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吾意独怜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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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章 教育的制度() (4)

一位大案顾客,跟一位大学生一样,到律师行(大学)表达案情(选择前途)后,律师行(大学)就跟他安排所需的专人组合(安排课程),安排主事律师(主导教授)。每个律师(教授),就算是同级的,其收费往往很不一样(同级教授的薪酬在美国很不一样)。不同的专业(不同的学系)与不同的本领(不同的学问),其收入往往大为不同。

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里,行政的权力与知识的权力分得很清楚,互相尊重,互相合作。法律或学术的知识,永远是律师行或大学的重点,因为知识是他们出售的产品。

大家同意知识就是力量,所以在美国的大律师行及一等的大学中,行政归行政,实质的权力永远落在知识高人的手上。当年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弗里德曼和商学院的施蒂格勒是主要的话事人,但他们从来没有当过系主任或院长。哈佛大学的经济系,在一位学术较差但行政绝佳的系主任退休后,没有同事肯花时间搞行政,逼要轮流做系主任。

是的,美国一等大学的权力结构与大律师行一样,是以“合伙”的理念来出售知识,其产品以顾客的需求为依归,而管理阶层是为知识“伙伴”服务的。我自己的儿女在美国唸幼儿班及小学时,选私立,其结构与律师行也差不多。以私立为本,需求与供应就要按市场的规律,否则必被淘汰。

上文所谈及的知识出售机构的结构与权力的安排,与香港今天的公立学校相去甚远,不可以道里计。吃了那么多年香港纳税人的饭,抚心自问,不免汗颜﹗另一方面,我赞成改用学券制,是有一点自私的成分的。在学券制度中,我会是一个可以生存的适者。

学券制的困难是不容易相信

二○○○年十一月三十日

四十多年前弗里德曼(M· Friedman)提出了学券制,是他的精彩之作。多年过去了,学券制虽然有些地方局部试用,被接受的程度低得可怜,令人失望。学券制的建议不容易以民主投票通过,因为有两方面的困难。

一方面,在公立制度中的既得益团体——有铁饭碗的老师﹑教育署的官员﹑考试局等——会反对。美国每次要投学券制的票,既得益的团体不是一盘散沙﹕他们联手集资刊登大量广告,把家长们吓得不敢多说话。另一方面,一盘散沙的市民,不容易相信学券制有起死回生之效。如下数点是他们感到不安的。

(一)市民不相信公立的浪费大得那样惊人。提到学券可以削减教育经费,他们就认为教育的水平会下降了。这其中显然有一个谬误。私立学校每个学生的经费一般比公立的为低,而教育的水平是前者远胜后者。今天美国最好的前二十间大学——哈佛﹑芝加哥﹑耶鲁﹑斯坦福等——都是私立的,每个学生的经费低于香港的大学。不要告诉我香港的大学有近于这些美国大学的水平。

(二)这点我称之为郑经翰的智慧。郑大班认为,以学券制推行私营学校,为了招来赚钱,好些学校会让学生看连环图,放三级电影,不务正学,于是“野鸡”林立也。郑大班的含意,是一般的家长——尤其是家境不好的——不懂得什么才是好教育,且对孩子的求学漠不关心。言下之意,大班反对学券制,是因为他关心他人的子女比这些子女的父母更甚。你信不信﹖我是不信的。

(三)这点比较头痛。美国及好些其他地区,公立与私立学校并存。以学券资助现有的公立学校,私立的总要有同样的学券补贴——不然的话,怎可以向纳税人交代呢﹖这样一来,现有的公立免费享受者,难免恐怕私立分薄了他们的免费享受。

有理说不清,我们不容易说服现有的公立享受者相信,在经费被学券瓜分而改为私立后,教育的水平还会改进。在香港,这个头痛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是因为多年来经过纳税人对公立学校的乐善好施,私立的大部分早已被淘汰了。

(四)这是个更为头痛的问题。好些小心而又局部地试行学券制的地区,其成效不大明显,甚至有不良的效果。阿康很热衷于学券制在香港推行(他有两个宝贝女儿也),传真给我不少关于外地局部试行学券制的经验。

我细读这些报告后,认为成效不大或有不良效果的情况,主要是一个原因﹕局部试行。推行学券制是不应该局部的,更不要“小心”的处理。小心翼翼地处理,局部的尝试,总会附带多种与自由市场格格不入的管制。混合的制度往往不比公立的办得好。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来解释这一点。假若香港今天全面推行学券制,你道会怎样﹖可以肯定的,是名校学生爆棚﹔平平的学生不足﹔而声望差劲的,学生人数可能下降至零。你是同意的吧。但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是﹕政府管制学费。要是政府发学券后什么也不管,那么需求大的名校就会在学券之上补加学费,使申请入学的人数减少。这就会给那些不济的一个机会,提升教育水平而免遭淘汰。

从资助教育的两个基本原则说起

二○○一年三月十五日

二月二十日的《苹果日报》有一个大字标题﹕《罗范椒芬舌战张文光》。顾题思义,这是关于政府资助教育应多应少或应加应减的“舌战”了。罗范椒芬是教育统筹局局长,是政府的人,面对赤字财政,要节省教育资助是很自然的。张文光是教协头头,代表教师工会,要增加政府教育资助不仅自然,而且多多益善。

你要加,我要减,毫无原则的争议,“舌战”一百年也不可能得到有意思的解决办法。我说没有原则,是一方面为教师争取收入,这是与资助教育的本意脱了节的﹔另一方面要减少支出,也与资助教育的原意脱了节——难道政府大有盈余,就应该乐善好施,大花纳税人的钱﹖

衡量政府资助教育的或多或少,有两个原则是没有谁可以合理地否决的。

第一个原则是资助教育从来都是指资助学生——尤其是热衷于求学但出不起钱的学生——而不是指资助教

师或学校的。当然,政府资助学生,对学校的员工及教师会有好处。但学校不是出粮机构,他们的存在是为了出售知识,学生是顾客。把钱交到学生手上,指明只限于求学的用途,就是资助教育了。至于学生要学些什么,要进哪间大学,到哪个地方去就学,一般来说,其选择愈自由愈好。

今天香港的情况本末倒置,资助的钱交到学校去,学生顾客没有什么发言权,而校方出售的知识是否有所值,没有市场衡量过。要是资助教育的本意是资助学生的话,那么老实说,张文光先生就没有什么资格在这方面发言了。他不是代表学生工会,而是代表教师工会的。但资助教育可不是资助教师,是多是少教师及他们的代表无权过问。

不要误会,我不是在搞什么文字游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有好些城市的市政府认为儿童是应该多喝牛奶的。政府于是资助儿童喝牛奶,把换奶的凭券交到儿童的父母手中。如果当年美国的市政府把资助牛奶的钱交到牛奶商人的手上,读者认为会怎样呢﹖

要争取多一点政府的牛奶资助,出声要求的人应该是儿童或儿童的父母,而不是牛奶商人。当然,当年在美国,有不少牛奶商人像张文光先生那样,跑到政府做说客,但那是令人反胃的政治活动了。事实上,有些城市中了计,要政府把牛奶钱交到商人的手上,

换来牛奶价格管制,一塌糊涂,最后是取消牛奶资助。

第二个资助教育的基本原则,像资助牛奶一样,是教育的所值要以市场的判断为依归的。教育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之物﹕在市场不值钱,说得怎样高深,怎样曲高和寡也无补于事。君不见,今天美国前二十五名的大学,差不多全部是私立而在市场出售教育的。

如果你是爱因斯坦,要研究没有市场价值的相对论,而你自己又没有家传的钱,那么你要找点外来的研究金是不难理解的。在美国,好些富有的人的基金或政府设立的基金,可以接受一个研究者的申请,而香港政府对大学所供应的研究金大为可观,在比例上远高于美国。但这些是资助没有(或看来没有)市场价值的研究,不是资助教育。我们要资助的教育,是教育本身有市值,只是我们认为需要购买而又乐意购买教育的人出不起钱,政府就随缘乐助了。

不要以为有些学问或教育大有意思,对社会大有贡献,但在市场卖不起钱,所以政府就应该资助这些教育了。你可能认为医学呀﹑工程学呀﹑金融﹑经济等等教育有市值,而文学﹑艺术﹑历史之类,很重要的教育,没有市场,是需要资助的。这观点不对。要是查良镛讲中国历史,董桥讲文学,黄君实讲中国艺术史,黄永玉讲中西艺术比较,黄苗子讲八大山人——收入场费,你会见到我付钱聆听。在美国唸研究院的儿子告诉我,在他的大学,凡是值得聆听的学术讲话,

例必高朋满座,要收入场费是没有困难的。

以我熟知的在香港的大学教育而言,绝大部分的学系是有市场价值的,但学生上课的习惯非常差。这一则是免费的学习搞不起学术气氛(据说校外的中学补习社交了钱的学生一定到),二则是老师的教法提不起学生的兴趣。香港的大学还有一个不容易解决的问题﹕自然科学(如物理等)的市场需求甚小。这些是我个人最佩服的学问,但在香港的就业市场,一个物理学毕业生不知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与所学有关的工作。

说过好几次了﹕政府应否资助教育,是主观的问题,我们不能以客观分析得到答案。但如果我们认为必须资助教育,那我们就要按原则从事,不可以多呀少呀地乱说一通。我们要把研究的资助与教育的资助分开(香港政府是分开的,但到了大学就起了混淆)。我们要明白资助教育,是资助学生,不是资助学校或老师(这一点,香港政府大错特错,因为他们采用的是“直资”,把钱直接交到学校手上)。我们也要明白教育或学问是一种产品,其价值要以市场为依归——教育既不清高,也不神圣。然而,在庞大资助下的香港教育,因为市场顾客没有发言权,也没有选择,教育的概念变得“清高”﹑“神圣”起来了。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

二○○一年五月十七日

记得在加州大学考博士笔试,考四科,最重要的一科当然是经济理论了。一科考三个小时,理论那一科题目五条,没有选择,要全答。一起考的有六七位同学。进入了考室,大家有说有笑。监考的教授进来了,一手拿试卷,另一手拿一本小说。

派了试卷,我坐在那里读题目,读完一遍又一遍,读呀读,读了三十分钟,墨水笔还没有脱套,还不打算写什么。读清楚了题目,想好了,胸有成竹,我站起来,走到监考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出外喝咖啡,回来才作答,可以吗﹖”他在看小说,连看也不看我一眼,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就喝咖啡去也,三十分钟后才回考室。还有两个小时,答了三题,只用了四十分钟。余下两题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很想再去喝咖啡,但不好意思再要求。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美国考最重要的一个笔试的情况。监考的教授当然知道,考博士理论的准备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在考时要作弊根本不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