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这点很重要——虽然四年制的大一比现有的中七经费低，但若取消了中七，中五的会考便要取消而改在中六举行。这样，中六的学生会比现在的多，导致中六的经费增加。这上升很可能会比取消中七（而增加大一）所能节省的经费大。这是说，取消中七，增加四年制的大一，而又同时扩大中六，香港的教育经费是可能略为上升的。这少许代价，香港纳税的家长不应该有异议。这是因为他们子弟的中学毕业是真正的毕业，多了一年不是什么“预科”的教育，而他们无须为子弟应否唸中七的问题而烦恼，作无所适从的选择了。中六的毕业文凭，是世界任何地区都承认的。
要有效地运用纳税人的钱
我是不赞成政府（其实是纳税人）津贴教育的。应否津贴教育是见仁见智的事。但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既然要津贴，这些钱的代价需要获得应有的价值。在市民总收入的百分比上，香港的教育津贴经费之巨，似乎是世界之冠，但赢得的不外是些权力斗争，利益分子在教育问题上夸夸其谈，实际的成就令人尴尬。
纳税人应该有权选择。我们也应该让他们在被迫津贴教育的局限条件下，有力地以选择的办法来争取他们所付代价的应得价值。我同意弗里德曼的主张，把政府津贴教育的经费，以学券（school voucher）的方式分配给家长或学生，让他们自由选择学校，交出学券作为学费，而校方收到学券后，可向政府收取面值的现金。学校于是要自负盈亏，可以赚钱，也可以破产。这样，学校与学校之间会增加竞争，不满学校教育水平的家长或学生就能有效地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对某校不满，可以不光顾该校而使之关闭。
纳税人若有选择的权利，会逼使经费节省，或在用同样经费的情形下，逼使教育质量提高。香港现在的教育经费如此庞大，我们不应该谈“经费不足”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有钱可花就乱花一通，经费再大，津贴再多，也只如担沙塞海。花钱要有适当的约束才能得其所值，而这约束，是应由纳税的或光顾学校的人来决定。只要这样做，香港现在的教育经费，是足以应付大学四年制的统一而绰绰有余的。
结论
港大三改四不成，中大却被迫四改三。假若大学三年制一定要统一的话，怎么办﹖唯一可行的补救办法，是将十一﹑二﹑三这个糊里糊涂的制度改为十二﹑一﹑三。“十二”是指小一到中六才算是中学毕业，现在的中五会考改于中六举行。这是国际承认的中学毕业了，对要出外留学的大有好处，使中学毕业后出 来工作的多获一年非“预科”的教育（工作一段时期后再唸大学也方便），而要在香港进大学的则不需花“预”而不“收”的时间了。
“一”是指中七，算是大学的第一年了。入了“中七”，并非入了什么“预科”，而是算入了四年大学制的第一年。从中七升入三年制的大学，就会像四年制的大一升大二那样方便。换言之，大一改在中学那里教。这与美国的 community college的性质相同。在这个十二﹑一﹑三的“方程式”下，大学是三年制，同时也是四年制﹔而中六是明确的中学毕业，进了“一”就算是进了大学之门了。
知识就是力量
一九九一年一月十八日
英谚云﹕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如非通过翻译之笔，中国历来没有这句话，或类似的说法。这是中国人的悲哀。
“力”本来是有形之物，但从西方文化那方面看，无形的思想也是力量了。我不是说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没有类似的概念——事实上，中国人的抽象思想能力绝不后人。但在中国的成语中，这样的话没有听过。中国人贬低知识的力量，由来已久。传统上我们有墨守成规的某家某家学说，在革命中我们的口号琅琅上口，知识何物不值一提。
回顾历史，几百年来，中国执政者中尊重知识的重要人物，只有清初的康熙。康熙是个开明的好皇帝。在一个闭关自守的国度中，他的思想开放得令人难以置信。他欢迎外来的宾客，不耻下问﹕“你能否教我怎样改进人民的生活﹖”这句话，中国的执政者再没有“下问”有好几百年了。
从小我就欣赏“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因为自己手无缚鸡之力，逼要向知识那方面打主意。在美国的学术界内，知识与力量的相连是一个黄金定律。
记得在越战期间，美国不少青年反战。这些青年之中有一部分是什么也要反的。在洛杉几加州大学的经济系内，有三几个属于造反派的青年教师，跑进阿尔钦的办公室说﹕“你们老头子有权，我们后生小子没有，所以非造反不可﹗”阿师气定神闲地回应﹕“知识就是力量。你们何必造反﹖只要你们的经济学知识能胜过我，‘权’就是你们的。”
是的，在有道的学术行内，知识不仅是力，也是权。若知识与权力不连带在一起，学术的发展就变得困难了。八二年我回港任职，当系主任，朋友问﹕“校方给你很大的权力吧﹖”我回答说﹕“那种权力有等于无，行政的权力可有而不可用﹕一用起来，同事们不高兴，这权力无所适从。”不久前，港大一位行政人员说﹕“你是系主任，权在你手上﹗”我回答﹕“我们经济系谁做主任也没有分别。谁对经济学知得多，谁就有权，同事之间是以知识作为权力的后盾。”他听得莫名其妙，可能他没有听过“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
自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我对“知识就是力量”之说有点疑问了。在我们这个东方之珠的大都会中，知识归知识，权力归权力。本来没有什么不妥。问题是，教育界中有些稍有权力的人，好玩权术，视知识如粪土。香港的教育无奇不有。某些管理考试事宜的人似乎对我说﹕“你们当教授的懂得教，但考试的事不是你们的专长，还是由我来管吧。”某些以教育为己任的专家似乎对我说﹕“你们教授的学术水平比我们高得多，但你们只懂学术，不懂教育，这后者非由我们来管不可。”一些因为学问平平无奇而逼要搞一些可有可无的行政的人似乎对我说﹕“你们的学问看来不错，但你们可以私相授受，胡作非为，我们非管不可﹗”是从门缝里观人，把人看得扁了。上述的诸如此类的话，我回港八年不知听过多少遍了。到最后，我不能不发点牢骚。当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对我说那些话时，我很不客气地回应﹕“我有很多学生的学生已经在美国当教授。我要怎样教，教什么，没有谁管得。”最近，一位朋友见我办事从不买账，忍不住说﹕“你的权力似乎很大呀﹗”我回答说﹕“我讨厌权力，但我知道，知识就是力量﹗”
港大的“校外主考”制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
说来真的话长了。
我任职的那间大学——香港大学——竟然有“校外主考”（External Examiner）这回事。中文大学也有，虽然他们“校外主考”的细节我不清楚。至于新办的科技大学，有没有“校外主考”这个费时失事的玩意，我不知道。
所谓“校外主考”，是指港大的每一个学系，必须有一个在外地（校外）的同系学者，监督这学系的学术水平。学生考试的题目出得够不够严谨，试卷的答案够不够分量，硕士或博士论文是否达到国际水平等等，都要那位校外主考作评述，每年写下评语，隆重其事也。
回港任教近十年，我对这“校外主考”制度毫无好感，认为是多此一举，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且听我解释吧。
第一，既然校外的主考人威风十足，他必须是国际学术上的知名之士。这样的人在暑期间大都周游列国，要他们闭门数天安心阅读试卷，难于上青天。
第二，有资格做“校外主考”的，身价不菲，而港大付出的酬报，有等于无﹗记得三年前，我们港大的经济学系委任了一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者做“校外主考”人。这位仁兄一见试卷之多，工作之繁，立刻辞职不干。
说起来，这位经济大名家是我的徒弟。师傅请徒弟做师傅之主考人，已是世界奇闻，殊不知这个徒弟一看众多试卷，就连考师傅之瘾也不过了。
第三，要寻找一位在国际学术上有地位的“校外主考”人，谈何容易﹗香港的纳税人真是乐善好施。
他们从来不闻不问，间接地送钱给我和其他同事找“校外主考”去也。纳税人可不知道，九年以来，我们港大的经济学系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没有有识之士会对什么“主考”云云感兴趣的。
第四，我们经济学系的“主考”仁兄，每年都把我们大赞一番。然而，这些恭维的话若非白色的谎言，就是客套之语，对我们毫无裨益。
第五，如果某校外主考人不识时务，把我们经济学系批评得体无完肤，那又会怎样呢﹖答曰﹕我们会听而不闻，视若无睹。须知除了一位同事之外，所有其他十八位经济学系教师都是博士。既然人人皆“博”，又何必妄自菲薄，以他人的评论为依归﹖
第六，据说“校外主考”制的一个重要成因，是我们做博士的懂得研究，但不一定懂得怎样教学。真是胡说八道。难道校外主考人一定懂得怎样教学了﹖又难道这位主考人可以看看学生的试卷，就知道我们的教书功力如何﹖
一九六六年，我曾获加州的最佳教授奖。想不到，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港大竟然要校外主考人来指导我教学之法，令我啼笑皆非。
我想破了脑袋也想不出“校外主考”制有什么好处。
这个制度无疑是昔日大英帝国殖民地的传统。三十多年前，港大一个博士也没有。水平如斯，以外间较为有“识”之士加以品评，约束一下不学无术的胡来，也是好的。但港大今非昔比，何必“考”之﹖
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与现实情况脱了节﹑对学术进展没有关系的制度，今天仍然存在。一个解释，是港大的教师没有自信，所以请外人监管一下。这个解释显然不能成立，因为曾与我谈及的非经济系的一些同事，私下里都认为该制度乏善可陈。
我认为比较可取的解释，是该制度可以给一个学系以藉口，凭校外主考每年一度的客套赞赏，就算是对政府的大量资助有了交代。这种自欺欺人的行为，是不应该在高级学府发生的。
我也认为，一个学系若有世界级水平，“校外主考”分明是多此一举﹔而不达世界水平的学系，不办也罢，取消算了。
“公立”兵败如山倒
一九九六年二月九日
不久前在某杂志上看到一份美国大学的高下排列表，不胜感慨。
十多年前，我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其时该校在美国排名于十二至十五之间。料不到今天跌到五十，算是二流了﹗若非该校的医学研究（包括生物学研究）依然举世知名，其排名可能跌近一百吧。
我就读的洛杉几加州大学，十多年前徘徊于第九至十一名之间﹔今天，母校跌至三十名之外。当年，美国的首席学府是伯克利的加州大学。今天，伯克利加大排名二十八——也算是二流了。
今天排名第一的哈佛，二十年前有点不成气候，但排名仍在三至五名之间。我和同事们当时的解释，是“烂船还有三斤钉”。想不到，当时威风十足的伯克利加大，一下子变得“三斤钉”也没有。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