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文昌沙的华英经验
一九九○年十一月九日
我曾经在香港的皇仁书院肄业。今天大名鼎鼎的简福贻当时是我不同班的同学。最近在刊物上见到简老兄说，在九七之后，皇仁书院的大名应改为“香港第一中学”。这把我吓了一跳﹗
一九四五至一九四八年间，我是佛山文昌沙的华英中学附小的学生。今天香港的香植球，与数以十计的香港成功人士，也曾经是当年华英的学生。一九五一年，华英中学把校名改为佛山第一中学，简称“一中”，简老兄似乎向华英拜师，建议把母校皇仁改名“一中”了﹗若真的成为事实，这是香港的不幸，是我的不幸，是简老兄的不幸，也是皇仁的不幸。
为何如此说呢﹖因为皇仁多年来所培养出来的﹑数以千计的成功人士，会因为皇仁改了校名而失却了对母校的归属感﹗佛山华英的经验确是如此。改名“一中”后，居港的华英校友会的昔日同学感到“败兴”之至，对“一中”（母校）所邀求的捐助置若罔闻。是的，八年前我到文昌沙的华英一行，校长对我四十余年前在该校的顽皮有所闻，也对我后来的“小成”知一二，于是对我说﹕“当年华英人才辈出，但他们今天都没有什么归属感，怎么办﹖”我答道﹕“把今天‘一中’之名改回‘华英’吧﹗”他当时拍案叫绝，但想不到，纵然他要改（华英的师生也要改），由于政治因素却改不了。
一九四五年，战后，我九岁，考进了文昌沙的华英附小，读的是六年级。所谓“考进”，其实是投考初一不及格就降了一级，不用考了。当时，九岁读小六算是特别年轻，可不因为我有什么超级本领。抗战期间，母亲带我们一群孩子在广西东奔西跑。我既然是读书年龄，便要进学校，不过，只三数月又要转校了。那时兵荒马乱，进校时不用考试，哪一级有空位就读哪一级。所以，我上一个学期小四，下一个学期初一，跟的却是小六申请读华英时，他们问﹕“你以前最高读到哪一级﹖”答曰﹕“初一。”于是就考初一了。不逮，下降至小六。
在佛山文昌沙的华英唸了三年书，我破了该校的三项纪录。其一，我是他们唯一的从小六升初一，然后竟然从初一再下降小六的人﹗其二，我的顽皮使老师心惊胆战。犯小过三分，大过五分，每星期六的下午，过了分的要“罚企”，在旗杆下立正的时间长短是以“过”分的多少而定。我是华英“罚企”时间最长的冠军，破了纪录。其三，我是华英历来唯一被赶出校门的人﹗
是的，战乱的生涯要付一点代价。左转右转﹑左插班右插班地读书，会使学子不知进退，无所适从。但习以为常，留级﹑降级的怪事就变得司空见惯了。后来回港就读，留级显得顺理成章，不留级是例外。本来比同级的同学年轻几岁，但到我有机会进大学时，已近二十四岁了。年纪比大学的同学长五岁，很尴尬。知耻近乎勇，于是急起直追。这是后话。
时光只解催人老。我在华英唸小六时，香植球与新华社的叶少仪是高三。那时，香氏不可能富有，因为富家子弟是不会跑到文昌沙唸书的。叶少仪呢﹖虽然她高我六年级，但对我的顽皮耳熟能详。一九八四年，我在香港第一次遇到叶大姐，她说﹕“张五常的名字我早在华英听过了，因为你当年以顽皮知名﹗”
留留升升，升升降降的求学生涯，所学当然无几。然而我这留级生有两点“过人”之处。其一，虽然读书不知所谓，但强记﹑背诵之能是高的。级转得多，要背诵的文章就多起来。今天，我写文章套用古人之句时，当年背诵之功给我不少方便。
其二，虽然我当时的考试成绩不好，但是有老师的宠爱。在华英时对我关怀备至的老师，有一位姓吕的。无论我的考试成绩怎样差，他总把我看作天之骄子。例如作文，我十题只交出一二，但交出去后，吕老师必定把我的文章贴在墙上。
对今天后学的人来说，我的华英经验应该有点启发性。读书成绩不好，要留级，或要被赶出校门，虽然不幸，但却无伤大雅，犯不耿耿于怀。重要的是求学的人对自己有信心，知道自己同样是可造之材。华英的吕老师对我的后来有莫大的影响。他似乎是说，你的成绩虽然不好，但我认为你是可造之材，你不应该因为成绩不好就对自己失却信心。华英当年竟然有那样的老师，是我之幸。
读书的经验
一九九二年一月十日
我们的祖先要鼓励青年读书时，说﹕“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不可轻信也。假若读书会使人大富大贵，可把美人左拥右抱，我今天还怎会有闲情逸致写文章﹖黄金我所欲也，美人亦我所欲也，但对我来说，二者之乐，皆不及读书。书可不是为了“黄金屋”或“颜如玉”而读的。毋庸讳言，我是个读书“专家”，但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自一九六五年起我少读书﹔一九六九年后读得更少﹔到港大任职九年，我没有到过图书馆一次。这是个有趣的转变。我读书的经验，是从杂转博，从博变专，从读转听，到最后只是思索，连听也懒得听了。是的，我少年时读得不好，可能因为读得杂，学校教的我不闻不问，但课外的什么唐诗宋词﹑水浒三国﹑古文诗经﹑东莱博议﹑武侠小说﹑象棋书谱﹑掌相奇经等等，皆读得津津有味，且过目不忘。进了大学，我由杂而博。经济学之外，我对逻辑学﹑历史﹑人类学﹑艺术历史等等学问，都有很大的兴趣。即使在主修的经济学内，我的阅读兴趣包括价格理论﹑对外贸易﹑福利经济﹑经济发展等等。
进了研究院后，我从博变专。起初是专于价格理论﹔过了不久，就专于价格理论中新兴的产权及交易费用的问题。到了写博士论文时，我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在产权与交易费用上，以及当时无人问津的合约理论那方面去。今天，不少行内朋友认为，在经济学报上大行其道的合约理论，是我始创的。
拿到了博士，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坐下来读书的时间就愈来愈少了。其时为一九六七年。在芝大，我多看研究工作的资料，少看的是书。好几家学报邀请我做评审员，我于是逼读到不少未经发表的文章，觉得十之八九不堪一读。六九年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邀请我评审文章的学报愈来愈多，不胜其烦，避之则吉，推却所有评审的任务。
既不读书，也不评审，剩下来的时间当然是什么也不读了。自己专心研究合约理论，同好的有什么奇招怪，总要找我研讨。于是，我不读而听，但到后来，我想我的，他说他的，我听而不闻也。
以上所说的读书经验，从杂而博，博而专，专而听，听而不闻，可不是我自高身价。杂转博，博变专，是很多人的读书经验。这是因为书读得多，不期然地要一抒己见，而这样做，先博后专也许是自然的事， 没有什么值得细说。然而，从专而变为不读，以至听而不闻，在学术界我应该是一个少见的例子吧。我不容易解释。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我觉得书中说的，或同行口中说的，来来去去都是那一套，没有什么新意，闷得怕人。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若真的要一抒己见，愈少受他人影响愈有意思。
独立的思考，好像在黑暗中幻想无际的天空，半点约束也没有，其舒畅的感受难以形容。只是在没有进境时，这样的思考很寂寞，有时觉得苦闷。然而，思想既然进入了四顾无人的天地，我不容易从这天地走出来，找同行的朋友研讨一下，因为觉得自己思索的，说来话长，提不起劲从头解释或细说端详。是的，我没有向同行的学者朋友提出自己难以解答的问题，已有十多年了。
于今回顾，在寻求学问中我觉得最愉快的日子是六十年代初期。那时，我老老实实地用功读书大约有四年。在洛杉几加州大学的研究生图书馆内，我自己占有一个仅可容身的小房间。把自己要读的书都搬进去，带了干粮（地上可以睡觉），不分昼夜地一读数天，不明白的问题都记起来，一出馆门，找老师发问去也。如此读读问问，问问读读的，每过几天都觉得自己大有进境，其欢欣之情，不足为外人道。
今天觉得是老生常谈﹑闷得怕人的学问，在六十年代初期我觉得很新鲜，对自己的思想有冲击。当时， 我觉得这些知识是一个大金矿，应有尽有，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于是唯恐“执输行头，惨过败家”，每天睡三几个小时就“淘金”去也。自己要读的书读之不尽，几位大师教授乐意指点迷津，恍如进入书卷之桃花源了。
是的，读书是一件很热闹的事，很够刺激，但同时也有很大的约束性。另一方面，“独行独断”的思考，毫无约束，使我感到舒畅，不过有时很苦闷，往往寂寞随之而来﹔而不闻不问的行为，不免使行内的朋友们觉得我是一个怪人了。
太宁街的往事
一九九二年四月十日
太宁街是西湾河的一条横街，今天，知道的人很少吧。四十年前我见的那小街，两排都是红砖屋，楼高一律三层，共有二十八个门牌﹔后来太古船坞要重建“太古楼”，就只剩下三几个门牌了。
我想写太宁街的往事已有好些日子了。本来“往事”应在《阑集》下笔，但因为母亲的病，该《集》草草收笔，关于太宁街的追忆一搁至今。
一九四八年，广州“解放”将至，我从佛山转到香港的湾仔书院就读，读的是第八班。读了一年，遇到一位姓王的同学，大家成了好朋友。他名柏泉，很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好，且无所不精。我当时对风雅的事没有兴趣，但在多项的玩意上却超人几级。柏泉的乒乓球与掷毫技巧也不弱。至于街头巷尾的不值钱的孩子玩意，可以跟我难分高下的，在我少年时的朋友中只有一个。那是容国团——我与柏泉相熟几年后才与阿团成为知交的。
容国团后来被人称为“多面手”，是指他的乒乓球技千变万化，多彩多姿。于今想来，昔日的王柏泉也是个如假包换的“多面手”。今天，专业人士比比皆是，但“多面手”却不多见。四十年前的太宁街有一个难得的特色﹕多方面的奇才﹑怪杰云集于斯。可以说，任何人在太宁街的街尾停留过三几年，耳濡目染，再蠢也会变得聪明起来，对什么古灵精怪的事也懂得一点。一九四九至一九五七这七﹑八年间，每天我总有三几个小时在太宁街流连忘返，因而荒废了学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