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看今天美国大学的排名表，我们知道伯克利的悲剧，是“公立”使然。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公费州立的就只有一两所岌岌可危地存在﹔想起二十年前大部分都是州立的，恍若隔世。
为什么“公立”大学一致地兵败如山倒呢﹖
一般舆论的解释，是州立的政府资助，愈来愈少，以致经费不足云云。这解释是不对的。二十年来，在通胀调整后，美国州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下降，是事实。但州政府为恐大学素质下降，早已容许甚至鼓励公立大学增加学生的学费，尽可能以此弥补“公费”之不足也。大名鼎鼎﹑地点适中﹑校舍一流的州立大学，摆明先天优厚。条件如斯，怎可以给单靠学费与募捐维持的私立大学——包括一些此前籍籍无名的私立大学——一个回合就打下马来呢﹖
我认为这问题的主要答案，不是州立大学的“公费”不足，而是这些大学所行的是“共产”制。这制度既有“大锅饭”，也有“铁饭碗”。州立的大锅饭，是指教授的待遇（薪酬）总有点论资排辈，薪金的递增有“等级”（scale）的规限。要是某教师“英雄出少年”，思想僵化了的老教授高高在上，怎可以容许这少年的薪酬倍升呢﹖有些州立大学不事振作的教授，竟然组织公会，以“罢教”要挟，务求薪酬合乎“大锅饭”的规格。
州立大学的铁饭碗，是指一位教师入校六年，一经审定批准，就可以享有终生僱用之利，“做”是年薪美
金三万六，“不做”也是三万六（今天大约五万六——当然，其中还有等级的调整）。
在上述的“共产”制下，大学有什么风吹草动，请辞离校而另谋高就的是哪些教师呢﹖答案明显不过﹕是那些有私立大学的“高就”可以“另谋”的教师。市场永远是那样无情﹕可以“另谋”的“高就”，永远都是为有本领的人而设的。学问市场也是如此。
二十年前，我为幼年的儿女在美国选取学校，宁愿选取每人每月交三百五十美元的私校，而舍弃免费的公立学校。于今回顾，我有先见之明。
八二年回港时，香港政府大事资助官立学校，私立的一败涂地。但我还是把儿女送进每人每月要交数千元学费的私校，因为我要校方老师每月跟我见面一次，商谈一下孩子的发展问题。如果校方不合作，我会把儿女“转”到其他的私校去。也难怪，十三年后的今天，私立的中﹑小学，在香港经历过“荣﹑枯”后，春风吹又生。
香港今天的大学，行的也是“共产”制。教师吃的也是大锅饭，做了几年，用的也是铁饭碗。香港的“公立”大学，不会像美国那样，一下给私立的打下马来。主要原因，是在香港以学术谋生的，没有私立的“高就”可以“另谋”。还有，香港的大学互相协定，教师转校不能脱轨加薪——少年难出英雄也。可以肯定，香港政府对大学的资助，以每个学生 计，是世界之冠。假若我们的大学参与美国的排名比赛，其名次不令我们尴尬是奇迹。
“公立”像“共产”一样，历来都是虎头蛇尾，开始时声势浩大，但若干年后就兵败如山倒。那是我这一辈知道的“规律”。
从一个学生的一个问题说起
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
在港大招收新生时，一位学生问﹕我们在中学几年的校内成绩，是不是完全不计的﹖我答道﹕完全不计﹗肯定地答了这一句，不禁悲从中来。骤然听来，这学生提出的似乎是个无知的问题，但其实是点中了香港中学教育的致命伤。
我对该学生解释说，那是香港教育制度的问题，而我是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不可能改变这个制度。我认为，要是香港的教育制度像美国那样，重视一间有分量的中学的校内成绩，也重视一个有分量的中学老师的推荐信，教育的发展会有另一番景象。问题是今天香港的中学，不容许一个老师发挥个人的学问或设计自己独有的课程，使我们无从判断一个有真才实学的老师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别无选择，墨守成规的会考就成为唯一的准则了。
一时间我想起在美国任教职时的一些往事。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做招收研究生的评审员。参与评审的有做助理教授的五个后生小子，由年长而又
大名鼎鼎的刘易斯（Gregg Lewis）做评审主席。我们这几位“后起之秀”也真的可怜，每人花了近一百个小时来审阅大约有五呎高的学生申请资料。我们精心排选，每人把最可取的前五十名学生的高下排列出来。跟与刘易斯开会议。
刘易斯把他对学生的排列名次给我们看，竟然与我们所排列的完全两样。他不让我们的选择有丝毫重量﹕学生名次排列要依他的而行，一个也不能改。我们当然一肚气，心想，近百小时的工夫，付诸流水，那委任我们做评审是搞什么鬼的﹖
刘易斯见到我们的脸色，解释说﹕请你们做评审，不是要听取你们的意见，而是要给你们一个机会，学习一下衡量学生的准则。他跟说他作过统计，大学会考（GRE）的成绩，与学生后来的表现没有可靠的关系。他又如数家珍地例举哪一间大学的成绩，再好也是三流，而哪一家成绩平平的，却非同小可﹔哪一位写推荐信的人绝不可靠，而哪一位只说半句不错的话，就言出如金，可以肯定。
后来校方依照刘易斯的排列，先通知前十一名学生，给予最高的奖学金。但这十一位学生中，答应到芝加哥大学深造的只有一个。其他都给芝大之外的名校“抢”去了。
最令我佩服的，是刘易斯排名第一的学生，是以色列一间大学的，成绩只是中上。这学生什么会考成
绩也没有，不在我所选的五十名之内。后来我才知道，这学生被美国最高的五间学府争相取录，其中三间把他排名第一。这可见美国的顶尖学府都有像刘易斯那样的高人，对会考成绩视如粪土的。
一九六九年我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任教职，替学生写推荐信时慎重处理。过了几年，有两间大学来信，请我多作推荐，又说明只要有我的认可信，他们是不用看成绩的。
在美国，中学会考成绩（SAT）比大学会考有较重的分量，但通常只是以某一个分数作为起码的要求，其他就是按不同中学的成绩及推荐信，把学生作个别处理。在洛杉几，Fairfax与 Beverly Hill两所中学的学生，历来都有优先权﹔西雅图的Lakeside（BillGates之母校也）也有类似的分量。不要低估香港中学昔日的国际地位。一九六三年，洛杉几加州大学的收生主事人告诉我，香港培正中学的学生申请，他们不用看成绩，照收无误。但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俱往矣﹗
香港今天的教育制度，是学生从小就单为考什么会考而读书。一位有创意﹑有启发力的老师，不会被容许以自己的所长，针对学生的趣味而授课。一位有真才实学的老师的独得之见，对学生会考成绩不好，该老师可能连饭碗也保不了。
这悲剧的场面广大。香港的中学，课本要由官方机构批准。官定课本说这样，老师不会教那样。课本说“莫须有”是解作“不需要有”，老师不会说应该解作“可能有”﹔课本说“怏然自足”，老师不敢说应该是“快然自足”。
既然中学老师在课堂上不能对官方的规定视若无睹，不可以在课程上选用自己喜欢但不被批准的书，而又为米折腰，不敢畅所欲言，以自己的学问心得在学生面前发挥——这样一来，就算老师是个天才，要增加自己学问的意向也就谈不上了。
从律师行看学券制的优越性
二○○○年七月十三日
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不久，我见香港的公立学校大有问题，向当时的财政司彭励治建议改行学券制（voucher system）。我当时的观点跟现在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运作大幅地浪费纳税人的钱，而教师的薪酬与他们的学问脱了节，这二者皆因纳税人或学生的家长没有教育的话事权。公立教育的供应不需要向顾客交代﹔出钱的纳税人无权过问。美国的情况，是公立与私立分庭抗礼，后者给予前者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纳税人可用投票的方法去否决公立学校的经费。
彭励治同意我的观点，但认为要推行学券制，压力重重，过关的希望甚微。但他还是要我去打听一下，看看是否有可乘之机。后来我与两间大有名望的中学的校长提及学券制，他们强烈反对。
学券制可不是我发明的。首先提出的是弗里德曼（M· Friedman），那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这个制度的重点，是以公家的钱推行私立学校，把话事权交回教育顾客那方面去。当然，弗老的首选是废除政府资助教育，不得已而求其次，用学券制，资助教育要以市场的运作为依归。今天，美国的公立学校被私立的逼得节节败退，转用学券制或有可乘之机。
阿康时来运到。年多来他极力鼓吹学券制，竟然有听音之人。不久前曾财爷荫权也赞成学券制，不知他是听我的，是听弗老的，是听阿康的，还是自己发明的。既然财爷也那样说（而又听说赞成的团体愈来愈多），有机会吗﹖学券制的好处——把教育的话事权交给纳税的家长——毋庸细说，而香港教育的不成气候，众所周知，用不由我来落井下石了。
我要谈的，是阿康与财爷不知道的事，好叫我能给他们老老实实的上一课。他们不知道的，是改用学券制之后学校的制度及其运作在结构上会有什么转变。那是说，在自由市场竞争下，学校的结构制度会是怎样的呢﹖
一九六八年某天下午，在芝加哥大学，我跑进施蒂格勒（G· Stigler）的办公室与他聊天。闲谈中他突然问﹕“史提芬，你是研究制度的，可否猜一下，最好的大学的制度与哪一个行业最相近﹖”一时间我无以为应。他见难倒了我，欣然自得，哈哈大笑，说﹕“是律师这个行业，美国的私立大学与大律师行的结构制度是如出一辙的。”
一言惊醒梦中人。施蒂格勒和我于是畅谈私立大学与律师行业的大同小异。大学与律师行出售同样的服务﹕知识及方法。光顾的人通常需求一组专家合并的知识，所以大学以多位教授组合而成机构，而在美国的一家大律师行中，律师数以百计。一个大学顾客所需求的知识，是多方面的组合﹔同样，一个比较重要的案件，在美国是由几个不同专业的律师组合来处理的。
一位初出道的律师，在一家大律师行工作了五六年，其能力由该“行”内的资深律师议决，认为可取就晋升为合伙人（partner），获得长期任职的权利，这与在大学工作了大约六年，若被认为可取就晋升为tenured professor一样（即由 assistant professor升为 associate professor）。在律师行做合伙人后若干年，工作表现好就变做资深合伙人（senior partner） ，这在大学是等于正教授（full professor）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