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考生准备不足，拿试卷回家作答，翻书参考也无补于事。请高人代笔是另一回事，所以不准拿试卷回家。但两年前儿子在美国考试，其中一科有了进步﹕考生可拿试卷回家作答。儿子回家后却去看电影，比我当年喝咖啡胜了一筹。
不久前太太买了一套《雍正王朝》，很好看，其中描述考科举的过程，隆重其事，考生被监管如囚犯，而泄露题目的要被杀头。我想，不可能吧﹗中国的科举试是大做文章，你水平不够，让你先知题目又怎样了﹖殊不知我以为是拍摄影集的人的夸张，原来真有其事。
最近到昆明一行，到云南大学讲话，校长带我去看校园内的明代考举楼，据说是整国尚存的三间中保存得最好的。
朋友，你道科举是怎样考的﹖一间一间的小室排列在一起。每间大约八十平方英尺。有床一张，桌﹑椅各一，马桶一个。一个考生被锁进这样的小室，考三日三夜，不准出来。
俱往矣，但小程度上旧习仍在。几年前在内地访某大学，改试卷的老师要被关进楼中一个星期，卷改好后才能离开。这与美国的情况有天渊之别。香港的情况比较自由，但港大考试，考生的座位皆有编号，不能乱坐，监考的有好几个人，而考前主监者要宣读一大段文字，好像考生被判刑似的。
奇怪，我参与香港中七经济学会考出试题的工作，凡十八年，从来没有遇上试题外泄的事。（考试局本身曾经闯过祸，但与出试题的无关。）我说“奇怪”，是出中七试题的有好几个人。我那一组就有四个中学老师协助，而他（她）们的协助是重要的。试想吧，除我以外，中学老师是常常更换的。十八年换来换去，那么多的参与者，而试题从来没有外泄。这是一种文化，或一种习惯，大家互相尊重，知道职责所在，看得起自己。（试题若外泄，考后不难发现，要断定谁外泄是比较困难的。）我还要指出的，是我那一组人从来没有受到什么警告，也没有刻意地秘密从事。不言自明的工作规例，大家都知道，新参与其事的老师是用不提点的。
我为中国古时（清代也算是古了）考科举的近于无稽的约束这个怪现象想过好一阵，不想了。但最近昆明之行，到那有名的大观楼一走，读到楼内关于那天下第一长联的作者孙髯翁的简短生平事，知道孙才子因为进科举考场要被搜身，认为是奇耻大辱，不考，不仕，潦倒落拓以终。我于是又再想到科举试这个怪现象了。
科举试是搞什么鬼的﹖为什么要那样严峻﹖被考的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主考的可能被杀头﹖区区考试，怎会搞成这个样子的﹖前思后想，我想出如下几项因素，让读者考虑一下——我自己既不肯定，也没有什么高见。
（一）历史上，神州大地考试作弊成风，加上贪污的协助，考生大出其“术”，考官其“术”不正。这个解释显然有问题。第一，科举试考的是文字题，大做文章的那一种。这种考法不容易出术，就是预先知道试题也帮不到多少忙，更何况有三日三夜的时间作答。第二，昔日欧阳修考苏东坡，皆君子也，不可能是作弊的那种人。事实上，欧阳修见到苏子的答卷，误以为自己的门生，为了避嫌而把苏子降为第二。这是说，昔日参与科举试的人，可以有高尚的品格，作弊之说是夸张了。
（二）科举试中了个进士，姑勿论状元﹑探花，升官发小财差不多是惯例。这点比较有分量﹕牵涉到社会财富的分配，比较隆重其事地处理不难明白。问题是，说比较隆重，可不是说隆重到要被关起来坐马桶。今天的社会，考医生﹑律师﹑会计师等牌照也牵涉到财富的分配，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过这些考试有近于昔日考科举的规限或约束。
（三）这点似乎最有分量，但也最难明白﹕在中国历史上，要做官或要走上仕途，除了考试似乎没有其他的重要准则。以今天的西方学术来比较一下吧。在西方学术上要有一席之位，或要找一份学术工作，考试成绩怎样了不起也帮不到多少忙。名校毕业帮一点，不太多。大教授的推荐信很有用处，但比不上一篇精彩的博士论文，而这二者通常帮助找第一份学术工作。之后要争取学术地位，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由发表的学术文章决定的。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之前，不论文章的多少，也不大重视文章发表的学报的名气——主要的是作者说过了些什么话，或提出了一些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观点。
可以肯定的是，西方衡量学术不重视考试，是因为有很多其他的衡量准则被采用了。要是西方的衡量单凭考试，那么考试就会变得隆重其事，虽然不一定会隆重到要把考生关起来。
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除了科举试，其他的——通常是远为可靠的——衡量准则很少用，甚至完全不用。可能我对中国的文化历史知得不多，其他多种重要的准则被采用了我也不知道，但在直觉上少用其他准则是我的感受。
这里我还有一个疑问。今天我们在西方学术上写了一篇好文章，大喜之余奔走相告。然而，昔日苏学士写好了《前赤壁赋》，自己明知是神品，但恐怕开罪朝廷而不敢示人。如果是因为朝廷的混账而废除了文章发表的重要准则，那么大做文章的科举试究竟是考些什么呢﹖
干预教育灾难必然
二○○六年三月二日
跟五十多年前我在香港做学生时相比，今天政府对教育的资助不知上升了多少倍。当年官立的只有港大﹑理工，与一小撮中小学，都是名校，而私立的中小学不少有口皆碑，令人羡慕。五十年代中期，学位短缺，“野鸡”私校群起而出，可幸出钱的家长不傻，这些新校力争上游，办得很不错。我的一位今天在生物学上得享国际大名的外甥，是新法书院培养出来的。
离开了香港二十五年，不知从哪时起教育制度开始闯祸。首先是听到教育司署的权力膨胀，干预课本的选择。六十年代中期，他们淘汰了我认为是好得不得了的《中华文选》，其后英语课本再不容易见到五十年代初期我喜欢背诵的文章。
七十年代中期，政府资助教育开始淘汰私校。我的母亲把一间工业建筑租给一家私校营业，每年要补地价。该校办得不错，有原则，但因为政府津贴的学校教师薪酬急升，私校只聘用低薪的，斗不过，节节败退。我从来不过问母亲的事，但她见该私校交不出租金而要诉之于法，我身在美国也干预。恃我是母亲最爱的儿子，吵﹑吵﹑吵，一说身体不适她就让步了。聪明绝顶，她不可能不知道儿子在说谎，只是爱子心切，无可奈何。八十年代中期，该私校不交租也守不住了。是政府，不是我的母亲，把该校淘汰了。差不多所有私校都遭淘汰。
不久前香港有两位教师跳楼自杀，有说与政府推出的“教改”有关。希望不是吧。如果真的有关——只有天晓得——那么自杀是判断错了。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懂也好，不懂也好，他们多多少少要推出一些“改革方案”给市民看。市民懂也好，不懂也好，没有大群跑出来破口大骂，“方案”就过了关。这样，作为教师的要不是辞职不干，就是为了饭碗而随波逐流，没有其他选择。随波逐流有违己愿，但工作情况不会太坏。人做你做，交差算了。
没有谁会像我当年在港大那样，写信给一位副校长，说﹕“要管我吗﹖请你先拿出一点学问来﹗”听说这位副校长给我气得扎扎跳，但没有死，后来校方不给他续约，回到老家去了。
除了因为增加了政府干预，我们无从解释今天香港政府花那么多钱搞教育，求学气氛远不及五十年代。当时我是个逃学生，十试八不中，但口琴比赛了得，乒乓球左推右扫，下象棋闭目让双马，同学们都给我一点情面。留级归留级，总有老师看得起，认为逃学是我的专利，要学时总会指导一下，给我启发，培养了我的好奇心。说实话，一九四八年起在香港读中小学，除了两三位我讨厌的老师，校园的求学气氛很不错，只是没有钓鱼或放风筝那样过瘾罢了。
想当年，语文课本是老师自选的，要怎样教政府完全不管。好些老师闷得怕人，但精彩的仿彿当年西湾河海旁的说书人讲武松过冈。自小学得快，懂得举一反三，只听一位精彩的国文老师摇头摆脑地教一次
《滕王阁序》，我知道所有古文都要摇头摆脑地读。舒巷城曾经说，我的文采是当年摇来摇去摇出来的。可不是吗﹖文章读来没有节奏，不可能有文采。
香港的中小学今天搞教改，自己不身在其中，所知不详，评价难以妄下。但香港的大学八九年前推出的 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这里译为“研究评估操作”），我曾经参与。跟“教改”异曲同工，这“操作”一则可圈可点，二则见笑天下。那是要大学的教师按时提供文章的发表数量，是合着还是独着，在哪份学报发表，等等，起初一年一次，今天减为五年一次了。资料提供后，某些不见经传之士替学报的不同名头打分，加上什么这样打那样算。学问的高下可以计分已是天下奇闻，以之决定薪酬或经费更是胡而闹之。
不要说我这个曾经拿过零分的大教授认为葡萄是酸的。他们今天重视的文章引用次数，一位朋友最近算，我的英语学术论着平均每篇被引用近百次。这是说，只一篇就比昔日给我零分的头头的平生所着的引用次数高出二十倍以上。如果当年多带博士生，平均引用次数大可倍升而破纪录。要拜我为师的学子无数，但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从早到晚想自己的，不容易管他人怎样想。
其他学系我不懂，无从衡量，但经济学是过来人，知道要在名学报发表文章易过借火。有三个条件。其一是英文要写得好，其二要懂得学术文章的规格，其三要受得起学报编辑及评审员的气，他们要怎样修改就怎样修改。首两项我是专家，只是第三个条件不及格。从来不妥协，想了一年才写出来的几十页纸，玉皇大帝也不能动。
回头说因为政府干预而在香港的大学搞起来的研究评估操作，以我所知的经济学而言，是鼓励了产出废物。上述的三个足以在正规学报发表的条件，没有一个是关于思想创新与启发性的。正相反，一篇思想创新或有启发性的文章，要在正规学报发表实不易。这是因为除了很少数，懂得判断思想重要性的高人，不会花时间编辑学报或评审文章。
想当年，斯密花了十二年写《国富论》。发表的那一年，今天香港的大学研究评估，可能千考虑，万考虑，格外宽容，给他三分（书本可能不算）。之后斯老每年皆零分也。芝加哥大学的戴维德，影响了我这一代，以香港的伟大评估算，年年零分。区区在下只拿过一年零分，仅在戴维德与斯密之后，排第三，也算是天下高人了。
我往往怀疑，为什么曾经管治香港百多年的大英帝国，学问与创作的成就高得那样超凡。牛顿﹑斯密﹑达尔文﹑莎士比亚﹑狄更斯﹑端纳等大师，其成就雄视百代，都是英国的。只是大概地看。以我熟知的经济学，边沁﹑李嘉图﹑密尔﹑马歇尔﹑凯恩斯﹑鲁宾逊夫人数之不尽，都是英国的。以香港今天的研究评估，这些大师不容易合格，更不会年年合格，但朋友，你认为今天的香港经济学者中，有一个可以挤进他们的行列吗﹖这样问，是因为自己退了休，不算（一笑）。毋庸置疑，香港政府在教育上花钱太多，搞得太甚，一塌糊涂。香港教育最可观是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应该回复到那时政府资助教育的财政预算比率，将那比率用于今天，然后什么都不管。政府花钱少，教师之外大家懒得管。只是我欣赏罗范椒芬，衷心的。让她做义工吧。
补习与考试
二○○六年九月五日
（一）
报章刊登不少补习广告，往往头版全版，有时全版还不够，要跨页。心想，地产商也没有这种威势，补习怎可以赚那么多钱﹖不要误会，我不反对补习社赚钱。市场有价，名正言顺，没有谁可以反对。问题是什么局限促成补习在香港那样盛行呢﹖对学识的增长真的有帮助吗﹖
昔日自己的儿女在香港读中学，我少管，只有两项硬性规定。其一是晚上十时之前要回家（进入了大学这项取消），其二是不准补习。后者有两次例外。其一是女儿要考数学试，认为不懂，在我背后打电话给我的一位学生，要求补数。一个下午偷偷地补了三个小时，考个第一，之后不再补了。我知道这件事，因为该学生找我收钱。收三百，我给五百。偶一为之，没有责骂女儿。其二是儿子中学毕业后，要到美国进大学，整个暑期无所事事，对我说恐怕数学基础不够，
要求我找人替他补数两个月。我同意，亲自为儿子挑选数学补习老师。劳师动众，朋友帮忙，终于找到。我会见了，认为很好，要求他只教儿子数学的概念。教得好，后来儿子在大学读数，全部成绩是四点零。儿子的记忆力强，想得快，但数学的天赋平平。后来读生物，数学得到好老师指导了两个月，帮助了他需要选修的几科物理。
反对考试的教育高人无数。四十年前，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以教育高见名动天下，后来辞去该职位，跑到 Santa Cruz的加大分校主持，力排众议，取消考试制度。这大胆尝试后来不成功，因为其他大学有考试制，收学生要看成绩，独自取消考试，学生转校有困难。然而，原则上，支持该校长取消考试理念的大不乏人。这是说，原则上，考试不是上选的教育制度，我这一代的学者朋友中没有一个不同意。问题是不容易找到可取的替代。
在美国求学时，除了本科首二年的课程，我没有为考试读书。不管老师考什么的求学意识，在当时的美国可以，今天如何没有跟进，而香港及内地摆明是死路一条——除非你是张滔，只把书翻两翻就全部记得。当年在美国，尤其是进入了研究院，我读书只是为了过瘾，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老师出试题，我很少依书而答，也懒得管老师在课堂上说过什么。读是读得很用功，听是听得很专注，但答试题永远是自我发挥，表达新意。当年老师不仅接受，而且传了开来，答错了也得高分。这样的情况，听说今天不普及了。
（二）
香港的中﹑小学生消费补习盛行，盛行之极也。遍问知道外地情况的朋友后，选香港补习之风冠于地球。每个学生算，香港政府补贴教育也冠于地球，冠来冠去，香港的教育产出过多少个国际级的学者呢﹖中大刘遵义，曾经是香港中学会考独一无二的状元。是否出自公立学校不知道，但敢打赌，遵义老弟没有补习过。科大王子辉，名家也，当年也应该不知补习何物。港大张佑启，也名家，昔日要他补习可能杀了你。我的外甥赵承恩，出自香港野鸡私校，补习免问，今天是国际大师了。区区在下被逐出皇仁校园，不好意思算进去。有哪位曾经在香港大补其习，然后在国际学术上杀出重围的，请都站起来，我每位打赏一百大元，跟用知名天下的狂草写个“服”字。
看官，香港学子的补习理由有多种，只准你说一种，最主要的，你说得中吗﹖猜一猜再读下去吧。
无可置疑，香港补习的盛行起于会考制度，尤其是加进考试局监管之后，考法墨守成规，升中六或进大学不仅看会考成绩，而且只看。中五毕业要会考，中七的高考也是会考。课程怎样教，会考题目怎样出，皆由考试局监管。算你是爱因斯坦，会考成绩不济，除非有机会跑到外地去，大学前途免问。
看官会问﹕难道香港的中学老师不懂得教会考课程吗﹖难道他们教得不对，所以学子要补习吗﹖你看错角度了。对的看法，是如果香港没有会考制度，又或者大学不管或不重视会考成绩，只重视中学校内的成绩及老师或校长的推荐信，那么中学老师会自我发挥，各展所长，教法不同，思维有别。这样，补习社要关门了。好比经济科目，如果不同中学老师教的有别，试题格局变化多端，没有统一会考，补习社是无从入手的。
从来不怀疑，中学老师各自设计课程﹑自我发挥的教法，对学生的思维启发远胜于会考制度。水平会有点参差不齐，但大学收生不难知道哪家中学有水平，哪位老师有分量。当年在港大收生，我考虑不管会考成绩，只看中学校内的成绩与老师或校长的推荐信，心想，这样招收两三年就可以掌握个别中学与个别老师的水平了。我有权这样做，而如果这样做了，其他学系跟仿傚，考试局说不定要关门。
后来没有这样做，因为校长对我说，香港的经济高考从盘古初开由港大主理，虽然他尊重我对会考的看法，但希望收生漠视高考成绩之余，港大还继续主持经济高考。这要求难倒了我，因为港大主持经济高考，不能公开否认该高考的成绩而自圆其说。无可奈
何，我逼免费替数百位中学经济老师在晚上“补习”，补了三年，筋疲力尽。经济的高考试题呢﹖我坚持不鼓励学生背书，要鼓励思维启发与想象力，重视基础理论与概念，以解释世事为学经济的唯一目的，而有新意的答案，就是错了也要把分打上去。是艰巨的工程，可幸得到无数中学老师的协助与支持，考试局也网开一面，算是做出一点贡献了。
回头说香港的中学老师，他们真的不懂得怎样教，所以学子要跑到补习社去吗﹖就我所知的经济学而言，答案是否定的。我知道有些补习老师教得好，有些不怎么样，而中学校内的经济老师也有高低之分，但无从判断哪一方的水平比较优胜。
还有一个有趣问题。在中学教得好的老师，往往不仅不反对学生出外补习，而且鼓励他们去。为什么呢﹖不是偷懒，而是在香港的会考制度下，一位中学老师的学生会考成绩好，校方间接地有奖赏。出外补习会改进学子的会考成绩吗﹖会的，因为家长要出钱，入肉伤身，子女补不出成绩会被打屁股﹗这是需求定律，我教过，老师们应该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