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联趣谈》第一条就记录1932年清华大学录取新生考试中，国文一科有陈寅恪先生出题。其中一个考题就是“对对子”。题为“孙行者”，结果有一半人交了白卷（鲁迅也有文章论此事）。有人批评此题。陈寅恪先生答辩指出，“做对子最易测出学生对中文的理解程度，因为寥寥数字已包含对词性的了解，以及平仄虚实的运用。对联在各种文学形式之中字数最少，但却最富于中国文学的特色”。梁先生认为对“孙行者”的最佳之选当属“祖冲之”，而有的读者认为是“胡适之”（主要原因是“行”“冲”皆平声），双方还展开争论，借以确立评赏标准，增强人们对于汉语的理解。其他还有答“王引之”“陈立夫”的，也各有所长。《名联趣谈》中用19个小题来评论各种答案的优劣及其有关的事件，很有趣味。其实这类人名对，现在也有佳作。从这些联语中真是能够体会汉文汉语的奇妙。
梁先生的《名联趣谈》向读者介绍各种对联两千二百多副。从形式上看包括掌故、格言、名胜、祠庙、节庆、哀挽、第宅、赠答等等；从时间段来看是从晚清到当代；从内容上看，则涉及政界、军界、官场、文坛、景物、艳情，以至言志述怀、颂扬讽刺、滑稽嘲谐、方言民俗等，无所不有。读此书开阔眼界，开拓胸襟，可知许多趣闻。
梁羽生先生以“笑看云霄飘一羽，曾经沧海慨平生”这一联来概括他的一生，可见他对联语钟情之至，真是生死以之的。我想这里以谈联语的方式为他送别应当不是冒昧的。
“原生态”的思想家
——评《李宗吾新传》
一、“厚黑教主”旧相识
知道有“李宗吾”这位怪才五十年了。那是1957年的正式反右之前，此时正在热火朝天地批判“不健康”的诗歌作品了，其中最典型的，被各类报刊点来点去的是《吻》和流沙河的《草木篇》。《草木篇》（五首）如此频繁地“出镜”，不由得我们这些少不更事的中学生不注意。后来批《草木篇》的温度升高，被视为“反动阶级的宣言”，更使我们好奇，《草木篇》中有那么大的杀伤力的内容吗？在一片讨伐声浪中，突然四川大学中文系有位教授张默生替《草木篇》辩护，他说“诗无达诂”（意为诗不是只有一种标准的解释），反对“穿凿附会”。这引起我对张先生的兴趣，到北京图书馆一查张默生其人，得知他还有一本《厚黑教主李宗吾传》，借来一看，真是亦庄亦谐，“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从此记住了李宗吾这个人与所谓“厚黑学”的精髓——“脸厚心黑”。八十年代有关“厚黑学”已经问世，但没引起我的注意。1989年底在琉璃厂中国书店闲逛，看到求实出版社出版的《厚黑学》，仿佛是故人重逢，马上买了一本，再度读了这本“奇书”。
去年，闲在屋中坐，书从天外来。陈远先生顶着炎炎烈日拿来他的新著《李宗吾新传——民国思想史上第一人》征求意见，使我想起从“初识”李宗吾到现在的“第三次握手”的种种经历，奇妙有趣，想写点文字。
二、“原生态”的思想家
既然“认识”厚黑教主那么久，看到了“新传”自然忍不住要说两句。过去读“厚黑学”“厚黑丛话”乃至“心理与力学”都是从文学角度，把这些一律看成“怪体杂文”（川人想象丰富，总爱建立一种正常之外的体式。连调味还要在五味之外，调一“怪味”），与章克标《文坛登龙术》同科。说它正言若反也好，说它有激而言也好，总之，都是认为这些文章本质与鲁迅杂文一样都是批判社会现实的。没有认真分析李宗吾言论的思想内涵，当然也就不会考察这些思想产生的社会氛围和学术背景了。陈远这本“新传”与张默生旧“传”的不同之处在于认真考察和分析自清末至民国中国思想界变迁及李宗吾在这个变迁中的地位，还原了李宗吾一个思想家的面貌，评介李宗吾思想价值及与当时思潮的关系，这些是我没想到的。虽然对此书的结论我不见得都赞同，但确实有不少足以使我顿开茅塞的地方。
李宗吾是位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用陈远的话说他是个思想独立的人：“不宗圣人宗自己”。用现在文化界流行的一个词说：他是“原生态”的，受外来影响不大（纯粹的原生态已经不存在了）。19世纪末，欧风美雨，扑面而来。有激于现实而思改造现实的人们，无不负笈海外，以求救国救民之道。先是去日本，然后是美国、欧洲、最后是苏俄。从辛亥前后到五四，中国思想界有如万花筒，五彩夺目，但都有外来背景。而李宗吾则不然，虽然他口中也有点新名词，什么“庚弟爱因斯坦”（李与爱同庚）“唯物史观”等等纯系游戏之笔，不必认真。
他无论思考和写法都显得很“土”，纯系中国气派。他自云，其著作是拉杂极了，“仿佛是一个大山，满山的昆虫鸟兽、草木土石等等，是极不规则的，唯其不规则，才是天然状态”，也就是原生状态。他只是把他胸中的见解，好好歹歹和盘托出，使山的全体表现，有志期道者，加以整理，不足者补充之，冗芜者删削之，错误者改正之，开辟成公园也好，在山上采取木石，另建一个房子也好……总之，他给读者的似乎是浑金璞玉，做成什么，全凭读者自己。李宗吾自己也意识到自己的“原生态”特点，因此有人劝他从俗改为“欧化”的“新式笔法”时，他坚决反对，说“孔子手著的《春秋》，旁人可改一字吗”。
李宗吾生长在四川，一生未出夔门，老死于是乡，学历不高（上过半新不旧的四川高等学堂），其见闻受到一定的局限。宗吾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不在“西学”背景上与他人争一日之长。他守定思想的本土资源，关注现实生活，独立思考（自称是从自己的头脑中拿出来的），并用川人特有的幽默口吻出之，于是，我们看到一位几十年后，国人仍对他充满兴趣的“厚黑教主李宗吾”。
三、“厚黑”是个思想与话语的平台
自民国元年，李宗吾发表了《厚黑学》之后，到1943年去世，这三十多年中可以言必称“厚黑”，写作不离“厚黑”。反对者攻击他，好心者劝他，希望他不再讲“厚黑”。张默生可以说是李宗吾的知音兼崇拜者，也这样劝他，做点正经的学问。为什么李宗吾始终持“厚黑”而不辍呢？其根本原因在于他只是个“原生态”的思想家，如果失去“厚黑”这个早已取得的话语平台，便没有人听他说话了。须知话语也是一种权力。殷海光曾对胡适说，你讲宽容，应该对有权人去讲，不要对我们这些无权人讲。胡适说，你能讲话，能发表文章，怎么能说无权呢？并不是每个人都拥有这个权力的。李宗吾偏处一隅，没有政治地位、学术地位，讲话有谁听！甚至发表都有困难。民国时期报刊虽多，但也多有背景，作者也多有圈子，哪能自由自在任意发表自己那些土里土气的“原生态”的思想？对于这一点，李宗吾自己也有清醒的认识。他有些悲凉地说：
学术界中古之孔孟程朱诸人无伦矣，今之梁启超、章太炎等辈，亦取有相当地位；我辈无名小卒，敢与抗衡哉？虽有发明，谁能注意？民国元年，弟发明厚黑学，颇为人所称说，故常常讲之，欲引起读者注意，因而读我心理与力学之书耳。盖厚黑者，固弟所踞地盘也。
因此，他才三句话不离厚黑，就是为了引起关注，取得话语权。实际上李宗吾早年所说的“厚黑”与抗战中所说“厚黑”，用字一样，但内涵区别很大。早年说的“厚黑”纯粹是愤世之言，用以“讽刺社会”，“厚黑”的内涵外延都是负面的，其立意和写作都带有玩世性质；后来，在反对帝国主义列强和抗日战争中所涉及的“厚黑史观”实际上是指“性恶史观”，是从正面意义阐扬“厚黑”的，而且是严肃的。这一点应引起读者的注意，要慎重对待。自古以来“国学”中的许多概念带有模糊性，原生态的思想家李宗吾更不能例外。陈远要用一个“个人主义”或“个性独立”为“厚黑”定位，我觉得有点胶柱鼓瑟。
四、思想前沿的思考者
“新传”提供许多证据说明李宗吾虽然处在“原生态”，但并非讲李宗吾只是昧于世界和中国大势的“乡曲之士”。他对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动向并不陌生。他的思考大多与当时思想界关注的问题有关。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疑古学派、科玄之争等社会运动和学术讨论中，李宗吾的著作中都有反映，而且是站在前沿的。
例如写在辛亥革命之前的《我对圣人的怀疑》中所表现的反传统、反专制、反孔、反皇权的思想与“五四时期”启蒙者思想家是很相似的：
中国的圣人，是专横极了，他莫有说过的话，后人不敢说，如果说出来，众人就说他是异端，就要攻击他。……学术上的黑幕，与政治上的黑幕，是一样的。圣人与君主，是一胎双生的，处处狼狈相依。圣人不仰仗君主的威力，圣人就莫得那么尊崇；君主不仰仗圣人的学说，君主也莫得那么猖獗。于是君主把他的名号分给圣人，圣人就称起王来了；圣人把他的名号分给君主，君主也称起圣来了。君主钳制人民的行动，圣人钳制人民的思想。……中国的人民，收了受了数千年君主的摧残压迫，民意不能出现，无怪乎政治紊乱；中国的学者，受了数千年圣人的摧残压迫，思想不能独立，无怪乎学术消沉。因为学说有差误，政治才会黑暗，所以君主之命该革，圣人之命尤其该革。
这一段把儒家思想与专制帝王的关系说透了。虽然这些想法可以在二十世纪初的报刊（如《国民报》《大陆》《越报》等）上听到一些类似的回响，但这些报刊不是办在海外，就是办在外国租界里，大多也在东南沿海，闭塞的四川未必能看到。应该说这些想法都是李宗吾从自己的头脑（他称作“囊”）中拿出来的，如探囊取物一般。怪哉！李宗吾！
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许多思想者认为四川学界比较保守。产生过廖季平、吴虞、李宗吾的地区怎么能说保守呢？
五、为什么“厚黑学”再度张扬
改革开放以来，“厚黑学”与李宗吾简直像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一样火暴，成为地摊儿读物的主打。
为什么国人突然对“厚黑学”和“李宗吾”释放出那么大兴趣？我想，最初可能出于好奇，封锁了几十年之后，人们对一切不同于主流的奇书怪书都有兴趣；人们读了《厚黑学》之后，想起往昔的鸡争鹅斗，颇有身边之事无不厚黑的感觉。因此有关“厚黑学”的书便进入畅销行列。
“厚黑学”说到底就是揭示人们在斗争中如何泯灭了一切良知、突破道德的设防、不按牌理出牌，从而取得胜利的。国人按照这个道理做了几十年，不明就里，突然有人用明确、简单的两个字概括出来了，其快可知；全民政治争斗时代过去了，争相发财的时代到来了，数以亿计的人们，人人有个发财梦，于是人们又想到了政治角逐中取胜的诀窍。于是人们目光又聚焦到“厚黑学”和李宗吾。这是“厚黑学”的第三次浪潮。
在思想领域，与欧洲注重本体研究不同，中国自古关注关系研究。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那个“际”就是边缘，两者的接合部，引申出两者的关系。人和人的关系，人和人群的关系，人群和人群的关系，人和自然的关系等等。因此对人们相处的谋略，自然有细密的思考，然而从不把它看做终极价值。历来都有些人用阴谋的眼光扫描一切，世间无不是阴谋充斥，于是他就要“厚黑”到底，实际上“阴谋论”的倡导者本身就是阴谋家。
其实现代的政治角逐或博弈与经济竞争中自有大道，绝不是一些小智慧、小智术可以应付的。至于所谓“谋略学”，明初宋濂就说这是“小夫蛇鼠之智”，终昧于“大道”。因此，“全书”“大全”一类等等指导人们在“官场”“职场”“人生”“办公室”，甚至是“爱情”“仙道”等领域如何“厚黑”的著作，大多与李宗吾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