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当自己的儿女要进大学时，我对他们说﹕“读书要为兴趣，不要为任何其他人而读。你们的成绩怎样我也是同样的爱，同样的喜欢。读书不要太认真，也不可强求，但假如要有学问，你大约要有三年时间听不知音，食不知味，其他什么事情也顾不了。”女儿大学毕业后，虽然成绩可以，但对学问没有兴趣，不要再读下去。我当然不勉强。儿子呢﹖他要走爸爸的路，我更没有理由反对了。
遥想加大当年，图书馆内有为研究生而设的﹑大约四十平方英尺的小房间，门有锁，可以独占。小房简陋，桌﹑椅﹑书架各一。重要的是这些小房间是在图书馆之内，自己要读的书不用借出，可把馆内任何书籍搬进小房内，离开时把门锁上，要读多久就读多久。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图书馆有办公时间，但大门常开，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二十四小时。只要你不用馆员服务把书借出去，图书馆是没有关闭时间的。
当年，虽然我在校外租了住所，但三年中我有一小半的时间住在图书馆内。我独占的小房内常备饼干﹑罐头汤﹑煮汤的发热针﹑睡眠与清洁的日用品。花了一点钱购买了一盏小灯，应有尽有，那就是我的学问小天地了。
虽然我是唸经济的，但读得苦闷之际，图书馆内的非经济读物，也就顺手搬来过瘾一下。去年底我写千禧回顾——《惊回首，感慨话千年 ﹗》——那篇长文所用的中国史实，大部分是那时因为在苦学中要松弛一下而学到的。
经济学呢﹖那当然是别有一番滋味了。老师阿尔钦在课堂上说﹕下一课我们讨论失业。我就将图书馆内所有的关于失业的论着搬进自己在馆内的小房中，痛下心机。到了下一课，阿师问﹕“什么是失业﹖”同学研究生鸦雀无声，我说﹕“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所有专家都胡说八道。”阿师很高兴，问我为什么会是个“失业”专家。我如数家珍地从庇古到凯恩斯到萨缪尔森，不停地说下去，真的是博学多才了﹗
同学们给我杀下马来，向阿师投诉，说在大学图书馆内找不到关于“失业”的书籍。他们当然找不到，因为所有的“失业”书籍都被我不刻意地锁在图书馆内自己独占的小房间中。
主修经济，我当年所学当然以经济为主，但在那学问的小天地中，我涉及的有历史﹑艺术﹑人类学﹑逻辑学﹑文学，还有什么孙中山﹑毛泽东﹑马克思之类的。后来我曾经夸夸其谈，说自己可以在任何大学的几个学系内任教职。港大有一位同事，姓张名滔，其所学也是包罗万有，知得不比我深，但比我广。在我所认识的经济学大师中，包括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科斯﹑戴维德﹑阿罗﹑阿尔钦﹑贝克尔﹑赫舒拉发﹑巴泽尔等人，他们对经济学以外的学问，也很有两手。这证明这些人也曾经进入学问的天地中。
人类的知识是个宝藏，像苏东坡说的江上的清风与山间的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要真正的去争取有两个困难。第一是要花点劳力﹑花点时间。我们要把心一横，老老实实地走进学问的天地中去。其二是宝藏虽宝，内里废物甚多。学问之道是要把宝物与废物分辨开来。我们学时要考虑，要拜师，要有高人指点迷津。
回头说那位杀师而又自杀的中国研究生，应该读过了不少书——他既是医生，也是博士。书是读多了，但也是读坏了。要管什么光宗耀祖，什么江东父老，我可以肯定，这位仁兄从来没有为学问而学问，没有进入过学问的天地中。
选读物的困难
二○○三年一月四日
做大学生时——尤其是研究生那段日子——我选读物所花的时间比读的时间还要多。不是选什么武侠小说或诗词之类的读物——纯为享受而读的那一类——而是选与自己追求学术知识有关的。
人类积聚下来的知识说少不少，但说多也不是那么多。后者是指一门学术，而一门学术之内的专题，其知识真的不是那么多。当然，任何一项专题，有关的书籍及文章数以百计。其中大部分是人云亦云，你抄我的，我抄你的，没有什么深度，创意更谈不上。数以百计的读物，低下的可以误导，中庸的读之无益，中上的花时间不一定有所值。充其量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有启发性，值得读之再三。
曾经说过，六十年代我读过很多书。然而，绝大部分我只是翻阅，走马看花，一天可翻十多本，看看哪一本之内的哪一章或哪篇文章值得细读。说实话，在一个专题之内，值得细读的通常不出两三件，最多也不过一掌之数。经验所得，是细读一件精品的收益，远比博读百件人云亦云的为高。例如关于利息及其理念，只细读费雪的《利息理论》开头的一百五十六页就足够了。
说细读，是不读则已，一读惊人。细读是一项大投资。时间﹑精力与排山倒海的投入，没有尝试过的不知其苦处。想当年，读弗里德曼《价格理论》的第五章，那关于成本与供应曲线的，细读几遍，突然发觉弗氏说商人争取的是“非合约的成本”，大有新意，于是从头细读几遍。之后又发觉弗氏说，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他的平均成本曲线，若有所悟，又要从头细读几遍。
上述的细读，重点不单是明白内容，而是要找寻作者的推理思维。明白内容而不明白作者怎样想，不是真正的明白。这解释了为什么认真地读书是那样大的投资，也解释了为什么思想平庸之作不值一读。
迅速地翻阅而选读物，是一种办法，不一定可靠，也不是最可取的。较为可取的是听老师的介绍。问题是平庸的老师往往误导，不可尽信。这解释了为什么做研究生时，一位高人老师盛赞某读物，我立刻跑到图书馆去找寻。
此外我还用上其他两个选读物的办法。其一是收听同学们的评语。不是一两个同学的评语，而是众多同学的认同。有了同学之见，再去问教授，问呀问的，肯定了才读。是大投资，怎可以不左打听﹑右打听呢﹖
其二，可能最可靠的，是选作者来读。肯定是大师的人物而自己对其学问深感兴趣的，就按这大师的作品的发表先后日期，顺次而读之。差不多这大师的所有作品都读，较精彩的当然读得天翻地覆了。
选读物难，细读更难。没有趣味的读物我读不下去。细读是大投资，没有趣味的要生吞硬吐，不读算了。这解释为什么在自己专业的学术范畴内，好些题材我不懂。另一方面，兴趣所在而读的，我懂得通透。
盖尔·约翰逊的教诲
二○○三年五月一日
盖尔 ·约翰逊（D· Gale Johnson）谢世了，享年八十六，消息传来，我的心沉了下去，不禁对太太说﹕“平生遇大师无数，获教益良多，但如果没有盖尔的亲手提拔，我不可能在国际学术上杀出重围。”一时间，数十年往事，注到心头，让我在这里追忆一下吧。
一九六五年，考完了所有博士笔试两年，我的论文经过数次更改题目也没有进境，心灰意冷之余，不想再留在洛杉几加大。那时学术工作市场好，一出声就有十多家大学招手，许以助理教授之职。这些大学不是籍籍无名，而是重于教书，说不上是有规模的研究院。希望能写好博士论文，我选取了近于加大的长滩加州州立大学。当时，老师与同学们都说，州立大学不是不好，但教书时间多，研究时间不足够，而更头痛的是进了以教书为主的大学任职，要转到以研究为主的大学是近于不可能的了。这后者的“不可能”的观点是对的。一九六六年，我在长滩拿得加州最佳教授奖，以为可以转往以研究为主的名校，去信几封，没有一间回信。
一九六六年的春夏之交我得到老师阿尔钦的认可，开始整理佃农理论的资料，同年十一月写好了第一章，老师赫舒拉发很喜欢，寄给当时从麻省理工学院到洛杉几兰克公司造访的杜玛（Evsey Domar）。后者读后召见我，说我不属于长滩，问我愿不愿意到麻省去碰碰运气。我当然高兴，但过了几天收到杜玛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所以他把我那章文稿寄了给芝加哥大学的盖尔 ·约翰逊。杜玛说芝大每年有一个“政治经济博士后奖”，有分量，此前获奖的有阿罗﹑蒙代尔等人，促我尽快申请。
这把我吓了一跳。我知道盖尔是大名鼎鼎的农业经济学家，曾经发表过自马歇尔之后的最重要的关于佃农理论的文章。然而，在我自己的佃农理论的上述那章中，我对盖尔的名着批评甚重﹗不是无理取闹，而是得理不饶人，手起刀落，节节进逼。杜玛建议我申请芝大，竟然把我的文稿寄了给盖尔，我恨不得文稿不是那样写，或起码写得客气一点。但文稿已到了盖尔手上，很有点难为情，我于是决定不申请。
该奖项是一九六七年二月底截止申请的。三月中赫舒拉发给我电话，促我立刻写信申请。不知何解，但老师有命，我写了一封简短的信到芝大去。两天后收到当时芝大经济系主任哈伯格的电报，说我获奖。
我是到了芝大半年后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那里的 George Tolley教授告诉我，他是评审该年的“政治经济奖”的委员会主席。他说我曾经给他们一点麻烦，因为盖尔读了我的一章文稿，就坚持把奖给我，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但等来等去也收不到我的申请信。这使我如中雷击﹕该文稿批评盖尔，下笔无情，但他胸襟广阔，虚怀若谷﹗这使我意识到真正的学者有恃无恐，而搞学问应该是这样的。
到芝大的第二天，我跑到芝大出版社去见那里的经济书籍编辑，因为我早就将那第一章寄给该出版社考虑出书，得到正面的回应。我告诉该编辑论文已写好了。他很高兴，说要立刻出版。只看一章，不看其他就作了决定，而该出版社又是那样大名，是难得的际遇了。过了几天，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找到好些珍贵的关于中国农业的资料，《佃农理论》要出书，这些资料要怎样处理呢﹖
找盖尔问他的意见。我说芝大出版社要立刻出版，但我找到新资料，加进去恐怕要多花时日，怎么办﹖盖尔说要让他想想才回应。过了两天，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来（大教授下访“博士后”是不寻常的行为），说﹕“你的问题我想过了。通常有像芝大出版社那样大名的要替你出书，你应立刻出版而转向其他研究打主意。但你的论文可能很重要，不容易有这样的际遇，你自己也可能不会再遇上了，所以我认为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修改文稿，作点补充。”
我依照盖尔的建议而多花一年时间。以书页算，这一年我只加了大约五十页﹕考查了佃农理论的经济思想史与大幅地扩充了合约选择的分析，而二者都大量地引用了中国农业的资料。后来论文的第一章出书时变作三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