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作风和品德在管理过程中的作用非常之大。为此，他对当时一些行为不端的当权者进行了抨击。例如，臧文仲是鲁国一名地位显赫的大夫，但此人在政治上排斥贤者，生活奢侈无度。孔子说他是“不仁”、“不知”的窃位者。孔子对当权者的腐化堕落，极为愤慨。他说：“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当权者尽是好色不好德之徒，这还有什么希望呢？相反，孔子对有德有能之士却倍加赞扬。他赞扬“管仲相齐桓公，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虽然孔子“其身正不令而行”的观点，夸大了领导者的影响作用，但其强调政从身始、以身作则还是有道理的。
慈威并用，宽猛相济。孔子认为，领导要想统御下属，一要宽，即宽厚，温和，善良，谦逊；二要威，即庄严有威仪，保持领导者的气势和派头。前者是软的一面，后者是硬的一面。宽和威是有矛盾的，应该使之得到恰当的配合，最佳状态是温和而严厉，有威仪而不凶猛，庄严而安静。孔子对宽的阐述不多，比较直接的如：“居上不宽……吾如其观哉！”“宽则得众”。他更多强调的是领导者的威。他认为，对百姓要宽，但不能过于接近和亲近，要保持一段距离，以便使自身不失去威仪和尊严。他说：“君子不重则不威”，不庄重就没有威信；“临之以庄，则敬”，给百姓一个庄重的面孔，那么他们对待你的命令就认真了。孔子主张宽猛相济，慈威并用，这实际上涉及了领导者如何既同群众打成一片，又要保持领导的威信和尊严的问题。他主张使两者适当配合，这是值得我们吸取的。
注重实际，力戒主观。领导必须保持客观全面的认识方法，以求对人对物有个正确的认识。孔子提出“四毋”：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意思是说，不要主观臆断，不要绝对肯定一定怎么样，不要固执己见，不要以自我为中心。“四毋”对领导者说来，确是非常重要的。错误的决策来源于错误的判断，而错误的判断同领导者的自以为是，主观臆断，固执己见有极大的关系。孔子倡导客观态度，切忌主观片面，注意调查研究。
群而不党，一视同仁。领导同下属交往，能否保持一个适当的距离，在同不同的人交往时，能否让每一个人都维持心理的平衡，而不是产生同领导亲疏远近的感觉，孔子已经注意到了。孔子的一句名言是：
“群而不党。”
就是同每个人均友好相处，不搞拉帮结派。孔子本人也是这么做的。孔子教学对每个学生都一视同仁，对自己的儿子也不例外。《论语·季氏》记载道：孔子的学生陈亢问孔子儿子孔鲤：“您父亲对您有额外的教诲吗？”孔鲤答到：“没有。有一次我父亲一个人站在堂上，我快步走过庭院，他问我，’你学了《诗经》了吗？‘我说：没有，他又说：’不学《诗经》就不会说话‘。我回去就学习《诗经》。又有一天，他说：’不学习礼仪，就无法立身处世‘。我回去就学习礼义。我就只听我父亲对我讲过这两句话。”陈亢回去后很高兴地说，“我问了一个问题，得到三个收获，懂得了学诗的道理，懂得了学礼的道理，还懂得了君子不偏爱自己的儿子。”
孔子的爱民、惠民、举贤才和择善而从、以身作则等思想，从不同方面和角度阐述了领导者加强自身建设，为和谐的领导气氛创造根本条件的问题。依据“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道理，一旦领导者自身的领导行为、领导品格调整到正确的位置，整个社会的面貌就会为之一变，相亲相敬、和谐统一的局面就会出现。
行仁
理想的社会管理秩序，有赖于理想的领导者和领导行为，也需要整个社会的理想道德状态。孔子身当乱世，对于从一己私利出发、争夺厮杀和“臣弑君，子弑父，兄弟相残”的现象有着深刻的感受。他认为社会的混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以自我为中心，未能形成一个正确的道德观念。改变社会混乱，重造统一和谐的关键，是给社会每一个成员，包括君子和小人，尤其是被领导者塑造正确的道德意识，以道德改变社会，以今人话说，以精神文明建造社会文明。
孔子的道德建设理论，集中在孝悌、忠恕和义利观的思想之中。
孝悌之道，是孔子道德理论的基础。孔子正确地看到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之为人的第一个课堂。家庭道德教育是人生道德教育的起点和基础。他说：
“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亲爱自己的尊亲（孝），兄弟之间相亲相爱（悌），这是人生道德建设的根本。家庭是小的社会，人来世上，首先要通过家庭教育懂得怎样对待双亲和兄弟，一旦树立孝和悌这样的意识，就已经开始向“成人”迈步。因为孝和悌意味着一个人开始想到自己之外的别的人，并且为别人做自己该做的事。谨行孝悌之道的人，走出家庭进入社会，就能做到“尊尊”，尊敬服从上级领导，“忠恕”，同其它人友好相处。《论语·阳货》和《论语·学而》载：“孝慈则忠。”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孔子主张社会道德建设一定要抓住孝悌这个根本。他教导学生们“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在家做孝子，出外做忠臣。同时，要抓住孝悌的关键，即对待父兄的主观态度。《论语·为政》载：“今之为孝，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前一条是说，现在所谓的孝，以为能养活父母就行了。狗和马都能够喂养，若没有孝敬的心，那养活父母同喂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后一条是说，儿子在父母面前经常有愉悦的容色是难能可贵的。难道说，有事情，年轻人去做，有好酒有菜，让年长的人吃，这就可以叫做孝了么？
在孔子看来，孝的根本是发自内心的恭敬和愉悦，要解决内心深处的问题，从心而发的孝，是真正的、能行之长久的孝。有了这种孝，就有了社会道德建设的根本。
忠恕之道，是孔子道德建设的核心。
孔子的得意门生曾参概括孔子的思想品行时只用了一句话：
“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也说，“忠恕违道不远”。历代儒者都很重视忠恕，如清初名儒顾炎武说：“忠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恕也者，天下之达道也。”（《日知录》）可见忠恕在孔子道德建设中的重要地位。
《论语》对忠恕的解释主要有两条：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关于忠恕的解释，叶适说：“忠以尽己，恕以及人。”刘宝楠说：
“己立己达，忠也；立人达人，恕也。”忠恕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己而言，一是自己如何对人而言。前者是忠，后者是恕。
忠的概念早在西周就已成为一种社会伦理范畴，春秋时期广泛流行，孔子继承前人的成果，纳入自己的思想体系，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孔子及弟子关于忠的论述有：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
我每天都再三反省，帮助别人做事，是否做到了尽心竭力？
“与人忠。”
对待别人要忠诚老实。
“言忠信，行笃敬。”
说话要忠诚守信，行为要庄重严肃。
“忠告而善导之。”
对朋友，要忠心地劝告，并善意地开导。
“忠焉能勿诲乎？”
忠于他，能不教诲他么“居之无倦，行之以忠。”
不要松驰倦怠，行为要忠贞不渝。
可以看出，忠是人与人交往中主体的态度，是尽心尽力地帮助对方，甚至为对方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乃至生命。这是一种为他、为人的价值观念。孔子要人们通过“三省吾身”的精神，日积之，月累之，持之以恒，坚持不懈，最终在内心深处树立起这种道德观念，那么，就可进而实行“恕”道。
恕，是修身达到“忠”的人，如何对待他人的问题，为人尽忠，怎么尽法？主观上是想为人，为他尽忠，客观上应该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这就是恕。恕，是宽厚待人，推己及人，己立立人，己达达人。
自己所不愿意的事，也不要加在别人的头上，硬要别人去干；自己想立身于天地之间也要让别人立起来；自己想显身扬名，建功立业也要帮助别人通达起来。
《大学》对恕的解释是：
“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意思是，你所讨厌的上级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自己的下属；你所讨厌的下级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自己的上级；你所厌恶的前人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后人；你所厌恶的后人行为，也不要拿来对待前人；你所厌恶的右侧人的行为，不要拿来对待左侧的；你所厌恶的左侧人的行为，也不要拿来对待右侧的人。
恕道，是类比推理的认知方法，以我自身或我所感知的、熟悉的事情，去类比、推理他人的思想和行为，从而达到一种正确的体认。将心比心，以我心度他心，最终达到“心心相印”，力求成人之美，绝不强人所难。
忠和恕的思维走向都是为他、为人，推己及人的目的是维护和保证对方的利益和愿望。这是一种社会本位的价值观。
忠恕之道，是孔子的救世良方。他认为社会的混乱无序是因为人们只想自己的利益而不顾他人的利益，只是“己立”“己达”，不要“立人”“达人”，从而导致无尽的争斗和残杀。孔子力求从根本上改变人和人的这种你死我活的关系。孔子一生讲“仁”。《论语》
中“仁”字出现了109次，从不同方面讲述“仁”的本质和含义，而“仁”字“从人从二”，就是指人与人的关系。孔子倡导“仁者，爱人”，是让人们彼此相爱，而不是相仇，其中的关键是要人们都树立起为人、为他的道德观念，也就是忠恕之道。忠恕二字确是孔子思想核心。
忠恕之道，不仅对普通群众有意义，领导者也应该努力达到。
掌握了忠恕之道，领导者不仅可以成为仁者，而且可以成就王道政治。后来成书的《韩诗外传》揭示了这层意思：
“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佚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便是领导者推己及人、推己以及天下百姓的方法。儒家认为，圣王可以学习，从何学起？就从忠恕学起。忠恕的提出，解决了领导者成仁成圣，乃至成就王道政治的方法问题。
孝悌和忠恕，都是要培养出一种以社会为本，为人、为他的价值观念，这是道德教育的主体内容。孝悌和忠恕之道，表现在物质利益的取舍上，就是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就是先义后利、以义统利的理论。
义和利的概念，早在孔子之前已经有之。孔子吸取了先人的一些思想，经过改造，纳入自己的德道教育体系。在孔子那里，利，就是物质利益或物质欲望；义，是关于物质利益取舍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如前所述，孔子承认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的合理正当性，无论领导者，还是普通群众，求富求利之心都是一样的，“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可对待求利之心的态度，人和人的差别很大，少数志士仁人可以抵抗物欲的诱惑，为伟大的理想、为整个社会的利益奋斗终生，如孔子和他的高足弟子们，“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但对大多数人、对普通群众而言，却很难脱离物欲。聪明的领导者，必须顺应人的本性，“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采取惠民之法，博施济众，“富之”，让他们富裕起来。然而，由于社会和自然条件的限制，由于人的物欲的无限性，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使人的物欲得到全部满足。仅仅依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惠民之法，不可能获取稳定的民心，求得社会的长期和谐统一。必须采取措施，让有限的物质财富同无限的物质需求之间达到平衡。应该说，措施有两个，一个是法律，一个是道德教育。孔子选中了后者。孔子主张，利益当前，要先想到该得不该得，该取不该取，“见利思义”，该得的，当仁不让，“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不义且富贵，于吾如浮云”。一旦做到见利思义、以义统利，就成为君子；反之，见利忘义，为富不仁，就是小人。孔子所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就是这个意思。后来，孟子发挥了这一思想，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