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引台商，为什么成都、重庆完胜越南？
自2010年以来，苹果的台资供应商的工厂布局发生了非常大的改变。以富士康连续跳楼事件为标志，台资工厂普遍意识到，中国沿海不断加大的成本已经难以容纳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苹果供应商们不得不迁移到成本更低的地方去。
在此之前，苏州和深圳的台资IT工厂也多次传出将迁走的消息，其中尤其以迁到越南的呼声最高。
但几年下来，真正将主要产能搬到越南的台资工厂并不多见。2010年形势更是急转直下，中国中西部的成都、重庆、郑州在这场残酷的争夺战中大获全胜，成功吸引苹果的产业链内迁。
2010年下半年开始，富士康率先宣布在中国内地的郑州、成都、重庆、武汉等地新建工厂。在吸取了深圳厂区的教训之后，富士康决定不再新建深圳那样巨型的厂区，而是“化整为零”，将旗下各大业务板块分在不同的地方。
涉及苹果的产品，将来成都将会是iPad系列平板电脑的主产地。富士康宣布在成都修建52条平板电脑生产线，规划产能达到上亿台。而河南郑州则会是将来iPhone手机的主要产地之一。
可以看到，苹果的代工工厂相当一部分采用半手工、半自动化的生产线，因此需要极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因此内迁后的选址通常都选在劳动力输出大省，让农民工可以就近工作。
这一过程是在富士康和苹果的共同参与下完成的。苹果在2011年年初的一份报告中指出，2010年富士康发生工人连续跳楼后，苹果COO库克曾率领管理团队飞赴深圳富士康工厂，并由一个专家小组对工人状况进行了细致评估。最后苹果得出结论，需要将工厂设在靠近工人家比较近的地方，这才有了2010年下半年以来富士康声势浩大的内迁运动。
以成都富士康为例，富士康要在2011年6月份之前在成都新招25万名工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为苹果服务的。这些操作工通常要求年龄在18到35岁之间，身体健康，能适应高强度作业。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当地政府使出浑身解数，才能满足富士康的需要。2011年春节刚过，成都市劳动局就和富士康一起，在人流涌动的成都火车站北广场设立两个临时招聘点，开出月综合收入2200—2800元的薪水，现场截留外出打工的农民工。当地政府还把为富士康招工作为指标摊派下去。
类似的情形早就在富士康另一处园区的郑州上演。1月18日富士康在郑州火车站设点招揽返乡农民工。郑州富士康的招工简章上表示：凡于1月22日前应聘成功者，到职后即发放价值约人民币100元的床上用品1套，外加人民币200元的红包。此外，到职签订劳动合同后，公司即发放首月的生活补助金人民币400元，另全额提供前往深圳园区参加培训的路费、体检费用报销。
在苹果供应商内迁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多次考察调研，这其中交通的因素也至关重要。
苹果的产品在大部分情况下通过空运的方式运出。成都之所以能够吸引到富士康的iPad生产基地前来落户，其空运优势起到了重要作用。
随着成都双流机场改、扩建的完成，成都已经成了中西部航空货运的枢纽，每天出港的电子产品超过百吨。成都还在机场修建了巨大的航空货站，并修建了进出口航空货物保税区。成都海关率先在双流机场海关启动“一站通”通关改革，使95%以上的出口货物能在15分钟内办结海关通关手续。
2010年年底，成都双流机场开通直飞欧洲的全货机航线，采用载重量达110吨的波音747全货机执行，一周3班，且可以根据引进项目的需求，增加航班次数。
从成都起飞的飞机到伦敦、法兰克福10小时，到温哥华、巴黎、悉尼12小时，到洛杉矶14小时，到纽约15小时。全国去欧洲的货运航线，成都是最近的。
目前，成都产的iPad主要经过中国香港，空运到美国。不过总体来说，空运的成本依旧是十分高昂的，富士康在内迁的过程中，也考虑到了未来其他形式的交通运输方式。
例如，一台iPad电脑若以海运的方式从深圳运往欧洲，每台需要花费运费约4美元，如果以空运的方式运出，运费则在20美元到40美元之间。
在现代电子产品的出口中，只有高毛利，或者要货急的货物才会选择空运的方式。iPad在上市初期，一直是市场上的抢手货，全球缺货，且毛利也不错，因此适合空运。不过随着平板电脑的快速普及，以及苹果在iPad上开始实施低价策略，将来苹果很可能会通过铁路或者海运的方式运送iPad。
在这一点上，西部的成渝经济带的陆路交通状况同样有了较大提升。
目前重庆经过新疆、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到欧洲的铁路刚刚通车，再结合上内陆保税区的规划，未来重庆和成都到欧洲仅需十多天时间，而且不必再经过层层的检查。这与从上海或深圳通过航运到欧洲相比能大幅缩短时间。
至于向美国东部、日、韩的运输，成都、重庆则可以通过铁海联运的方式解决。两天内货品就可以由铁路运往上海洋山港或是深圳盐田港。在成都、重庆出关后无须在上海或深圳重新查验，实现“零障碍通关”，所花的时间成本不会比苏州、深圳出发相去太远。
对于零部件厂商来说，西部地区在交通上同样有着吸引人的地方。以印刷电路板为例，一些原材料需要从欧洲进口，又重又贵，没有人愿意用空运。过去走海运到上海或深圳，要一个多月的时间。现在通过欧亚铁路，只要10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还可以直接通到厂区，省时省力。
值得一提的是，内迁的苹果工厂在工人工资上，并没有比深圳、苏州有大幅的降低。然而同等收入让迁到中西部的工人感到更加稳定，使他们过上比在沿海更加体面的生活，这正是因富士康跳楼事件而备受质疑的苹果需要解决的问题。
几乎所有苹果位于沿海的供应商，都曾面临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即工人流动性过高，工厂需要付出新工人培训的额外成本，且产品质量也很难保证。这些工厂希望，在内迁后员工队伍能够更加稳定，以解决上述头疼问题。
此外，西部水、电、煤的价格，也比沿海一带便宜30%—40%。综合以上因素，苹果供应链由深圳、苏州一带逐步内迁，已经是大势所趋。
在富士康率先完成西迁后，苹果的部分供应商也开始陆续内迁。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不同苹果供应商对内迁的态度差别较大。
到现在为止，除深圳和苏州之外，还没有一个地方真正形成一个新的苹果产业链聚落。对于苹果来说，这也是一个需要立刻解决的挑战。如何让供应链快速完成重构，是一个需要迅速解决的问题。
一个可以作为参照的事件是，前几年富士康曾经一度在山东烟台扩充了一定产能，但是其供应商依旧集中在苏州一带，这让富士康的原材料运输和最终出货都不够理想，成本难以下降。最终富士康决定将部分产能再转移回昆山，供应链生态圈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目前，苹果的供应链依旧主要集中在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但是部分苹果供应商已经开始跟随富士康在内地新建工厂。这些工厂内迁时将会呈现出什么样的规律，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此外，重庆和成都激烈的竞争也让一些规模不大的零部件供应商犹豫不决。由于重庆和成都间尚有三四个小时的车程，一些厂商并没有实力在两地同时设厂，所以一些供应商选择在重庆和成都之间的地方建厂。
除了地理位置、交通条件这样的硬指标，苹果的供应商对软环境的选择也是十分看重的。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苹果的组装厂通常都会要求设立保税工厂，以适应其产品的出口需要。
富士康之所以能够在深圳快速发展，深圳市政府在软环境上对富士康的大力支持功不可没。以深圳海关为例，近年来为服务富士康，深圳海关作了大量流程上的创新。
保税工厂（Bonded Factory）是经海关批准的，并在海关监管之下，用免税进口的原材料、零配件进行加工、制造外销商品，可以对外国货物进行加工、制造、分类以及检修等保税业务活动的场所。
在中国，保税工厂的概念最先由富士康引入，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是中国第一家保税工厂。这种形式大大提升了电子产品供应链的效率，苹果则是最大的受益者。
由于苹果的产品大都两头在外，即原材料高度依赖进口，而产品大部分出口，因此对于富士康这样的代工厂商来说，进出口通道就是它的生命线，其效率直接关系到企业的效益。
在传统的海关监管模式下，电子产品代工厂家需要经外经贸部门审批，并由银行建立台账、海关保税备案等繁琐手续，还有大量批文、登记等要应付。尽管企业派专人来回奔波，但没有半月甚至更长，进口的IT零部件不可能进入生产环节。
富士康作为出口加工企业，按规定，其进口的料件跟出口产品的材质、数量必须完全相符。如果将生产电脑的材料用作生产手机，就必须加签合同，这又得耗费大量时间。
在现代电子产品供应链中，按期、按质交货是最基本的游戏规则。由于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快，市场行情瞬息万变，因此缩短供应链时间，成为各个IT大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
富士康在网上接受苹果的订单，通常会在48小时，不超过72小时就开始定制，因此对海关效率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而在引入保税工厂的概念后，这些流程被大大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