远比中七的班数少。另一方面，大学一年级上课时可以济济一堂——这是美﹑加大学的惯例，所需的讲师不多。例如，我现在教的大一经济学，一班就有四百多学生﹔在美国我曾同时一起教八百多名。一般大学教师的经验是﹕一班若有三四十人以上，多教几百个没有多大分别，而这“人头涌涌”的教学， 在大学内是有特别的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