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到这儿，前面讲过的概念就更清晰了：华尔街金融体系是掠夺财富的武器，对冲基金经理、外汇交易员、经纪人和进行投机的炒家是当今的冒险家，大型投资银行是武装起来的船队，经济是他们的海洋，上市公司是为他们掠夺财富服务的船只，而国家则变成了他们的奴仆和监护人。
华尔街的战利品
凡事都要看结果。每到年末，华尔街投资银行便开始清算“战利品”--其发放的红包多少是最能吸引眼球的财经新闻。年景好的时候，各大投资银行报出的红包数额一家比一家高，民众也还能够接受：“美林45万美元的平均奖金”，“雷曼兄弟平均50万美元”，“摩根士丹利平均55万美元”，“高盛平均60万美元”！当前，金融危机远未结束，高盛则在2010年率先高调报出其31000名员工的人均入账有望达到70万美元的消息，这一收入水平创高盛136年历史上的最高纪录！这使大量失业或失去家园的美国民众怒火中烧。
针对美国民众高涨的怒火，高盛的董事长兼CEO罗伊德·布莱克芬振振有词地辩解道：“我们干的是上帝的活儿。”其言外之意是，他们索取的高额报酬名正言顺。这真可以说是“见过无耻的，可还没有见过这么无耻的”！金融危机确确实实证明，危险的根源就是资产证券化。然而华尔街投资银行最赚钱的业务，恰恰就是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化业务。在这个证券化的过程中，华尔街2%的人把垃圾包装成黄金（譬如将次贷证券化）。他们赚得越多，广大投资者的亏损就越大。社会大众的财富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移钱大法，被装进自称是“为上帝工作的人”的口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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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妨来看一看，高盛的金融大鳄究竟干了些什么样的“上帝的活儿”。高盛2009年头3个月的利润来源分为四类：
1.金融咨询：3.25亿美元。
2.股票销售：3.63亿美元。
3.债券销售：2.11亿美元。
4.交易和资产投资：100亿美元。
大家请留意，最后那100亿美元，比华尔街传统业务总共创造的几亿美元利润要多得多，这100亿美元，就是高盛像变魔术般变出来的利润，其中也包括了搜刮中资银行得来的利润。然而自金融危机以来，高盛通过四个渠道从纳税人口袋里得到相当多的救助：
1.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简称TARP）：100亿美元。
2.美联储：110亿美元。
3.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300亿美元。
4.AIG：130亿美元。
这些救助资金总共达到近640亿美元。如果没有这640亿美元的救助资金，高盛就将像其他很多银行那样，绝对活不到今天。高盛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刻获得这些救助资金，并再一次利用20～30倍的高杠杆借到相当于2万亿美元的资金，一跃成为当时最有钱的银行，而后又利用这些钱在股票市场崩溃和各类资产处于最低价的时期大量购进资产。随后，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以“营救金融体系和国民经济”的名义投入了23.7万亿美元的资金，使那些资产重新膨胀。高盛完全是用纳税人的钱以最低价购入资产，从而得以创下盈利纪录。而纳税人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上帝的活儿”。高盛的金融大鳄们脸不变色心不跳地将所赚利润的一半--210多亿美元装进自己的口袋。
为了平息大众愤怒的情绪，高盛最近表示，公司30位级别最高的管理者将不接受2009年的现金奖励，而是以股票代替现金。这种换汤不换药的“典范”之举，依然难以平息民愤。殊不知，美国上班族的人均年收入不过是5万美元，而单单是华尔街人士平均获得的红包，就接近普通上班族人均年收入的15倍；华尔街不仅闯下大祸令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使大量无辜的民众丢掉饭碗，而且在分发“战利品”时丝毫不手软，这种情形能不令人愤怒吗？然而近年来，华尔街最大的“战利品”，大概要数中资企业了。
鏖战中国市场
从前各国人民抵御外来侵略、反抗帝国无耻的掠夺，靠的是这种极端的模式--拿起武器，发动战争。现在，掠夺没有停止，抵御也在继续，只是敌我双方的武器变了。在当代战场上，敌我双方是以不见真刀真枪的金融手段为武器，进行激烈的格斗，而战场上血迹斑斑、烽火四起的场面，与真实的战争毫无区别。无论战败方是谁，收拾残局的感觉都会让人更加痛彻心扉。
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经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世界贸易组织的贸易规则，给其成员国带来了经济优势：贸易壁垒降低了，门户也随之更加开放。更有意义的是，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就等于在全球的商业谈判中占有了一席之地，标志着一个国家的重要地位。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制造”打开了全球的市场。固定的人民币汇率，使中国制造保持最低的成本，吸引世界各地的工厂、企业涌向中国。
特别是在2005年，中国制造商收获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为期20年的《多纤维贸易协议》到期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在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方面的限制被解除，大量低成本的中国纺织品源源不断地出口到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的市场上。而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还只是个小角色，可大约10年之后，中国一跃成为制成品产量在全球所占份额超过1/10的国家，随之而来的，还有滚滚财富。试想，中美之间的贸易总额在2000年只有500亿美元，到了2008年，贸易总额达到了2500亿美元，仅仅是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占了美国贸易逆差总额的1/3。
在中美贸易往来中，面对突如其来的财富，中国的精英阶层最初不知如何是好。最简单的利用财富的方法，就是购买美国国债来保存中国人民挣来的血汗钱。因为美国国债最安全，并且具有流动性，而且投资于国债不需要具备复杂的金融知识。此时，就像狼闻到了血腥味，中国的财富令华尔街垂涎欲滴，眼珠子都发绿了。
中国的财富越积越多，但美元这一地位独特的货币，时常为了其自身的利益或贬值或升值，使中国握有的美国国债收益不稳（我们将在后面分析这一现象）。假如单单考虑资金的安全性，那么10年期美国国债的收益率是4%，这一水平还不错。但是，拿现金滚动的速度和中国经济两位数的增速相比，4%的收益率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中国为抵御美元贬值导致资产缩水而采取自卫行动的微弱声息，就足以使华尔街人士蠢蠢欲动了。他们到中国兜售带有异国特色的金融衍生产品，如企业债券、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和担保债务凭证。他们用来怂恿中国购买其证券的说辞特别有说服力：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美国房主总共获得了价值上万亿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而这类贷款的损失可以说只有1/1000。只是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有一些地方的房价有所下跌，但那也是暂时的，除此之外，美国房价根本不会下跌。
在此情形下，中国扩大了投资组合的规模，开始作出大胆的涉及巨额资金的投资决定：购买“两房”发行的美??机构债券及房地美的企业债券，以平衡美元贬值带给中国的巨额亏损。中国的大量资金源源不断地进入美国，其持有的由“两房”发行的证券价值3763.26亿美元，资产抵押支持证券价值2060亿美元。
“两房”在私有化之前，有着政府背景及市场上的垄断地位。“两房”并非直接把贷款提供给购房者，相反，它们从银行和放贷机构那里购买抵押贷款合同，给银行或放贷者腾出更多的现金，以便再贷给购房人士或延长贷款期限。虽然美国政府并没有正式为这些证券提供过背书，但为其作过担保。然而中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及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个人投资者无论如何都没料到，“两房”经过“精心包装”，把从银行买来的次级抵押贷款投放到价值5.2万亿美元的债券市场上，并使之获得了最高信用评级AAA级，似乎这一产品跟美国国债一样可靠，是只赚不赔的投资，且带来的回报比美国国债高。
不幸的时刻终于来临。2008年9月8日对“两房”来说可谓“黑色星期一”。早上一开盘，房利美股价就从每股2.05美元下跌至每股0.73美分，而房地美股价从每股3.60美元跌至每股0.83美分，均跌破每股1美元，冲破纽约证券交易所设定的每股1美元的“警戒线”，进入该交易所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名单，面临被摘牌的可能性。在此前的2007年，“两房”的股价还分别达到过每股68.60美元和每股65.88美元。所幸美国政府救起“两房”，抛弃了雷曼兄弟，使中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
由于美国政府接管了“两房”，持有“两房”普通股和一般优先股的投资人倒霉了。他们的派息在接管期间被取消，在未来20年的时间里，美国财政部还可以认购相当于“两房”79.9%的普通股的股权，在很大程度上稀释普通股的价值。
跟着蒙受损失的是持有“两房”优先股的金融机构，包括美国和欧洲银行。这些机构大约持有总额为50亿美元的优先股。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已将“两房”的优先股评级调低到14级，穆迪也宣布将“两房”优先股评级降至垃圾级。
但是，当衍生产品扩大的利润被处于财富金字塔顶端的人掠夺之后，遗留下来的巨大的窟窿将由谁去填补？毫无疑问，当然是纳税人了。他们是处于金字塔最底端的人。据估算，由于拯救“两房”的资金至少达到1万亿美元，平均而言，每一个纳税人必须拿出6000美元来为此买单。纳税人中最倒霉的是中产阶层，他们既没有像富豪那样逃税漏税的资本（这需要大量专业人士为之服务），又不甘于像穷人（其基本上不用纳税）那样依赖政府。除去富人和穷人，每一个中产阶层人士可能为拯救“两房”分摊高达上万美元。
中国政府虽然躲过了“两房”危机，但其他投资是否安全呢？我们先从中资企业在海外上市和金融改革谈起。在1999年，花旗集团的投资银行（当时名为所罗门美邦）成为中海油海外募股的主要承销商之一，它在这上面赚了一大笔之后，从此沉寂了好几年，让摩根士丹利取代它，承销了中国电信、中国联通和中石化等公司的海外募股。
在2003年年底，花旗的投资银行好不容易凭借全球规模最大的首次公开募股（IPO）--中国人寿上市，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到了2004年，花旗集团表示要作为战略投资者入股中国建设银行，因此，花旗的投资银行最早进入中国建设银行的首次公开募股承销商之列。但最终又是摩根士丹利捷足先登，不但成为中国建设银行上市的承销商，还为其穿针引线，引入了战略投资者--美国银行，在两家银行高效率的谈判和合作协议达成过程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承销商的角色，使华尔街在中资银行上市过程中大赚了一笔。因为没有什么独特的技巧能够用来精确地计算股票的发行量和发行价，所以上市公司本身也无法确定市面上的需求量。如果按常规操作，那么上市公司就像待宰的羔羊，得听任承销商说一是一，说二是二。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上市公司就只有向承销商派来的专家支付咨询费的份儿了。这条灰色地带的猫腻太多，极其容易被滥用，传出来的丑闻远不止一两起，这也表明了承销商说一不二的地位。
发生在承销商身上的最恶劣的事，则莫过于使投资者买了新上市的股票，而股价在几天、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之内急速下降。所以华尔街总是倾向于在低价位成交，以保证股票上市后的价格上涨趋势。承销商也想让上市公司高兴，使它们以合理的价格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但承销商更想让买了上市公司股票的大客户们高兴，等下一次再为筹集资金的上市公司担任承销商的时候，它们还是要回头去找那些相同的客户。
通常来说，公司公开上市，是希望进一步发展壮大。特别是对小型公司而言，公司上市最明显的优势在于，它们可将募集来的资金用于技术研发和发展生产，甚至用于偿还现有债务。公开上市的另一大益处是可以提高公众对公司的认知度，因为首次公开募股往往是向潜在的客户宣传新产品的最好时机，可以促使公司增加市场份额。另外，公开上市也不失为个人功成身退的一种策略（其可以在分到股份后开溜）。
但公开上市其实也是一把双刃剑。尽管公开上市有诸多益处，但上市公司往往也面临着许多新的挑战。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们必须向投资者公开披露公司的信息，还必须定期将财务报告呈报给证券监管机构，这就增加了各种财务上的开支。上市公司还将面临市场上的巨大压力，导致管理层把关注的焦点放在短期收益，而非长期增长上。又因为投资者不断寻求收益增长，所以管理层会为追求高额利润作出疯狂的决策。
然而中国的交通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原本都是国有商业银行。不同于没有货币发行权的美国政府，中国政府在这一问题上完全不受别国控制，财政政策和货币发行权全都掌握在国家手里，而且国有银行在中国的业务是垄断性质的，利润相当丰厚。就因为中资银行利润丰厚、业务具有垄断性质，所以华尔街机构早就跃跃欲试，等不及想瓜分利润，但又苦于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不够，它们找不到突破口，无从下手。眼看将要到口的肥肉却吃不着，它们岂会善罢甘休？它们的做法真可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华尔街的对策便是大肆唱空中资银行和中国股市。2002年12月，高盛出台了一份研究报告，宣称中国银行系统的不良贷款率为40%，中资银行成为亚洲最差的银行。到2003年上半年，英国《金融时报》、高盛、穆迪和里昂证券纷纷针对中国银行系统发出警告，一再强调中资银行的不良贷款存在着极大的风险，如果金融系统对其处理不当，这就将毁坏中国经济改革的成果。那些西方媒体和金融机构众口一词，在国际国内制造声势，尽其所能地贬低中国银行业。转眼到了2003年年底，标准普尔等国际信用评级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定为BBB级，是“可投资级”中最低的级别。它们还把13家中资银行的信用评级定为“垃圾级”，为的是让国际金融财团在股权收购交易的谈判中拿到足够的价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