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大的两年中，盖尔是维护我的长者，对我像弟弟那样教导。他当时是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身居要职，但我凡要问前途，选路向，研究何去何从等，求教于盖尔，他必定慷慨地给我时间，慎重地考虑后才给我答复。我记不起有哪一次不听盖尔的话。
记得《佃农理论》出书时写序言，我措辞激动地感谢盖尔的教诲。他读后约见我，说序言虽好，但希望我考虑淡化一下感谢之言。我于是要从他手中拿回该序言的文稿，但他说﹕“这文稿送给我吧，将来有一天我会重读这序言的原稿的。”
盖尔 ·约翰逊是二十世纪的一个伟大教育家。他曾经是名重一时的芝加哥大学的副校长﹑院长﹑图书馆长﹑经济系主任，也曾经是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刊物编辑等，屈指难算，往往同期身兼数要职。十八年前，香港大学的黄丽松退休，要找新校长，我极力建议以重金聘请盖尔。得到的回应是香港回归在望，不能接受外国人做头头云云。这种及其他与学术无关的政治意识使港大一蹶不振。
二十年来，盖尔·约翰逊对东欧与中国的制度改革很关心，尤其是在农业人口转业那方面，他作过深入的研究，提出不少建议。对中国情有独钟，这些年来他在神州大地周游了多次。是林毅夫的师傅，北大朗润园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应该称盖尔为师祖了。盖尔的女儿曾经在中国传授英语，更收养了一个中国男孩。
两年前盖尔到香港来，袁天凡宴客鲤鱼门。我坐在盖尔身旁，说往事，见他身体尚好，思想还敏捷清晰。但去年到朗润园讲话时，听到的是盖尔的健康走下坡，大不如前了。
我自己欠盖尔实在多。我认为中国的农民也或多或少欠他的。
英雄也迟暮——复雅媛同学
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雅媛同学﹕
拙作《得些好意须回手乎 ﹖》在《还敛集》发表后，收到几位同学的慰问，其中你的电邮说得比较多，而我的太太又说你的中文写得好，这里给你一个回复，好叫其他同学可以一起读。
你可能读过《楚辞 ·离骚》写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迟暮是说光流水逝，盛年难再。所谓岁月无情，是每个人都要遇上的。无可避免的事，不值得感叹。但我不是美人，要振作起来下笔，就以《英雄也迟暮》为题让你和其他同学开心一下。你还年轻，很多人生的事还没有机会体会到。但像你那样年轻时，我意识到要知道自己﹕什么事项有兴趣，天分如何，有没有机会做出一些可以拿出来看看的，都要客观地衡量一下。我有一儿一女，同样教导，对他们说造诣要有自知之明。哥哥一教即懂，妹妹没有兴趣，虽然她得到祖父母的遗传，天赋比哥哥高。今天哥哥在学术上有点成就，妹妹依然故我，很可爱的。我不认为一个人要有些成就才作得准，所以从来没有勉强儿女求学的事。是他们的生命，他们选走怎样的路，只要是快乐的，我都支持。
儿子和我选走的路比较困难。我们都希望在一些“玩意”上做出一些成果，给自己一点满足感。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一些人选走这样的路。罗曼罗兰说﹕“人的生命本来是痛苦的，尤其是那些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更是无日无之的斗争。”我不认为自己是个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只是觉得在一些“玩意”上能做出一些看得到的成果，可以得到一些金钱买不到的满足感。为什么有些人喜欢这样做，有些人不喜欢，我不清楚。我自己的看法，是生命只有一次，怎样也要尝试一下自己有兴趣而又有机会做出一点成果的事。至于这样做惹来争议，当初没有想过，今天也懒得管，但意识到世界上有很多无聊的人。
我知道自己，但不明白一些朋友。你可能在报章上读到一位姓王名石的人，最近在南极攀登高峰，冷他不死，无恙归来。我喜欢王石，知道他不是个要出风头的人，但曾经劝他不要涉足有生命危险的玩意了。去年他以五十二岁高龄，攀登地球上最高的珠峰，也无恙归来，但瘦了二十多磅。要跟他搞笑一下，我以书法送他八个大字﹕山不在高，到顶则名。据说他珍惜地挂在办公室的墙上。
你可以解释王石的行为吗﹖你或许记得，两年前我为王石写过一篇关于海明威的黑豹故事。大文豪是这样说的﹕在非洲的高高雪山顶上，当地的土人发现一只死去了的黑豹，但那黑豹明知雪山顶上没有食物可寻，为什么还要爬上去呢﹖我喜欢海明威的作品，因为他的哲理使我感同身受。你记得他的《老人与海》说﹕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可以被打败。海明威解释了王石，也可能解释了我。
选走我这种人生路有好些矛盾。需要日思夜想，不断地追求，于是不可能很有系统或有组织地安排日常的生活或工作的程序。搞研究文件资料乱堆，不许任何人移动﹔搞摄影可以忘记了照相机放在哪里﹔写书法往往找不到要用的石章。可幸的安慰，是不少师友也类同﹕弗里德曼当年要把文件堆在乒乓球桌上才能清理﹔一位旧同事竟然遗失了（不是被盗了）他的汽车﹗
要有自知之明。除了上述对自己的兴趣与天赋要有客观的衡量，在几个项目一起进行时，要判断哪项可以继续，哪项要急攻，哪项要知难而退。我曾经因为一个极端困难的题材，不懂得知难而退，浪费了三年大好时光。
要有适当的训练基础。任何学问，我重视基础，但有了适当水平，不会继续在技术上大花时日。例如在经济学我少用数学与统计学，但我知道什么问题要用上这些学问，知道怎样求教于人，也知道教我的不能骗我。至于经济学必需的基础原理，我花的时日之多使我的掌握自成一家。
最后是要把握时机了。这就是《得些好意须回手乎﹖》的话题。回顾平生，时间的选择只严重地错了两三次，其他都把握得好。这是难得的。时光一瞬即逝，盛年之际，加起来只浪费了五六年，是难得的判断了。
曾经与王石谈及他攀登珠峰所需的准备﹑训练﹑安排等，竟然与上述的如出一辙。他当然要比我计算得精确﹕我算错了浪费时日，他算错了命丧山头﹗
如果我的学问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就是除了专业的经济学外，我对古今中外的所知来得很平均。无论艺术﹑文学﹑科学﹑哲学——今天的，昨天的，东方的，西方的——我也涉猎。不足以为人师表，但够用。是奇怪地平均。不少朋友说，我为文的中﹑英语水平完全一样，但我以英文写文章比以中文写早二十三年。
没有刻意地把自己的东方与西方知识平均化，但结果来得很平均。我对这怪现象的解释，是中西不论地做学问一段长时期，会意识到在哲理与原则上双方没有什么分别。这样，自己的脑子就产生了一种自动调整的机能，把双方的知识水平拉为一线。要做学问，同学们要记这几句话。
英雄迟暮，走下坡是必然的。我担心的不是经济分析走下坡，而是如果分析变得糊涂而自己不知道，
会误导学子。最近林山木说我宝刀未老，但见到一些前辈的不幸经验，自己有戒心。另一方面，艺术与科学不同，前者是感情的表达，不多管逻辑，可以很老还有进步。
与一些前辈谈艺术，加上自己多年来对艺术历史的爱好，我知道学问对艺术很重要。有大成的艺术家是把感情与学问融会在艺术作品中。我不敢期望在艺术上有大成，但认真地尝试一下差不多是时候了。这些日子我重操搁置了三十八年的摄影艺术，自觉很容易把上述的融会谱入作品中，得到满足感。
很不幸，书法远为困难。感情的表达还可以，但到今天我怎样也不能把学问写进书法去。我可以从米芾﹑王铎等人的书法中看到他们的学问，但自己的书法就看不出一点学问来。明年有较多时间，要关起门来细想一段日子吧。
希望你有一个愉快的春天。
张五常
睡在图书馆的日子
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
一个美国纽约大学的清贫学生，交不起宿舍房租，偷睡图书馆八个月，被发现了，校方没有处分，反而安排这学生免费住宿舍。这个有趣而又感人的故事，最近成为国际新闻。
是不同的年代了。当年做研究生，我在洛杉几加州大学的图书馆断断续续地睡了两年多，不是偷睡，是光明正大的，而“睡馆”的同学还有其他两个。说断断续续，因为当时有自己的小公寓，交得起房租，只为了读书方便而选睡图书馆，不回到自己的公寓去。那时成绩好，校方免了学费，做助理教员的月薪大约美元三百，找外快，替教授改卷每份一元，替学校运动员补习每小时五元。那是四十多年前，通胀之前的日子了。
那时大学的图书馆每天开二十四小时，每年开三百六十五天。研究生可以申请，在图书馆内拿得一个专用小室（称cubicle），在地上对角可以睡觉。小室内有书桌，桌上的墙有书架，小室有门，可上锁，外
人不得闯进也。灯是自备的，也带了枕头﹑被铺﹑清洁用品之类，而重要的是一只发热针。后者用于把罐头汤在数分钟内煮开，与饼干同吃大有奇趣。不是没有钱吃得较好的，而是懒得跑到外间吃汉堡包。
住在图书馆，可不是因为在地上睡觉有其过瘾之处，而是要读的书太多，借出搬回家，搬来搬去，很麻烦。看官要知道，图书馆藏书的分类，先是一门学问分类，继而专题再分类。要研读一个小专题，可以一下子把所有有关的书籍搬进自己在图书馆内的小室，不用借出去的。馆内有小手推车，满载推进自己的小室，读后满载推到走廊，不须放回原来的书架上去。事实上，图书馆的管理禁止我这种大读客把书放回书架，因为可能弄错编排次序。有这样的服侍，图书馆乃天堂也。只有研究生，有教授推荐信的，才有这样的享受权利。
一天阅读十多本书，可以那样快吗﹖可以的，因为不是逐字逐句地读，而是随意地翻阅。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书都很无聊，毫无创意，多一本不多，少一本不少。问题是求学的人不多翻阅就无从作出判断。老师或同学津津乐道的重要读物，有口皆碑的，与自己所学有关当然要细读。但这个层面的作品，与自己攻读有关的，起来不到两英尺。其他很多很多的书，不被重视的，可能有一章半章值得细读，或其中可能提到一些事实，不知是真是假，与他书所载不同，对学问上的思考有助。偶尔碰到一本不见经传但自己认
为是要读的，惊喜也。沧海遗珠不常有，但有这回事。当年翻阅群书，找新意，有大海捞针之感，但做学问，捞针总要捞一下。
今天才知道的意外收获，是当年睡在图书馆的日子，苦闷之余找了好些与自己读书考试无关的书籍看。什么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明治维新﹑艺术历史﹑路易十四都很有消闲价值。目过不忘，这些是我今天写专栏文章的本钱了。虽说不忘，其实忘了不少。历史的年份有时记错（不会大错，小错无伤大雅吧），而细节免不了有点出入。最难记的是人名与地名。不知何解，年轻时的记忆力，虽然朋友认为是奇异功能，永远记不起他人认为是容易记的人名与地名。我这个人对专用名词显然有抗拒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