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种先义后利、以义统利、舍生取义的价值观出发，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激励无数志士仁人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前赴后继，谱写了一曲曲壮丽的人生赞歌。
可见，孔子并不是反对言利，而是反对唯利是求，呼吁以义统利，先义后利，说到底这是忠恕孝悌的道德观在物质利益面前的表现，如果孜孜为我，自我为中心，那么，就不存在义和利的关系问题，唯利是取是极其自然的。反之，一利当前，先想到义，想到是否该取、该得的问题，就是在思考社会的、他人的利益。孔子的义利观同忠恕和孝悌是统一在一起的，其目的都是为了根除社会混乱的病根，设计社会和谐统一的良策。
中庸
致力于社会稳定和谐的孔子，在寻找救世良方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成果，就是人们解决社会的矛盾时，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把握恰到好处、适可而止的分寸。这就是孔子关于中庸的理论。
“中庸”这个范畴是孔子第一次提出来的。《论语·雍也》载孔子的话说：
“中庸之为德矣！其至也乎！民鲜之矣。”
中庸这种道德，真是高到极点了！人民已长久地缺乏它了。
可见，孔子是十分重视中庸的。然而，孔子的中庸，是遭受厄运最多的一种思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它被错误地当做“阶级调和论”大加批判。时至今日，关于中庸的解释，仍然有人认为是调和。
中庸是一种思想方法。这种方法要求人们处理社会冲突和矛盾时，不要感情用事，不要太冲动，要把握好分寸。这是孔子以和谐为目标的领导理论的重要内容。
《论语·先进》记录了孔子学生子贡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子贡问孔子：子张（师）与子夏（商）相比，哪个更好些？孔子答道：“师也过，商也不及。”意思是说，子张做事有点过分，子夏则有些不足、欠缺。接着，子贡又问：那么，是不是子张好一些呢？孔子答道：
“过犹不及。”
过和不及都不好。“过犹不及”是孔子关于中庸的典型表述。
《论语·雍也》记载了孔子关于文采与质朴关系的话：
“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质，是质朴的内在品质；文，是外在的文采、文雅；史，是虚华无实。孔子的意思是，质朴过分就显得粗野，文采过分就让人觉得浮华不实。只有文采和质朴配合恰当，才是合格的君子。这是关于人的品质修养方面的中庸之道。
《论语·子路》有一段孔子关于理想人格的论述：
“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这里有三种人格，狂，狷，中行。狂者，是有理想，有进取心，十分自信，但过分偏激，言行也不一定一致。狷，是有所不为，谦虚谨慎，但缺乏很高的理想抱负，守成无为。狂者和狷者，都不是理想人格，最理想的人格是中行，这种人格兼有狂者和狷者的优点，而无两者的缺点。孔子最欣赏这种人格。然而，现实中中行的人格比较少见。孔子由此发出“中得中行而与”的感叹。
孔子主张对感情和情绪的控制要把握一个较好的分寸。他说：
“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爱一个人恨不得他长生不死，一旦恨起来又巴不得他马上就死，这是感情有迷惑，是缺乏理智和分寸的表现。
在《论语》中，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孔子关于妥善处理各种矛盾关系，寻求恰到好处的观点。诸如：
“君子和而不同。”
“君子周而不比。”
君子讲和谐、团结，但不相互勾结，同流合污。
“矜而不争。”
“泰而不骄。”
“威而不猛。”
态度庄重不与人争吵，心情舒坦而不骄傲，有威严而不凶猛。
“君子尊贤而容众。”
“君子惠而不费。”
君子敬重有突出才能的人，又能广泛结交普通的人，能给人以恩惠而又不铺张浪费。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只读书不思考，会陷入迷茫，无所适从；只思考，不读书，会陷入歧途。君子的做法，是学思结合，恰到好处。
综上孔子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庸就是在思考和处理问题时，不走极端，不过，也避免不及，不偏不倚，恰到好处。用现代哲学语言说，就是掌握一个“火候”、“分寸”，掌握一个“度”。
社会管理中的冲突和矛盾，大多是失去理智控制，感情用事，未能把握适度原则造成的。当然，更深层的原因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动，经济关系是社会运动最根本动因。但从管理的角度分析，人与人关系的存在状态，同人们分析处理问题的方法，关系极其密切。孔子不懂得社会经济关系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仅关注社会的治理，他所寻找到的中庸之道，无疑对社会混乱的解除，是有益的。当然，他游说诸侯，周游列国，想实行自己的一套主张，不得见用，那是因为他的理论是一种长远利益的谋划，而当时的统治者们思考的是当下直接的现实问题，远水解不了近渴。孔子死后，其理论发生了那么深广的影响，一直持续到现在，足以证明其不朽的理论价值。
孔子是“圣之时者”。他的中庸理论，不是静止不变的、凝固的，而是随着时间、地点、条件的变化相应调整的。中庸是适度，环境不同，度的具体内容也不同，环境变了，中庸的具体选择也要变。
这就是通权达变。《论语·子罕》说：
“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
可以一起学习的人，不一定一起获得真理；可以一起获得真理的人，不一定可以一同坚持真理；可以一起坚持真理的人，不一定能做到通权达变。就是说，通权达变是最高的管理境界。
所谓通权达变，就是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孔子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适，是刻板，莫，是固执，义，是适宜。聪明的人对于天下的事，不坚持非要这样做，或者非要那样做，一切都要看怎么做能符合道义，怎么做能够适度。
孟子在谈及孔子的通权达变时说，孔子这个人原则性很强，但又随机应变，动静自如：
“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孔子，圣之时者也。”
应当快走就快走，应当久留就久留，应当闲居就闲居，应当出来做官就出来做官。这就是孔子的态度。
由此可见，孔子的中庸不是在静止中而是在流动中的适度，是用灵活性操作来保证坚定不移的原则。这就增加了中庸的生命力和影响。
孔子与现代管理
孔子一生得志的时光不多，周游列国十几年，学说终不见用，是很悲哀的。但孔子的治国理论，在孔子身后却腾达起来。先是战国时期的孟轲“述仲尼之意”，发展孔子的理论；战国末期的荀况又继续发扬光大之；两汉时，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被武帝采纳。孔子管理理论成为国家学说，其后虽经几次大的波折，但一直被统治者继承延续下来，直到“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
和文化大革命的“批儒评法”。孔子管理理论成为中国古代管理理论的主线索，是中国传统管理理论主体特征所以形成的重要理论之一。
作为一种管理智慧，孔子理论自成一体，无懈可击。他以和谐为出发点和归宿，各种观点、各种言论，都围绕一个“和”字。孔子把正确的领导行为和领导原则看做创造和谐的关键，提出“仁者，爱人”的著名命题，给出尊重下属人格和满足下属物质欲望两条重要行为原则。孔子认为，理想的管理效果不仅有赖于领导，还依赖于管理对象的状况，他倡导孝悌、忠恕的价值观，力求以此获得整个社会成员都能为社会的利益努力奋斗，宁肯让个人利益服从社会的利益，在整个社会创造出“和谐”的氛围。孔子的中庸之道，是给人们一种处理问题的正确方法，有了这一方法，就可以把握“分寸”和“火候”，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是达到“和谐”的工具。纵观孔子的整个思想，能够揭示其主题、反映其面貌的，就是一句话：
“和为贵”。
孔子管理理论的基本观点和主要思想，作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其生命是永存的，今天仍有现实借鉴意义。现代的领导管理，仍然需要和谐友好的领导氛围，仍然需要尊重下属的人格和尊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仍然需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树立社会主义道德意识，同“为富不仁”“拜金主义”做斗争。当今中国的领导管理，是中国传统领导管理的延伸和发展。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忘祖”。孔子的领导思想必然对我们发生影响，只是有的影响是自发的，有的影响是自觉的。我们学习和研究孔子的领导思想，就是要把自发变成自觉，以求更好的管理效果。
事实上，孔子的领导理论早已经“飘洋出海”，走出国门。日本的“儒家资本主义”，就有孔子领导思想的影响。在日本，孔子的《论语》是高级领导必备的教科书。他们学习《论语》，就是学习如何处理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创造最佳的人际氛围，创造“和”。日本教授森岛道雄说：“儒家学说不鼓吹个人主义，它在性质上是理智的，合于理性的。”“日本人在明治维新之后，非常迅速地消化西方技术和科学的能力，至少应部分地归功于儒家学说的教育。”“日本企业家认为，要把现代企业建立在算盘和论语的基础上。”孔子在海外的“成功”，给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中国人借鉴学习孔子以信心和勇气。
研究和借鉴孔子，应该把孔子的基本观点同具体的内容区别开来。孔子生活在二千多年前，当时合理正确的许多东西，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今人不足效法，但基本的观点和精神实质，经过历史的检验是正确的东西，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发扬、光大。同时，要把孔子本人的思想，同后人附加给孔子的东西区别开来，诸如忠，孔子不主张“愚忠”，他的名言是“君事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仁和臣忠是对等的，君不仁，臣可以不忠，但战国以后，法家人物韩非开始鼓吹对君主绝对的忠，鼓吹愚忠，后人把愚忠附加到孔子身上，以孔子之名宣扬灌输给人民，人们也以为孔子是封建专制的卫道士，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应该还孔子以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对待他。
孔子是主张以德治国、以人治国的。在依法治国的今天，应该对孔子的人治和德治加以具体分析。《论语·为政》中有一段孔子关于德治和法制的论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意思是说，用法制禁令去引导人民，用刑罚来约束人民，那么，人民会因畏惧惩治而不敢犯法作恶，但思想深处并未觉悟到作恶犯法是可耻的行为。如果用领导者自身的道德行为，去引导、熏陶人民，用礼义道德来约束教育人民，那么，人民会在思想深处认识到为非作恶的行为是可耻的，从而再不犯错误。孔子所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是德治，“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是法制。孔子认为，法制只能解决暂时的问题，在强制之下迫使民众不敢犯罪为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不犯罪。而德治却可以从思想深处断绝犯罪，让民众耻于犯罪。孔子终生宣传以德治国，以道德转化政治。
同德治相联系的是人治。孔子认为社会的混乱始于人，治乱也靠人。孔子周游列国，聚徒讲学的目的，就是力图培养教育出一大批“仁者”去整治社会。他的整个学说，都围绕着人的品质和道德。他主张“举贤才”“举直错诸枉”，是寄希望直者、贤才去改变社会。就此而言，孔子是个人治主义者。
但孔子并不反对法制。他肯定法制能够导致“民免”，也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还说：“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只不过，他更看重德治和人治的作用。
孔子过分看重人治和德治，贬低法制的地位，是不足取的。一个理想的管理秩序，应该是法制和人治（德治）并存。没有强制性的法令规章，没有必要的威摄，就没有领导和管理。教育并非万能。就此言之，孔子的德治主义有失偏颇。德治可以保证领导者长远的根本的利益，但不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而法制却有此优势，这也是先秦法家人物比较受宠的原因。
但人治、德治同法制也并非不可并立。且不说孔子本身并不反对法制，即使在今天，我们也仍然需要“人治”和“德治”。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人。我们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法治社会，可法要靠人去制定、推行、丰富、补充，没有人，没有一支作风过硬、思想解放、能力高强的干部队伍，任何法治都是一句空话。人治、德治，今天仍有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