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恶女巫知道你们在温基，就会跑来把你们一起捉了去做她的奴隶。”
“恐怕不见得吧，”稻草人说，“我们是要去杀死她的。”
“啊，这就不同了，”守城门的人说，“在这以前，没有一个人想去杀死她，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她会把你们当作奴隶，正像她对于其他人一样。但请留神，她恶毒而又凶猛，也许你们杀不死她。”
——《绿野仙踪》“找寻恶女巫”
南部联盟并不是唯一一股想要摧毁林肯的联邦政府的力量。外国金融业者潜伏在幕后操纵战争。19世纪下半叶，奥托·冯·俾斯麦任德国总理。与他同时代的康拉德·西姆引用了他的话：
美国内战爆发前，欧洲的金融强权早就决定把美国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联邦。他们害怕美国继续保持团结一致。那样，美国就会获得经济独立，颠覆他们在欧洲和世界上的经济统治地位。金融圈内最有力的声音自然来自罗斯柴尔德家族。他们认为，如果能把美国分裂成两个势均力敌的、被欠金融业者们的债务拖累的弱小联邦，而不是一个强大的、自给自足的共和国，就能为他们自己创造出一个大肆掠夺战利品的机会。因此，他们派间谍潜入美国，利用奴隶问题挑拨南北之间的关系……南北之间的决裂变得不可避免，欧洲金融巨头用尽全力造成决裂，从中获利。
这段言论的真实性有待商榷，不过，爱德华·格里芬在《杰基岛上的来客》中引用过这一段话：“毫无疑问，这段引言精辟地评价了欧洲集团的阴谋。”
欧洲银行业者们想要一场能把美国重新变成殖民地的战争，不过，他们对保留奴隶制没有多大兴趣。采取奴隶制，奴隶主就要给奴隶饭吃，还得照顾奴隶。金融业者们偏爱“欧洲计划”——资本家控制了货币供应就能控制工人，让工人自己找饭吃去。据说，1862年，美国银行业者中流行着他们的英国同行发行的小册子——臭名昭著的《哈扎德传单》，传单里说道：
战争会废除奴隶制，我和欧洲朋友们都为此感到欣慰。因为奴隶制代表着蓄养劳动力，而在英国发起的欧洲计划里，资本家控制了工资，从而控制了劳动力。只要控制了货币，就能达到目的。战争为资本收获了巨额债务，而这笔债必须被用来控制货币的供应量。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必须将政府债券作为银行业的根基……不能再让绿背纸币作为货币流通下去了，因为我们无法控制它。
亨利·克莱和亨利·凯利所说的“英国体系”就是银行业者想要保留的系统。它用“自由贸易”和“金本位”这对武器，让工业化程度低的国家一直处在殖民地地位，为英国工厂提供原材料。美国南方已经屈服并走上了这条道路。现在，资本家们又把目标对准了美国北方，想让它陷入战争高利贷里，但是林肯没有上钩。1865年，《伦敦时报》的一篇社论反映了绿背纸币系统给金融业者们造成的威胁。这篇社论的真实性同样有待商榷，但是不管是谁写的，它都刻画出了绿背纸币对这场游戏所具有的威胁性。评论员警告说：
如果让这种源自美国北方的破坏性金融政策继续下去并成为常规，政府就能不付成本地发行纸币。这样它就能清偿贷款，还能为商业发展提供货币。美国会成为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文明国家。世界上的人才和财富都会流向北美。必须摧毁美国政府，不然它就会摧毁世上所有的君主国。
康拉德·西姆引用了俾斯麦1876年的话：“美国逃脱了外国金融业者的阴谋。金融业者很快就明白美国不再掌握在他们手中，于是暗杀了林肯。”1865年，林肯遇刺身亡。
苹果里的虫子：妥协的《国民银行法》
欧洲金融业者没能把林肯政府困在战争高利贷里，但是他们用其他手段达到了目的。在国会里，有一批人为了发行绿背纸币为战争提供资金而奔忙，但是另一批人却准备了《国民银行法》。该法案将把创造国家货币供应的权力交到华尔街银行业者以及他们的欧洲子公司手里。《国民银行法》是作为新的国民银行体系的安全保障提出的，尽管它向真正的国民银行迈出了第一步，却仍然对银行业者做了太多妥协，而且还在附属细则里藏下了银行业者想要的东西。艾德·格里芬从国会议员罗伯特·欧文的一本书中，引用了1863年罗斯柴尔德银行写给纽约一家合作银行的信件。信上说：
少数能摸透系统的人，要么会被它带来的利润吸引，要么会依赖它带来的利益，不会反对这个系统。老百姓没有能力理解它……背上了负担也不会有怨言。
表面上看来，这个法案不错。它设立了货币管理局，在全国银行联合会运行前，它的权力就能发生作用。法案还设立了许多规则，涉及最低资本限额、法定准备金、坏账与报告制度。管理局能随时任命调查员，调查所有银行的交易；银行董事都必须是美国公民，而且其中3/4的人应该是银行业务所在地的当地美国公民；利率则由美国高利贷法规定，如果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利率则为7%。
除了银行建筑外，银行不能持有不动产超过5年；国民银行不能发行自己的货币；他们必须用至少1/3的资产从财政部购买国债；政府则用政府印刷的纸币作为交换。
那么问题在哪里？格里芬解释道，虽然从技术层面上来说，国家货币是由货币管理局发行的，但是这只是一道程序，就像今天印刷联邦储备券的是美利坚合众国雕版印刷局一样。货币上印的是以国债担保的银行的名字，而且这些货币也是应银行的要求发行的。《国民银行法》授予了这些银行发行、使用货币贷款的权力。银行把债券“寄放”在财政部，但那些债券仍属于银行所有，而且既然银行可以自己发行纸币，那它们很快就能把买国债的钱赚回来。
《国民银行法》还消除了银行纸币之间的竞争。它对州授权的银行纸币课以重税，消灭了这种纸币；它削弱了绿背纸币的竞争力，因为绿背纸币只能用于某些固定的用途，而银行纸币可以任意发行。财政部部长萨蒙·蔡斯和其他人都控诉银行业者，说他们用自己的纸币买断了绿背纸币。扎伦格引用了历史学家杜维1903年的话：
人们指责银行，说它们迅速吸收政府发行的货币，用自己的纸币取而代之，再利用职权，将纸币恣意换成债券，赚取利息。
政府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为开战筹集到了大量贷款，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健全的流通货币，但是银行业者才是真正的赢家。他们不仅能继续用货币赚取利息，还能用“债主”的身份对政府施加影响。法案本想规范银行业者的行为，最后却给了许多私有银行特许权，让它们全都拥有了创造国家货币的能力。
《国民银行法》是由财政部长蔡斯推荐给国会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案毁掉了他自己的绿背纸币项目。在1887年的一本书——《奴役美国人民的七个金融阴谋》里，莎拉·艾米利写道，蔡斯在银行代表威胁实施金融高压的情况下，开了好几天的会才勉强同意了该法案。随后，她引用了他的话：
我在通过《国民银行法》的过程中出了力，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经济政策失误。该法导致的垄断能影响国家方方面面的利益，它应该被废除。但是在此之前，人民还得与银行进行一场场前所未有的斗争。
尽管林肯1865年就被暗杀了，但是人民花了50年才忘却无债的绿背纸币带来的前景，他们一直对高利贷银行业者和那些镀金的纸币心存疑虑。“镀金时代”（南北战争后，一战之前）就是由一系列围绕着货币发行权和货币构成问题展开的战斗组成的。
货币战争中的小插曲
1869年，蔡斯以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的身份再次登上舞台。他在赫本诉格力斯沃尔德案中写下意见，把绿背纸币视为临时性战时措施，认为《国民银行法》违宪。他写道，宪法禁止美国通过“任何……损害契约责任的法律”，而且强迫要求借贷金银的契约持有人接受“未来偿付美元的承诺”，是“一种违宪的，未经合法程序的对财产的侵犯”。
1871年，最高法院换了两位法官，裁定《国民银行法》符合宪法。在合法货币案件——诺克斯诉李案、图利亚德诉格林曼案中，为了保护自己，改善和国会的关系，法院宣布国会有权“发行硬币并规定其价值”，而且“没有任何合同义务能够用于推翻合法的政府权力”。
1873年，一项被民粹主义者称为“73罪案”的法案禁止用白银自由发行货币。就像一个世纪前，乔治国王禁止使用当地发行的纸钞一样，该法案导致了货币紧缺，出现了一段困难时期；随后出现的银行恐慌，让西部借债的农民受害最深。
1874年，拥有政治权力的农民组织了绿背纸币党作为回应。他们提出了危机解决方案：政府出资兴建道路和公共项目，使用额外发行的无债绿背纸币扩大货币供应量，给失业者提供岗位，让国家重回本杰明·富兰克林时期的状况——国民充分就业，生产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绿背纸币也能用于赎回联邦债务。在“俄亥俄意见”中，绿背纸币能偿还所有未指定用金银偿还的公债。尽管这个主意没有被采纳，但是“稻草人”已经显示了他的智慧，“胆小的狮子”也展现出了勇气，人民的意志也将聚集起来，让情况发生变化。
1875年，一项纸币回收条例要求财政部收回所有绿背纸币，用硬币取而代之。绿背纸币不得不被大量回收，这进一步缩减了货币供应量，加重了经济萧条。
1878年，“稻草人”和“铁皮人”把力量联合起来，组建了绿背劳工党。他们掌握着100多万张选票，投票向国会输送了14名众议员。他们没能争取到绿背纸币的再次发行，但是他们有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可以保证流通中的现有绿背纸币不会受到进一步排挤。当时存留下来的绿背纸币（价值346681016美元）是国家货币中一个永久性的组成部分。
与此同时，经济萧条进一步加深。当时没有社会保障，也没有失业保险作为安全网，致使大量失业人口面临贫困和饥饿。很多农产品被扔在野地里腐坏，因为没有钱雇用工人收割；即使产品到了市场上，人们也没有钱来买它们。国家在物产丰富之时却要面临贫困，这都是因为流通中的货币不足以维持交易运转的缘故。国家极度需要林肯、凯利和绿背纸币党人推崇的流动性，但是银行业者坚持说：“让政府发行货币，通货膨胀的风险极大。”这就是他们的意见，批评家称之为“欺瞒之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