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女儿上的一课
——也是女儿给我上的一课
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一日
最近在汽车里安装了电话，主要原因，是希望在公余之暇能跟自己的孩子多谈几句。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在车里挂电话回家。女儿接听，她第一句就说﹕
“爸，你可否早一点回家﹖”“是什么重要的事﹖”我有点紧张起来。“我要问你一些功课﹗”她说。这的确是重要了。女儿刚满十五岁﹔入学十二年以来，从来不向我问功课。她自小成绩好，但总是将习作收藏起来，不准我多管她的读书“闲事”。如今竟然要问功课，使我受宠若惊，也觉得事情是有点“严重”了。
我于是立刻赶回家，一见到女儿就问﹕“什么功课﹖”
“我明天考经济试，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使我为之愕然。她知道我是教经济学谋生的，但不会知道一位经济学教授，对中学的经济学问题不一定答得出来。要是她问的是其他科目，我总可以应付吧，但中学的经济怪招层出不穷，假如答不出来，我这个经济学教授怎样下台呢﹖望女儿，我登时严肃起来，如临大敌。
她问﹕“什么是 command economy ﹖”一听，我如释重负﹗Command economy这一词，我在美国二十多年没有听过﹔但几年前回港任职，因为职责所在而涉及中学的经济学，也就学会了。这样，我毫不犹豫地回答﹕“Command economy也就是 plannedeconomy，计划经济是也。”她望我，似乎不大明白。我跟解释﹕“计划经济是跟市场经济（marketeconomy）相对的。市场经济以消费者为主，比如他们要多吃苹果，苹果的市价就跟上升，果农见苹果有利可图，当然会多种苹果，苹果的供应就增加了。这种以市场价格传递讯息﹑以价格指导生产什么和指导产量多少的制度，是市场经济。计划经济呢，不利用市场，而是政府僱用一批认为是有才干的人作有计划的决策，以指标的方式来规定生产什么和产品的数量，然后卖给或分配给消费者。”
我认为自己的答案很妥当的了。殊不知女儿继续问﹕“由消费者决定他们自己的喜好，既自然又合理，那么，政府为什么还要计划生产呢﹖”我答道﹕“政府要增加本身的权力，使官员得益。”她反驳﹕“老师和书本都不是那样说的。”真麻烦，我这个女儿明知故问，把我难倒了。要是告诉她老师和书本都错了，那么考试时应怎样作答呢﹖女儿的考试重要，还是真理重要﹖考试答“错”了，女儿埋怨可不是好玩的。
我于是强作镇定地说﹕“你们的老师和书本都认为消费者的喜好不一定对，不一定是有益的，正如你父亲认为你喜欢做的事不一定是对的一样。他们因此认为市场的制度可能出错，而有计划的判断总比没有计划的好，所以计划经济就被一些政府推行了。”她说﹕
“我是孩子，不够经验判断，父亲的判断可能比较好﹔但消费者不是小孩，他们的喜好是他们的事。苹果没有市价，政府怎么会知道苹果应该多种一点还是少种一点﹖”我说﹕“这也有道理，但你们老师和书本都不是那样想，或者他们像你父亲一样，认为你多吃一些苹果，少吃一些糖果，是有益的。”
晚饭的时候到了，儿子也在座。女儿突然问﹕“爸，在计划经济中，人民怎可以富有的﹖”我立刻回答﹕
“当然不可以，他们飢寒交迫﹗”我的儿子听到了，捧腹大笑，笑得很开心。我这个儿子，读书的成绩也很好，唯有经济一科不称意。这一笑，倒也显出他下过工夫。
饭后，女儿的同学打电话给她，问的也是关于command economy的事。女儿就把刚从我那里听到的照说了一遍。那小同学显然听得莫名其妙，问﹕“市场经济既然以消费者的喜好来决定，政府又何必计划，多此一举﹖”女儿将这问题转给我。我说﹕“政府要权力，不，还是照书本所说的好了，市场可能出错，政府可能是万能而有先见之明的。”女儿转达了。但过了几分钟，她又说﹕“我的同学还不明白，政府的判断怎可能比消费者的判断好﹖”我实在答不出来。如是者反复几次，我终于说﹕“不用担心，试卷不会问这问题的。”
女儿睡了。我思潮起伏，想这样的一个问题﹕连小孩也认为是行不通的计划经济，为什么一些经济学者及那么多执政的人却认为是行得通呢﹖
本来是肤浅的问题，但作深入研究的学者可能把它看得过于湛深，以致盲目起来。记得二十年前我读到科斯的一篇发表于一九四二年的文章，里面说过这样的话﹕如果要消费者表达他们的喜好，强迫他们出价是唯一的可靠办法。我当时拍案叫绝，却不明白为什么那样多的经济学者会不明白这一点。但经济学者的茅塞未开，可能是因为他们有多种的顾虑。在很多情况下，市场也有所不能，这是他们深知的。有了种种顾虑而又高估了政府的公正严明﹑先知先觉，他们其中一些人赞成计划经济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不能否认，计划经济对经济学者有点好处﹕他们当政府顾问而增加收入的机会是增加了。所以我们不容易分辨支持“计划”的学者，是真的相信“计划”可行，或是因为他们可从中得益。话虽如此，近二十年来，支持计划经济的学者是愈来愈少了。
撇开经济学者不谈，我的女儿及她的小朋友的发问，使我体会到一件从来没有想过的事﹕对经济学知得愈少的人，应该愈不明白计划经济对社会有什么好处。对这些人来说，正如我的女儿一样，以消费者出价来决定生产，应该顺理成章。但事实上据观察所得，很多对经济学一窍不通的执政者，却大事反对市场，高举“计划”。这岂非有点奇怪吗﹖
我于是不能不又再度从“争取权力”那方面去作解答了。在计划经济中，得益最大的往往是作“计划”的人。最明显的利益，当然是产品以配额的办法供应，或以低于市价的价格出售，执政者有分配给自己及亲戚朋友的权力，不需要排队轮购。比较不明显的，是对权力的维护。假若执政的人要控制民众，用荷枪实弹的办法很容易引起反抗，不是上策。以计划经济来控制，则可以控制得名正言顺，实在高明得多了。试想，政府计划生产，分配由政府决定，不服从的人就可被加上“黑户”﹑“反革命”﹑“思想不正确”等帽子，少获分配，每月只得生油四两，猪肉半斤。这不是比用武力镇压高明得多吗﹖
回想在共产政制下的中国，以上的推断是可取的吧。目前，北京所搞的“指导性”价格及那连带的所谓“双轨”制度，也有同样的功能，作分配的人有可观的利益。据说赵紫阳有意废除“指导”的制度。他若能真的废除“指导”价格——废除自己对社会没有益处的权力——那就更加可敬了。
是深夜了。女儿突然跑进我的房间，坐在床沿。原来她也睡不。她欲语还休，吞吞吐吐地说些什么。我明白她的意思﹕她见我答不出她的问题，怕我难过。到最后，她说﹕“爸，我对你的关心比我日常所表现的大得多。”“傻孩子，”我轻声地回答，“这一点，我老早就知道了。”
屡败屡战易，大胜从容难
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
有些人失败之余心灰意冷，有些人屡败屡战。后者是成功的一个必需条件。另一个重要的成功条件，是在大胜之后不感到自满，泰然自若。在成功的路途上，二者必需，虽然还不足够。然而，能有上述两个条件的人少之又少，所以能成大器的人不多。
我的儿子，自小屡败屡战。进了大学，他变得屡战屡胜。不幸的是，他在大胜之余，竟然骄傲﹑自满起来了。也许骄傲是应该的，因为好成绩是自己用功所得，但自满就大有问题，不可取也。我于是对他说﹕“你的考试成绩比我当年还要好，应该感到骄傲，但你今天在学术上的成就还远不及我，而我却没有半点自满之情。你好自为之﹗”还算可教，听了这几句话，他的态度改变了。
大成姑且不说，我见过不少人在有小成之后一败涂地。他们在稍有成就之际变得自满起来，视他人如无物。然而，在人生的竞争历程中，不进则退，怎可以那样糊涂，见自己略有所成就显得旁若无人了﹖
有几位从中国大陆到外国读经济学的青年，不数年就拿到了博士，文章能在有名的经济学报发表，其自满之情，令人侧目。我对他们说﹕“我对你们很佩服，因为在文革之后还有这样的建树，我自问不如。但你们后来所发表的文章，方程式多，内容却乏善可陈﹗”这是扫兴之言，但为他们的前途，我应该这样说。
有大成的人一致地骄傲（表面不骄傲，内心还是骄傲的），但也一致地不自满。先说弗里德曼吧。他是本世纪最大名的经济学家，举足轻重，朋友仰慕他。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很骄傲，但却不自满。在一篇举世知名的文章内，他向一位籍籍无名的学生致谢﹔他也曾让我这个无名小卒替他改文章。跟他辩论，他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放在特别的位置上，客观地考虑或改进对手的观点。
科斯将名留千古。当我这样对他说时，他回答说﹕“这一点，我肯定你是错了的。”阿尔钦天马行空，思想深不可测，但他永远像小孩子那样，有不懂的就天真地求教。赫舒拉发认为自己博而不深﹔施蒂格勒说自己的创见不多，引以为憾。这些人都是当世的经济学大师了。
世界上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略有所成就感到那样自满，不可一世，旁若无人呢﹖这是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我思前想后，得到两个结论。
其一，一些人是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也不知山外有山。于是，这些人稍有所成就变得目中无人，是无所见也，非视若无睹也。其二，以成就来说，一些人是暴发户，其心态亦“暴发”也。这些人从来没有成功过，一旦有小成，就变得飘飘然，认为成功只是反掌之间的事，再没有什么进取心。
中谚云﹕“满招损，谦受益。”“满招损”是对的，但“谦”字应该改为“虚”字。有了成就不用“谦”，但“虚”还是须要的。中谚又云﹕“虚怀若谷”，这是指有大成的人的胸怀了。这方面，林则徐说得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一个人若能“海纳百川”，大胜之余会感到从容，对成功处之泰然。这本领一小撮的人行之易如反掌，但大多数却难于登天。这其中的分别，是求知欲的无限与有限而已。求知欲有限的人，稍有小成，会感到从容难矣哉。求知欲有限的人可以屡败屡战，但不可以大胜从容。
儿童的玩意
一九九六年二月二日
不要以为我对先进科技有抗拒感，虽然我对电脑是门外汉。电脑开始盛行之际，我在美国已有研究助手了，按钮等工作是由他们担任的。我的工作是思考﹑设计，以及阐释印在电脑纸上的数字。
今天的世界是按钮时代。我就是不懂如何“按”﹗
去年夏天，为西雅图的家买了一部先进的电视机，朋友把它连接上五六部什么机的。电视机的遥控传感器上有五十一个钮，据说单凭此“控”，要看什么﹑听什么，都只是举“指”之劳。但我就是不懂得怎样“按”，所以连最简单的电视节目也不懂得开。于是，凡要看什么﹑听什么，我要传召正在读书的儿子。他一到来，“指”挥若定，万事解决——在我看来神乎其技也。
久而久之，儿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爸，你想不想学怎样‘按’﹖我可以教你。”我答道﹕“按钮是你们年青一辈的事，我不学也罢。”
我曾经是照相机“专家”，对某一个镜头的镜片组合﹑色调矫正的原理，以及不同相机的性能等等，研究之深大可着书立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今天的照相机，其“掣”之多简直离谱，我老是不懂得用。好几次，我在外地要打长途电话给身在香港的冯汉复，问他某照相机的某“掣”的用途。
当然，买了一部新的先进照相机，我总会好奇地依照说明书学一下“按钮”之法，但过不了数天就忘记了——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我当然明白，今天的青年懂得怎样按钮，是不用强记的。按钮有概念，有原则，有定律——有其大道也。我总提不起劲学这些基本法门。我认为即使学了也会很快忘记，因为我对思考之外的玩意不再用心。
先进的科技当然有其好处，但也有弱点。发明﹑创造科技的人，设计“软件”的人，当然要用脑，要有想象力才行﹔但享用这科技的人只要学得“按钮”就能坐享其成，不用创作，想象力是派不上用场的。
儿子在美国所玩的电子游戏，是好例子。这种游戏把钮按呀按的，按个不停，拿高分要按得很熟练，要记得每个步骤的每头怪兽是会怎样活动的。其创意﹑思考何在哉﹖
记得少年时，我和小友们玩的完全无钮可按。放风筝，弹玻璃珠子，射雀鸟这些玩意，要比小朋友艺高一级，练习之外，要用脑去想，去创造。例如 “风筝”，能把他人的线断，要靠自己制造的玻璃线特别锋利，或自己制造的风筝特别灵活。这些改进是自己想出来的。其他放风筝的法门——怎样控制﹑转动﹑依风势的取舍——都要动脑筋去想﹑想﹑想。
弹波子，我想出来的法门也可大书特书，而自己所用的“子头”——即自己手上用的那一颗——是自己精心改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