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雀鸟我更用心研究了，以致在西湾河一带技惊邻里。对树丫的选择，制造的方法，橡筋的软性﹑长度等等，我都曾经想得睡也睡不。
今天香港儿童的玩意，要不是把电子游戏机的钮按呀按的，就是玩什么“闪卡”之类，有什么思考﹑创意可言呢﹖
但话说回来，我那在“按钮”时代长大的儿子，倒也不是没有创意的。这使我有段时期不明其理﹕电子游戏机怎会培养出有思考能力的人呢﹖想了许久，终于悟其理。
原来儿子在两岁时，无事可做之际就要麻烦我。当时自己忙于学术工作，不胜其烦，就给他一个空鞋盒。他傻里傻气地独自玩了几天，玩厌了，又来烦我。我随意地给他一个空纸袋，他又自得其乐地玩了半天。此法一行，他每次吵嚷，我就顺手给他一件没有危险的家常杂物，让他自己去玩去幻想，哪管他想什么的。
两年前，女儿对我说﹕“哥哥有点古怪。明天要大考，他竟然不读书，在钢琴前坐下来，不管音律地弹了三个小时，跟一声不响，走进自己的房间，关灯睡觉去。”我答道﹕“你哥哥胸有成竹，知道在重要考试之前要尽量让脑子休息。”是的，我认为儿子是在玩鞋盒与纸袋的小玩意中，无师自通地学懂了用脑的基本法门。
今天在“按钮”时代长大的青年，知识比我辈昔日强得多了。这知识所付的代价，是缺乏了一点创意，一点想象力。这交换是否值得，见仁见智，将来写思想史的学者对此会有一些话要说吧﹖
巴菲特的悲剧
一九九六年三月八日
在财富上，巴菲特（Warren Buffett）可与世界首富盖茨（Bill Gates）平起平坐。不久前一位记者出版了一本关于巴氏的传记，连盖茨也要为此“传”写书评，一时间洛阳纸贵。
我没有机会拜读这本近来有口皆碑的《巴菲特传》。但杨老弟怀康对此书大赞特赞，使我不由得把杨老弟的“书评”一口气读完。个人有这样的感受﹕倘若杨老弟的书评没有断章取义，大致上正确地描述巴菲特的“庆幸今生”的哲理，那么巴氏的大富大贵的生命，实可怜﹗
从杨老弟的书评中，我可以看到巴菲特的“庆幸今生”，有两点很突出﹕其一，作为赚钱的奇才，巴氏的生存只有一个重要目的﹕赚钱﹗数十年来，他每天从早到晚，都是为如何赚钱而工作——“每年研究超过一千本公司年报，牢记数据”。至于其他什么，巴氏则一概不理﹕儿子受伤，他视而不见﹔他穿的衣服不论款式，从来只吃芝士汉堡包﹔太太忍受不了而搬出去，凡二十年，他也不会分心去想一下离婚的问题。
其二，巴菲特视财如命，例如﹕“他的大女儿结婚生子，房子太小不够应用，愿意以市场息率，向老父贷款扩建厨房，巴菲特一口拒绝。”又例如﹕“小儿子有志务农，但苦无本钱巴菲特成全给他打本，条件是要按市场水平，缴付利息。”
一句我们耳熟能详的英谚是﹕“纵有万金，难买幸福”（All the money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happiness）。二十多年前，我任职华大时，一位同事在他的办公室门上挂了一面印制精美的“语录”——把这句话倒过来，说﹕“世间幸福，难买金钱”（All the happiness in the world cannot buy money）。这前后两句听来颇为幽默的话，其实有点哲理。
人不是单为金钱——或单为金钱可以买到的享受——而生存的。但从生命的整体看，金钱之外的享受（经济学说的 non-pecuniary goods）应该更多﹑更重要。其中主要的困难，是我们基本上不能以金钱买时间。那是说，我们钱再多也不能把一分一秒逝去的时光买回来。另一方面，金钱之外的享受，是要以时间来换取的。
文学﹑艺术﹑宗教﹑科学﹑哲学等知识，对人们来说，都是享受，但我们却不能因为有钱可以随时买得到。这些人类遗留或积累下来的智慧，不用金钱可以予取予携，但我们要花时间——往往要花很多的时间— — 才能争取到一点点比较深入的体会，才能像五柳先生那样“欣然忘食”的。
同样，父母的爱﹑儿女的爱﹑夫妻的爱﹑朋友的关怀，都是无以尚之的享受。这一切，都是需要时间来争取的。
记得在七十年代初期，我的两个孩子出生了。我花了大约四年时间差不多全职地教养他们，因而荒废了当时事业中算得上是“如日中天”的学术研究。后来遇到老师阿尔钦（Armen A· Alchian），我对他说﹕
“因为两个孩子，我起码少发表了五篇重要的文章。”阿师回应道﹕“那是很相宜的交易啊。我的儿女出生后，屈指一算，他们起码值二十篇好文章﹗”
说一个人是富有，单以其金钱有多少来衡量，实在是把这个人的生命小看了。我认为巴菲特的生命是一齣悲剧，其中的主要根据，是盖茨在他的书评中所形容巴氏对子女的一段话（杨老弟是拍案叫绝的）﹕“他（巴氏）会让子女有足够的金钱，从事任何工作，但不会多到使他们游手好闲，无所事事。”（To give his children enough for them to do anything, but not enough for them to donothing·）这不是悲剧是什么﹖倘若为父的对儿女好好地教养，儿女长大后怎会因为钱多而游手好闲呢﹖如果盖茨所说的是对的话，那么巴菲特的儿女真的是没有“家教”了。对了，与家教相比，阿尔钦所说的二十篇好文章，又何足道哉﹖
我想，假若巴菲特今天能在孳孳为利的百忙中，抽出百分之一时间来，客观地回顾平生，他应该感到有点后悔吧。
教养趣谈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我只有一儿一女，怎样说也算不上是个教养儿女的专家。更何况儿女成长期间，我的工作实在忙，不能多花时间在他们的教育发展上。话虽如此，从他们出生后到十岁时，我每天总用上三几个小时跟他们“混”在一起，对我来说，是辛苦而又温馨的十年了。其后见他们知所适从，实行“放任”政策。再其后，他们到了十六七岁，要爸爸少管闲事——即是说，不要再管他们了。
可以这样说吧﹕我是个为儿女做“奴隶”的人。儿子比女儿仅大一岁，所以在教养上比较方便，可以不分彼此。在他们出生前后，我翻阅了不少关于教养儿女的书，都是西方之作。这些书本理论纵横，莫衷一是，而我从中得到唯一的众所认同的结论，是儿女在幼年时要尽量宠爱。宠爱儿女是天下间最容易办到的事，所以在他们五岁之前，我凡遇到不知怎样教养的问题时，就简单地以“爱”的一招来解决。这可能是我从书本上学得的最有用的一招，因为今天儿女长大了（大学毕业了两三年），他们可以随遇而安。
是同样的爱，同样的教导，但儿女长大后，性格却各自不同。为何如此，我百思不解，不得不认为基因的或然率，比父母的教养有更大的决定作用。女儿觉得我对她的爱甚于我对她的哥哥，所以凡事维护哥哥。但那只不过是她的误解。试问，假若你有一儿一女，二者犯了同样的“罪”，你会先责罚哪一个﹖
我说儿女长大后性格﹑行为各不相同，有如下的例证。儿子好花钱，有什么新的电脑软件总要先购为快﹔女儿节俭，父亲无条件送钱也不要（“给哥哥吧”），到餐馆晚膳，剩下来的白饭她也要带回家。儿子兴趣多的是（网球﹑篮球﹑足球﹑乒乓球﹑国际象棋等等），但女儿似乎什么兴趣也没有。他俩读书成绩都不错，但儿子目标明确，要走爸爸的路。女儿呢，她大学毕业后就怎样相劝也不再读下去了。
除了给儿女无限的爱，我的教育方法，是可以不管就不管。要管的就管得很坚定，此外就让他们自由发展。我喜欢与儿女像朋友般相处，谈天说地，无所不谈。好些朋友说我儿子的思考方法与我如出一辙，这可能是他多年来跟我闲谈中养成的习惯。
儿女在中﹑小学唸书时，我一直对他们的功课不闻不问。但我有一个比较硬性的规定，那就是假日不准读书。当然，到他们进了大学之后，这“规定”就废除了。也是在中﹑小学时，发现儿女的成绩特别好 的话，我就对他们说，读书是长途赛跑，那么早就领先，会后劲不继的，暂时倒不如成绩差一点吧。
儿子认为我的“长途赛跑”论有道理，于是在中学的某一年，放学后就天天在家里跟电脑下国际象棋，学校成绩遂大大的下降。
我对他说﹕“我说你不要领先，可没有叫你考得近乎‘包尾’啊﹗”儿子听后，就放弃了国际象棋的玩意。
后来他进了大学，问道﹕“爸，在大学我可以发劲了吧﹖”我答道﹕“可以发一点，但真正的冲刺，应该是从写博士论文那时开始的。”殊不知儿子听到可以一过发劲之瘾，就一发不收。可以说，从儿子读大学一年级起，我多次劝他，真正的发劲还不是时候。
在儿女的教导上，我因为事忙，有时只好出一些奇招怪。女儿在美国唸幼儿班时，每次要交功课习作，她总是擦﹑擦﹑擦，改﹑改﹑改，务求取得一百分。偶尔不获，她回家就哭个不停。我为此徬徨无计久之。后来我灵机一触，对女儿说﹕以后不准再取得一百分。
自从儿女的祖母谢世后，家中最聪明的人是女儿了。哥哥虽然在大学里是英雄人物，但他从来不否认妹妹比他聪明得多。然而，妹妹天生一个“无知”相，而事实也是无知。这是由于她对任何事情兴趣不大，所以凡事都表现得漠不关心。但她从小不学有术，下笔成文，而不同地区的不同英语口音，她可以各归各的说得流利自然。
哥哥与妹妹相处的时间最多，因此最清楚妹妹拥有一些“特异功能”，但却没有进取之心而好好地加以利用。这是我们家里近年来唯一引起争议的问题。如今女儿长大了，不能教，也不能管，而劝导也没有什么反应。
有一个不为“利”诱的女儿，是一件很麻烦的事。
都是传媒惹来的祸
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批评香港的教育制度﹑考试制度，香港的传媒历来不遗余力。另一方面，他们又大事鼓励他们反对的制度。不久前见到香港的报章，以整版的篇幅介绍香港今年会考的多个“状元”，什么九优﹑十优之类的——七优也算是状元了。大字标题，措辞夸张，热闹非常。孩子状元们各有各的哲理，权威性地发言，而骄傲的父母，当然以教导有方的姿态出现，真的是羡煞旁人也。
是的，每年七八月间，香港传媒公布新状元的消息，非常热闹。这样的情况我在美国二十五年从来没有见过。就是我自己在大学的成绩创了什么纪录，不仅报章不报道，校内的学生报不报道，连我自己也不知道。
好些年前，一位香港留美学生，读了五年学士，毕业时一起拿得五个学系的学士，衣锦荣归，香港的报章当然大字标题歌而颂之。呜呼哀哉﹗任何在美国读过书的人，都知道大学毕业若多读十多个学分，就可以多拿一个学士。真正读书的，要赶入研究院，贵精不贵多，快手快脚地拿一个学士就研究去也。我自己和我教的外甥都是两年拿得学士，算是交了功课，就转向研究上打主意。要是我们跟人家斗多衔头，五年拿十多个学士易如反掌。
书可以不读就千万不要多读，这是求学的黄金定律。世界上的书读一亿年也读之不尽，我们要选读那些非读不可的。我唸学士时，是旧学分制，一百二十个学分毕业。因为有其他的规限，通常的学士生要修一百三十多个学分才能毕业。我左算右计，结果毕业时是一百二十三个学分。那是算得很准的了。但多读了三个学分，蚀了本，自叹倒楣。
香港的传媒每年按时搞上述的状元英雄榜，大鼓大擂，好不热闹。但那岂不是鼓励了无知的孩子如寒鸦赴水，飞蛾扑火﹖本来是良材美质，但为了争取毫无意义的风头而读坏了神经﹖
我不是要向孩子状元们泼冷水，但香港每年的数十个孩子状元中，将来能有一个在国际学术上有一席之位的，其机会应该近于零。这是因为学术的成就与考试扯不上关系。要在学术上有点成就不太难，问题是不可以从考试的途径而得之。以考试得状元，筋疲力尽，到了要争取学问之际，变作一个傻状元，死火﹗
孩子是要多玩耍的。想当年，我是因为好于街头巷尾之艺而给皇仁书院逐出校园。这是我之幸。后来因为精于街头巷尾之艺，脑筋灵活了，作学术研究如放风筝，如赌象棋，如弹波子，如踢足球，千变万化，状元们怎可以斗得过我﹖
中国古时的圣人喜欢胡说八道，但孟夫子说过一句中肯的话。他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这句话重要。教育孩子，主要的是要孩子有所用心，但却不是要用于墨守成规的考试上。
我自己的儿子从小就有所用心，所以我很怕他重考试。事实上，在中学时他每次成绩特别好，我就有微言。这是因为读过书的人都知道，考七十分与考九十分所需的劳力差别很大，但过了两三年，这二者对该课程的认识不分彼此，劳力的增加是浪费了。儿子既有所用心，用到课外的知识是上策。我当时担心的，是儿子中学成绩太差进不了大学。刚可进大学的中学成绩是最理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