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人们受到影响后，往往容易触及当时的社会规范，触犯刑律，导致犯罪现象的升高。这三点都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存在一个有别于儒、释、道三家的文化传统，这个传统的由来，是由于通俗文艺作品的广泛传播。
钱大昕所说的这种价值观，也就是这一类通俗文艺作品所反映的那种价值观，是哪些人的思想感受呢？过去的文学史家把这个一概说成是民间思想。
我就不太赞成这种观点，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泛泛，也不准确。而且古代是宗法社会，那会儿民间的主要力量是宗法农民，而宗法农民长期地生活在宗法网络之中，有家长、有族长作为自己的代表，他们的性格是萎缩的。
因为宗法制度对于宗法社会中的人有两点作用，第一，它是保护的。第二，它是控制的。它保护你，你宗法人犯了法，官府首先不找他，而找族长，族长来找家长，有的小问题就在族里头解决了，处理了。
所以这种人长期地生活在这种社会中，他的个性是萎缩的。就钱大昕他所说的那种敢于向社会拼搏的这种思想意识，只能是脱离了宗法网络的人士才能有的，我把这批人称作游民。而通俗文艺作品中，有别于正统文化的思想情绪，很多都来自于游民文化。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说什么是游民，游民群体的形成。所谓的游民，就是由于各种原因从宗法网络中游离出来的人，我把这种现象叫做脱序，就脱离种族的社会秩序。游民虽然历代都有，但是游民能够形成群体，能够在城镇之间的流动却是始于宋代。
因为宋代的城市比较以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宋代以前的大城市，如长安、洛阳都是“城坊制”的。“城坊制”是什么样的？唐代，隋唐，它是大城套着小城，小城就是“坊”，大城就是“城”。长安有108“坊”，每个人都生在“坊”中，那个“坊”中有门，夜里都要关，所以说，游民进入城市后很难生存。但是到了宋代，城市结构发生了变化，从“城坊制”变成了“城”，就是跟我们现在的“街巷制”差不多。“街巷制”就使得商业繁荣起来了。
你看宋代的汴京啊，南宋的临安等等，那商业的繁荣程度我们现在都很难想象的。这样就说，游民脱离了宗法以后进入城市，他能够生存，而且在城市中逐渐地形成游民的群体。而且宋代工商业发展造就许多很繁荣的城市，经济的发展也促进了娱乐业的需求，这些城市成为通俗文艺形成和发展的基地。
北宋的首都汴京和南宋首都临安的瓦舍里聚集着许多艺人，创造着许多种文艺形式以娱乐民众，这就是第一代江湖艺人。这种艺人并不仅仅在洛阳说，他在汴京说，在杭州说，有的还要去到外面去说，叫“打野”，还要“冲州撞府”，就是流浪于各个重要的城市之间。
有的还到民间去说。所以说这种艺人，他的身份，他的生活经历，他的思想意识，他的思想情绪等等，都跟我说的脱离了宗法的游民是很相近的，所以说第一代江湖艺人，他所创作的通俗文艺作品，就成为游民思想意识的载体。而通俗艺人到了汴京，到了临安，他要说什么故事才能抓住人呢？说牛郎、孟姜女这些故事吗？应该说这些故事大多数是比较平淡的，而宗法人的生活就更加平淡，所以实际上在那个时代真正有点传奇性的，用我们现在说有点冒险性的生活呢，应该是游民的生活。因为游民脱离了这种宗法网络之后他要自己面对生活，他就要冒许多的风险，所以说这些游民的故事才更有传奇性，才更能吸引城市人去听，也吸引那些生活在宗法网络中的人去听。所以说，他们最初创造的故事应该说有很多是跟他们游民的经历和游民的思想情绪密切相关的。
我这提出了两部重要作品，一个就是《水浒传》，一个就是《三国演义》。虽然这两部书的写作是在明朝，特别是《水浒传》要比《三国演义》还稍晚一点儿，有人认为是明朝的成化年间才写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两个故事是在宋代就已经开始有了，宋江的故事，还有三国的故事。《水浒传》的故事的主题是什么？就是写游民奋斗的成功与失败的故事。
过去长期以来认为《水浒传》是写农民斗争，其实那里头没有农民，有的是几种人，一个是游民，最典型的就是李逵，鲁智深，武松这些人。另外一批就是那些从山头下来的各种人士，也都是游民。另外一种就是生活在当时的社会边缘的吏，就以宋江为代表的。大家伙儿别以为宋江是个官，有的一些文学史书的观念是错的，就说宋江是小官吏，实际不对，他是吏，吏跟官是有原则的差别的。自宋代以后，吏是永远当不了官的。所以他在浔阳楼上写诗，抒发自己的愤懑，他就是这种当不了官的吏。而且吏没有收入，都得靠从老百姓身上扒取。只有后来从北宋中叶以后，在中央办公的吏才有点收入。中央六部里头，吏户礼兵刑工，在各部里头办事的吏，才有点钱，而在府县那些吏还是没有收入。他们要想吃饭，都得自己去找钱。所以当时的吏就是要脚踩黑白两道，像宋江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另外一大批人就是武官，所谓武将，特别是下层武将，在宋代他们是处于边缘状态的。整个宋代是重文轻武的政策。宋代没杀过士大夫而杀了岳飞，岳飞的悲剧的根源就在于他是武将，当然还有其他很多原因了。他之所以后来死得那么惨，跟他武官的身份也非常有关系。像狄青，他在北宋做到太尉这样大的官，仅次于宰相的了，但是脸上还刺着字。宋代的兵的待遇跟犯人一样，只要一参加军队，他脸上就要刺着字，所以叫贼配军嘛。所以说整个的《水浒传》的故事，就是写游民奋斗，他们怎么争取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发展是什么，就是做官。当然最大的就是能做皇帝，当然不可能的话就退而求其次，就是做官。所以说《水浒传》应该说它是游民文化的思想载体。
另外还有《三国演义》。唐代讲“三国”的故事，是讲谁呢，重点是谁呢？是君圣臣贤，是讲诸葛亮与刘备的故事。这个“三国”是文人士大夫眼中的“三国”，不论杜甫的诗也好，李商隐的诗也好，讲到“三国”的故事都要讲“三顾茅庐”，刘备晚年对诸葛亮有多信任，都是讲这个君圣臣贤的故事。
后来从宋代的通俗文学讲到“三国”的故事，视角变了，它讲什么？它讲的是刘、关、张的故事。刘、关、张是什么？就是“桃园三结义”的故事。“桃园三结义”是什么？就是游民如何结合起来的故事。刘备也是下层社会出身的，以贩履织席为业。关公，是一个亡命者，他在宗法社会中待不住了，当地传说是他杀了人，结果流浪到涿州。张飞是一个小商贩，是个卖酒屠猪的。他们三个人结合起来。
所以在游民的眼里，兴奋点是刘、关、张，当然也有诸葛亮，但诸葛亮变成了有点儿道教色彩的人物，这也是游民眼中的诸葛亮。这个《三国志演义》呢，实际上虽然还是写“三国”那一段，三个国家如何争斗，最后是如何统一，但是其灵魂还是写游民奋斗，写出身于下层的刘备、关羽和张飞是怎么奋斗起来的。
当然，它主干上不能违反历史事实，最后三个人还是很悲剧性地结尾。所以说我就把《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也基本视为游民意识的载体，它是游民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里头具有游民的思想性格。
游民思想跟宗法思想有什么不同呢？我在拙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总结了四条，第一条就是鲜明的反社会性。游民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要求得生存和发展只有求助于社会动乱，因为社会动乱才能改变他们的处境，《沙家浜》中的胡传魁近于游民性格，所以一上场就“乱世英雄起四方”。这“英雄”就是他自己称自己，这就是游民。中国古代是一个战乱频仍的国家，基本上是50年一小乱，200年一大乱。在社会动乱中，社会的垂直流动中变化最大的是两个阶层，一个是皇室，可能沉沦到社会下层。另一个是游民。
我统计过，中国改朝换代，包括小的朝代，一共有三十多个，而后来能开国的有两类人，一类是少数民族，像清啊，元啊，或者有少数民族的血统，比如隋、唐，它都有少数民族血统。另外一股势力就是游民，或者接近游民的下层人士。像汉啊，像五代时期的梁、唐、晋、汉、周，其中除了后唐的沙陀，他是少数民族以外，其他都是游民。朱李石刘郭，除李以外，那四个人基本都是游民或者兵痞出身。十国的开国，像吴越的钱氏，像那个蜀国的王氏、孟氏，全都是游民出身。还有包括在南北朝的南朝，像刘宋这个也是，包括宋代的赵匡胤。明朝更甭说了，朱元璋是典型的游民，他出身于下层社会，然后他自己当了三年的游方僧人。
大家对农民起义有些误解，我有一个想法，真正的农民，这种宗法人是很难起来捣乱，起来反抗的。实际中国的古代，农民反的不是地主阶级，而是反对暴政的国家，他首先反的都是官府，而作为老实的农民很少有这种反官府的勇气。历代社会大动乱中，必得有游民作为骨干或者作为领袖，他才敢。因为游民闯荡过了，他对社会非常熟悉了，他经过见过，而且他在奋斗中能够生存下来。这是第一个特征，鲜明的反社会性。
第二就是主动进击精神。刚才前面说，宗法人的个性是萎缩的。但是游民恰恰相反，因为什么呢？他脱离了宗法社会之后，要取得生存，所以他们最懂得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用电视剧《水浒传》中的一句话说，“该出手时就出手”。宗法人很难做到这一点。《水浒传》中的李逵就说，他什么事就先打了，然后咱们再商量。什么事都是，他自己也这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