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的家在太宁街对面的山头——今天不复存在的奥背龙村。因为认识柏泉，就成了他家的常客。他的家位于海旁﹑街尾，是红砖屋的“单边”地下，门牌二十七号（已拆掉二十余年矣）。附有后院的几百呎居所，住王﹑彭二姓人家（彼此为世交） ﹔大门常开，街坊朋友自由出入，于是成了宾至如归的热闹之地。夏天时，到了傍晚，众多的人一起在海旁纳凉，有钓鱼的，有下象棋的，有唱粤曲的，有听“讲古”的，还有高谈阔论的。我到那里一坐往往就是七八个小时，直至深夜，母亲会派人“抓”我回家，有时骂一顿是免不了的。
柏泉有三个哥哥，都是才子。大哥名深泉，在中环的写字楼任职，业余从事写作，也爱唱粤曲。一谈到文字，大家以他为“评判”，除了不知天高地厚的我以外，很少有人与他辩论文章之道。深泉当时以秦西宁这个笔名发表小说等等。“秦”带有古风，大概也 与昔日秦淮有关，“西”是西湾河，而“宁”当然是指太宁街了。今天没听过秦西宁这名字的读者，若对文艺有兴趣的话，可能知道他后来多个笔名的其中一个。那就是舒巷城。我认识深泉时，他正在写后来成为小说珍品的《鲤鱼门的雾》。
柏泉的二哥名照泉，笔名王君如，是粤乐界的知名撰曲者。他善感而有文采，例如他早年《吟尽楚江秋》的“借酒消愁，添愁，一江秋”，《歌衫舞扇》的“火山中，有孤凤。春归秋去夏至冬，货腰卖唱泣声中，泪与胭脂一样红”，与后来《饮泪弹歌送汉卿》的“长亭古道柳笼烟，落日芦沟画角喧。离绪千般无写处，一腔别恨寄冰弦”等等都是动人的曲词。三哥丽泉，书法清秀，一如其人，下象棋与弹三弦都潇洒利落。
以上所述，只不过是太宁街的王家四杰耳。说到在乐器上的才华，太宁街谁也不及样样皆能的黎浪然。黎老兄以“玩”粤乐谋生，众人都称他为黎师傅。当年在“东方之珠”谋生可不容易。黎师傅是个很幽默的人，说笑话的本领有时比他的粤乐本领还要高。某年新春时节，大寒天气，黎老兄只穿单“恤”一件——外衣已在当铺里。我们明知故问﹕“黎师傅为什么不怕冷啊﹖”他在尴尬中仰天大笑说﹕“你们不知道吗﹖我在扮‘泰山’﹗”
说下象棋吗﹖丽泉﹑柏泉和我都不算什么。常来太宁街二十七号的高手是十多岁的徐道光——是的，那位曾经代表香港出赛的神童徐道光。乒乓球吗﹖“东区小霸王”是由于认识我而跑到太宁街去的。一九五九年，这位“小霸王”拿了世界单打冠军——多面手容国团是也。
打功夫厉害的有陈成彪，说故事动听的有彭芬，“吹牛”吹得过瘾的有绰号“咕喱王”与“大蛇恩”的王兆恩，不知死活为何物的有“大炮华”，足球高手有龚添贵﹑何佳，以及后来一度成为中国国脚的黄文华。
其他的性格“巨星”如陈文﹑刘基﹑黄德宽﹑刘仔﹑杨仔﹑徐炳垣﹑甄锦旋，还有“通天晓”大珠﹑“科学家”王洪庆等等，真是不胜枚举了。
战后的香港情况复杂，觅食艰难，但人物与生活却多彩多姿。太宁街二十七号的常客，有的是奇才异士，他们在穷困之中也往往看得开而有乐观精神，像范仲淹所说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其中有人米饭无，有人要扮“泰山”，但自己还是看得起自己，不屑于做鸡鸣狗盗之事。这样，大家往往相聚一起，一畅平生。今天，说来不免有所感触，这些朋友死的死矣，老的老矣﹗
一九五七年七月三十一日，我要远渡重洋，与太宁街的朋友分手。那时，到美洲去是近乎生离死别的事。当夜，我拿了纪念册给“太宁”的朋友们题字。深泉（舒巷城）写道﹕“此夜分离，灯前言送﹔他日来 归，谈笑与共﹗”这是太宁街的文采了。当威尔逊总统号（轮船）快要驶出鲤鱼门海峡时，我拿一只很长的手电筒向太宁街的方向闪射，依稀中我看到他们站在海旁以手电筒闪呀闪的回应。
考试四情﹕惧怕﹑喜欢﹑沉闷﹑过瘾
二○○○年三月二日
说来惭愧，我没有在小学或中学毕过业，虽然在大学毕业过三次﹕学士﹑硕士﹑博士。对考试我算是老手了。又因为在中﹑小学时留级留得多，我考试的次数超人一等。人家考一次，我要考三次﹗
那时，要不是觉得老师胡说八道，就是觉得上课闷得怕人。为了好奇而发问，被罚企或“留堂”是惯例﹔我于是魂游四方，好些时逃学不上课，两次被逐出校门。因为十试八不中，对考试大有惧怕之心。这是第一情。
二十一岁到加拿大补修课程，两年后到美国读大学，求学环境与香港的截然不同。在课堂坐，可以不举手而大声发问。教授大声回答﹕“问得好，你叫什么名字呀﹖”这样简单，我就认真地读起书来了。
考试永远是无聊的事。但当年在加大，学生是可以做英雄的。中期试（通常一科三个）后发还试卷前，
教授喜欢在课堂上公布成绩最好的前几名学生。这样容易做英雄，不考个第一才怪。
记得有一次，大名鼎鼎的经济历史教授 W·Scoville正要公布英雄榜之际，我先站起来，准备举起双手，向四周的同学打个招呼。殊不知第一名不是我，同学倒彩之声震耳欲聋，使教授喜上眉梢。在那段英雄日子中，我渴望考试，因为有机会做英雄。此喜也，是第二情。
后来进了研究院，虽然成绩好，但自觉所知不多，而考试愈来愈无聊，觉得沉闷之极。事实上，研究院只有数十个学生，教授们见我在课堂上问得奇，答得怪，考试时答错了也分上留情。我于是专心读书，但可没有为考试而读的。学问于是有点看头。
很不幸，试还是要考。四个博士试，同学们大都分两年考﹔我但求了事，选在五天内考完。一位教授说我发神经，我的回应，是考试与学问无关，草草了事，作研究写论文才有意思。
四科博士试三科一，一科二，早些时我可能感到失望，但既然觉得考试无聊﹑沉闷，成绩怎样就怎样。这是第三情。
考完第四个博士试，我对自己说﹕那是我今生最后一试，谢天谢地，此后我再不用考试了。这个想法，只对了三十六年。
七个月前，我答应重出江湖，在《壹周刊》再写专栏。事前我可不知道，《壹周刊》发明了一项新玩意 ﹕每期让读者在电脑上选“最受欢迎”的文章。写了几期我才知道这玩意，觉得中了计。读者选择排列，不是考试是什么﹖二十九年前我已是正教授，今天怎还可以被考的﹖
重出格子江湖，最初的几篇当然写得较好，但成绩平平，显然是因为封笔两年多，与读者隔离得太久了。跟而来的排名，大有起色，仿彿大学当年。然而，人老了，英雄意气少年事。问题是，我要跟阿康过瘾一下，要他知道我还是宝刀未老。
我于是想出如下的主意﹕创出一项不容易被打破的《壹周刊》纪录，立此存照。我想，要是我能一连五期排名第一，虽是无聊，却也过瘾。但五连冠谈何容易，战略是需要的。
我采用的第一个战略，是集中五篇自己认为是可以的文章，连贯地刊出。殊不知头三篇虽得第一，其余两篇却排第二。时运不齐，阿康开心之极，哈哈大笑﹗
卷土重来，采用第二个战略。见千禧将至，我决定以千年回顾为题而写五篇相连的文章，要是写得好，连贯地胜出五次比较容易。题目起得好﹕《惊回首，感慨话千年﹗》。但细想之下，这题目我只能写四篇——刻意地拖长来写，可能全军尽墨。我又想，要是四篇《惊回首》的前一篇或后一篇得个第一，五连冠就大有可为。
四篇《惊回首》写得很用心，发稿后就去美国与孩子们度圣诞及千禧。到美后不久，知道《惊回首》之前一篇得个第一（之后一篇也是），就认为阿康非中计不可。殊不知人算不如天算﹕《惊回首》的一﹑二得第一，是人算﹔但三﹑四（四写得最好）三甲不入，却是天算了。
《壹周刊》的读者像我一样，很有点无厘头，不容易捉摸。五连冠两试不成，不再试了。想不到，在这两试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创了一项比五连冠更难破的《壹周刊》纪录。且听我道来。《惊回首》的前一期，我第一，有第二，但例外地没有第三。阿康传真给我时挥笔大书﹕“这期竟然没有第三，摆明是做马﹗”我想，暗地里要朋友投自己一票容易（虽然我付不起掩口费），但要不认识的读者不投他人一票，却不可能。我立刻传真回应，说﹕“不久的将来，只有一个第一，其他什么也没有﹗”果然，跟而来的《惊回首》第一篇，排第一，没有其他名次﹗这个怪现象的唯一解释，是在千年大暇中读者大都懒得去按电脑。愈少人投票，单“一”上榜的机会增加了。天意也，我却之不恭﹗我想，单“一”上榜这个《壹周刊》纪录，后之来者充其量只可以打个平手，但永不能破。我又想，阿康若要平这个纪录，他要等一千年才有机会﹗我不由得哈哈大笑，感到过瘾之至。这是我考试的第四情。
要走进学问的天地中
二○○○年七月二十日
不久前儿子就读的大学的医学研究院内发生一宗轰动美国的悲剧。一位病理学研究在国际上很有建树的教授，被他的一位来自中国的徒弟杀了，该徒弟跟吞枪自杀。几年前在另一家美国大学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一代不如一代，今天中国的留美学生怎会变成这个样子的﹖
我儿子是同学系的，师傅是该系的头头，被杀的是副头头，所以儿子对这悲剧有一手的资料。儿子说，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医学研究很有地位，能到那里做研究的不容易。凶手毕业于上海医学院，到美国五年，是去年九月转到华大的。他的英语有困难，到了华大四个月就知道不会被续一年之约。他的脾性变得很古怪，同事们避之唯恐不及，事发前两星期他买了手枪，死后在身上带要自杀的信。事发当日他到教授的办公室，关上门，外间的人听到争吵之声，跟就是枪声了。事发后警方初时以为教授要阻止凶手自杀而被误杀，但后来知道教授身中四弹。
美国传媒的一般舆论，大致上是对的。那位中国留学生虽然不是上上之选，但求学认真，学历不错。问题是他把自己看得很高，到美国是破釜沉舟，好叫将来能光宗耀祖。不被续约，前途茫茫，还有什么面目去见江东父老﹖
这是很多从落后之区到先进之邦留学的意识吧。老实说，我自己一九五七年离港赴北美时，也有类似的意识。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几加州大学，起初的两三年也有类似的倾向。但到一九六二年，好些教授的学问使我了迷，心焉向往，再懒得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东父老，一下子就走进学问的天地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