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篇是香港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的讲稿，时在2005年11月16日。
主持人：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
在学术界一直都有这样一种人，他们甘于在书斋里面寂寞和冷清的生活，一心都想学术立国，无论是多么艰难，都想给这个国家留下一些自由思想的种子。今天的大讲堂，我们为大家所邀请到的嘉宾就是这样一位学者。几年前，他有一本书出版，名字叫做《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一面市，就受到了中国学人的广泛关注，像李慎之先生就曾经评价这本书说，“它让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中国”。下面我想我们就用掌声来欢迎，今天我们大讲堂的嘉宾，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学泰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我知道王学泰先生是一个人生经历特别丰富的人，而且有很多很多的人生故事，我不知道您的故事想从哪儿说起？
王学泰：我的经历虽然丰富，但对于现在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是不必要的。我一生有过三次倒霉的经历吧，最早的一次是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我16岁，当时下乡支持大跃进，深翻土地一丈二尺，要求第二年亩产小麦120万斤。
主持人：120万？
王学泰：120万斤，我当时不太相信，我就说，一麻袋可以装200斤，这120万斤，就可以装6000袋。一麻袋放在地下是六平方尺，而一亩地是6000平方尺，码平了可以放1000袋。我说这个6000袋就得要码六层，我说你什么麦秆能给它挺起来。我当时16岁，就说出这件事，结果就被全校批判。不让我在农村劳动，叫我回学校去大炼钢铁。后来回学校，我也没大炼钢铁，上北图每天趴着看书，后来回来又受一次批判。
主持人：您在北图看什么书呢？
王学泰：什么书都看。最简单的也看，剧本，最复杂的那会儿是心理学，还有古籍，看的书非常杂。你看我现在还有高中时代的笔记，像《孙子十三篇》，那会儿就读过，也都抄过。还有《变态心理学》，弗洛伊德的一些学说，还有美学。那会儿我对美学非常感到兴趣，因为美学正处于争论时期，所以当时的美学论争，现在我还能说出非常详细的来龙去脉。
主持人：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因为您在中学的时候，按理来说在政治上已经是一个后进分子了，怎么能够还混进大学呢？
王学泰：1960年，那年高中毕业生是20万人，但招了23万学生。我有幸那年的操行勉强能得个“良”，那班主任对我不错，现在想起来我都感激他。因为这个“良”凑合有个大学上。这个大学叫北京工农师范学院，是大跃进的产物，困难时期这个工农师范学院被解散了，我就被合并到北京师范学院。我觉得我最大的缺点可能就是好说话。1964年大学毕业那会儿，我就有幸地被定为重点打击对象，成为“反动学生”。我当时的处分是劳动考察三年。
主持人：每天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劳动？每天生活是什么样的？能给我们描述一下吗？
王学泰：那个生活跟当时的农业工人差不太多，那会儿抬石头的时候，两个人能抬600多斤重的石头，这使我认识到“轻担压肩，重担压腿”这个俗语的道理。有人挑水说压的肩疼，那是担子不重，最多也就是八九十斤，真正的重担最吃劲的是腿。我们抬五六百斤的石头时，已经不能弯下腰来抬了。因为腰没有那么大的劲挺起来。在抬这样重石头时，是在石头底下铺着一个铁丝的网子，网子两端有麻绳连着。把石头推到网子上，抬杠从绳子中间穿过，二人在杠子两头，杠子上肩，二人双腿岔开，抬的时候，双腿一并石头就离地了。此时我的双腿颤抖，感到石头的重量。然后，用小碎步把石头抬到应该去的地方。有时还要装上马车运走，那是更吃力的活计。
主持人：现在想起那样艰苦的生活会后悔吗？
王学泰：王国维有句诗叫“人生过处唯存悔”，要说悔，可能人生很多挺值得悔的事，但是已经过去了，我也就不太想它了。所以我是很少有发愁的事。
主持人：1975年的时候，您是因为什么原因又被判了十几年刑？
王学泰：那会儿郭宝昌要搞《红楼梦》的影片，因为唯有《红楼梦》能看，所以他经常给我写信，他在广西，就要求我给他解释一下《红楼梦》一些诗词等等。
我在注释时参考了一本书叫《推背图》。《推背图》是预言天下大势的图谶。其中第42图，画了一个怀抱琵琶的女子，说她祸乱天下，所谓“祸乱君臣几千般”。其实我们也不太相信，因为我们对文革、江青有些不满，我与老同学闲聊时就说，这个女的，就跟江青似的。那本是个玩笑话，后来传到上面去了，受到追查，因此，被被抓了起来。再后来“四人帮”倒台，1978年平反。
主持人：以后这爱说话的毛病改了吗？
王学泰：现在你想跟人说话，跟谁说去呀，每天就我一个人在家里头，就跟电脑闲聊，所以退休后就有许多闲聊的文字出现。我的随笔短文大多是退休后写的。
主持人：好，下面呢，我想我们就掌声欢迎王学泰先生今天给我们现场继续地为我们进行主题演讲，“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
王学泰：今天讲这问题呢，是人们提得非常少的一个问题，是为文学史家和文化史家所不关注的问题。今天这个题目叫《审视传统文化的另一个视角》，就是游民文化问题。
这个游民文化，虽然过去梁启超先生也关注过游民问题，但他们大多是从社会问题角度来关注这个问题的，今天我提出这问题，是从文化角度来关怀这个问题。我首先要谈的问题就是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就是“小说教”。三教是什么，研究传统文化都讲，儒、释、道三教，儒，儒教。释，就是佛教。道，就是道家。实际上呢，这三教之外还有一教就是“小说教”。“小说教”它是什么，就是通俗文学对于下层民众的影响。比如我们四大传说里头的“孟姜女哭长城”、“牛郎织女的故事”等等，都是通俗文学。因为中国古代是宗法社会，老百姓大多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宗法是什么？就是人靠血缘关系组织起来的社会集团，人们生活在这种宗法社会中，就不自觉地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
因为儒家思想是宗法制度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表现，所以说在民间所流传的故事，跟宗法制度也都是有关系的。特别是这种“牛郎织女的故事”。牛郎织女，实际就是小农社会的男耕女织的那种生活。
宋代和宋代以后情况发生了变化，通俗文艺兴起了，这样它带动了民间的思想的活跃，从宋代起，欣赏这种通俗文艺作品逐渐成为民间的经常的娱乐活动。不仅在工商业繁荣的大中城市中经常有文艺演出，引得很多人来看，来欣赏，就是农村也有艺人，他在活动，把文艺节目带给农民。
陆放翁就有一首诗就写的这种情况，“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唱蔡中郎。”蔡中郎就是汉代的官员，从这首诗就可以看到，通俗文艺在农村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说这种通俗文艺作品通过许多种渠道来到民间。比如说书、演戏、阅读、走会等等。
特别是走会和演戏，都是要普通民众一起来参加的这种活动，所以说许多民众，又是演员又是观众，所以这些作品中的思想情绪，必然渗透到广大民众中去。
鲁迅先生《阿Q正传》中的阿Q，他连个圈儿都画不圆，更别说写字了，但是他也会唱一些简单的戏。所以说他的历史知识，政治理念，甚至他的造反观念什么等等都是间接地和直接地从通俗文艺作品中来的。因此下层民众有了与上层社会，特别是文人士大夫不同的思想观念，这就是通俗文艺作品教化的结果。清代有一个学者叫钱大昕，他把这种现象就叫做“小说教”。他在《正俗篇》一文中说， “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较儒、释、道而更广也。”他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古来本来是有儒、释、道这三种教，但是自明代以来又多了一个教叫“小说教”，而且士大夫，农工商贾全都喜欢，视较之儒、释、道而更广，它比儒、释、道的流传要更广。
“释、道犹劝人以善，小说专导人以恶。奸邪淫盗之事，儒、释、道书所不忍斥言者，彼必尽相穷形，津津乐道，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丧心病狂，无所忌惮。子弟之逸居无教者多矣，又有此等书以诱之，曷怪乎其近于禽兽乎！世人习而不察，辄怪刑狱之日繁，盗贼之日炙，岂知小说之于人心风俗者，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他说“小说教”，这种通俗作品，所提出来的这种价值观念，是跟儒、释、道所不同的，他举了两个例子，就是说以“杀人为好汉，以渔色为风流”，就说他以杀人作为英雄豪杰，以引诱人家的良家女子作为风流，他提出这两个价值观。虽然作者是站在统治立场来讲这番话的，我们不必全都接受，但是他说的是有几分道理的。
首先钱大昕指出通俗文艺作品所流传的这种价值观，它是一种与儒、释、道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是相反的。
第二，钱大昕惊呼“小说教”的影响面很大，不仅儿童、妇女、不识字者受到影响，而且广大“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就是一部分文人士大夫也津津乐道。他就说这个影响很大，我们在现实生活中看得很多，大家伙老经常讲儒、释、道三教，实际上民间除了受儒家、道家影响外，还受佛家影响，也就是受佛家的因果报应那种影响，但大乘佛教那种利益大众、解脱大众的思想在民间还知之不多。而且他说戏剧、小说对民间影响极为普遍，直到现在，你跟人去谈历史问题，谈现实问题，人们还不同程度受到小说给他的价值观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