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微妙而有效地颠覆现有社会根基的方法就是摧毁其货币；这一过程会牵涉到经济规律发挥毁灭性作用的一切隐形力量，且鲜有人能将它看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平的经济后果》（1919年）
人们通常将第三世界经济体泛滥失控的通货膨胀，归咎于孤注一掷的政府企图通过开足印钞机马力来解决其经济问题；但进一步审查之后往往会发现，这背后还有其他“无形之手”。商人抬价并非由于新印钞票的宽松货币供给促使消费者竞相购买产品，而是因为本国货币大幅贬值导致了商人自身成本的剧增；而这种贬值通常可追溯到对该货币浮动汇率的操纵。以下便是闻名的几例……
苏联解体后卢布暴跌
在“铁幕”落下之后，俄罗斯及其曾经的卫星国惨遭急剧失控的通货膨胀之苦。而世人对此通常的解释是：俄罗斯及其曾经的卫星国政府试图寄希望于货币增发，结果却稀释了货币供给且推高了物价。但是，正如威廉·恩道尔在其著作《石油战争》中所述，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这起恶性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原因是，俄罗斯及其曾经的卫星国政府任由其货币汇率在外汇市场浮动。他在书中写道：
1992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俄罗斯在“市场导向”改革中引入卢布汇率自由浮动政策。该卢布汇率浮动政策在短短一年内导致消费者物价激增9900％且实际工资暴跌84％。这是自1917年以来（至少在和平时期），俄罗斯大部分民众第一次直面威胁到其生存的贫困境遇……这种新政策非但没能让俄罗斯老百姓看到所希望的美国式的繁荣和自家车库里泊着两辆车的资本主义，反而将他们逼入了经济困境。
柏林墙轰然倒塌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担起了负责市场改革的重任。他们希望能将前苏联国家的经济，发展到由私有的美联储和私有美国银行发行的美元所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程度。苏联人民怀揣着在美国电影中看到的繁华梦想默许了这种改革。但在恩道尔看来，这一切都别有目的：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前苏联国家开展的所谓“市场改革”，其目的其实非常简单、残酷：摧毁莫斯科与苏维埃联盟各部分的经济联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试图在俄罗斯周边建立薄弱、动荡的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必须依赖于西方资本及美元的资本流入——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形式，而俄罗斯及其曾经的卫星国所得到的是第三世界国家的待遇……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制约，民众陷入贫困。虽然极少部分精英人士会暴富且持有大量美金，这些人也会被华尔街银行家和投资人操控。
这是冷战换了一副嘴脸的延续——将经济对手拖入林林总总、纷繁复杂的债务之中。届时利率会升至无法偿付之高，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会负责“改革”——为债务缓解的目的打开经济体外汇操控的大门。恩道尔在其书中写道：
西方各国，特别是美国，显然希望削弱俄罗斯的工业化程度，从而永久性地打破旧时苏维埃联盟的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无视美元主导地位长达70年的这一全球经济的重要地域，将会落入它们的掌控之中……新诞生的寡头就是“美元寡头”。
南斯拉夫与乌克兰沦陷
南斯拉夫的境遇更不堪。1993—1994年，南斯拉夫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痛的恶性通货膨胀。教科书又一次把其原因归结为政府疯狂印钞。有一位大学经济学教授曾这样写道：
铁托（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1980年逝世）辞世之后，共产党的经济政策越来越激进。这些政策以及南斯拉夫的分崩离析……导致它愈来愈依赖印钞及其他货币发行的手段以资助其政府和社会主义经济的运作，这便造成了恶性通货膨胀。
这是被普遍接受的观点，但恩道尔的看法则恰恰相反：导致南斯拉夫恶性通货膨胀的原因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阻碍其政府从其央行获得所需的信贷。政府没有能力发行货币及信贷，因而未能获得其社会项目的资金，亦未能将各地区维系起来。南斯拉夫真正的问题不是经济太薄弱而是太强势；它结合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混合经济模式”太过成功，从而威胁到了银行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模式。恩道尔指出：
华盛顿暗地里支持了南斯拉夫和铁托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逾40年，旨在将其作为对付苏维埃联盟的缓冲。随着莫斯科帝国的分崩，华盛顿不再需要这种缓冲——尤其是这种经济上大获成功的民族主义的缓冲。因为这可能让东欧地区的周边国家意识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休克疗法之外的中间路线也是可行的。在华盛顿的战略分析师看来，仅就这一个原因，就必须摧毁南斯拉夫模式；更何况南斯拉夫还位于通往石油储备丰厚的中亚地区的要道上。
南斯拉夫是“龙舌兰陷阱”（用财富和发展诱导某一国家开放其经济，引入外国投资和贷款）的受害者之一。1984年，自由欧洲电台在一个报告中指出，铁托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让南斯拉夫“奢侈地”进口物品，进口量超过了其出口量；二是借贷大额境外资金用以建造数百家从未盈利的工厂。当美元不够偿还这些债务时，南斯拉夫便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寻求债务减免帮助。大鲸之口应声而开，南斯拉夫便消失于其中。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国有企业的整体私有化作为债务减免的条件，这导致了1100多家企业倒闭，失业率超过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引发了通胀率的攀升，到1991年已超过150%。当政府不再能够发行足够的货币维系全国各地，经济混乱在所难免，各地区因此不得不各谋出路。恩道尔指出：
为应付这种混杂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休克疗法和华盛顿直接搅局的局面，南斯拉夫总统、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于1990年11月组建了新共产党，意欲防止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共和国解体。这引发了延续10年的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民族区域战争，死亡人数超过20万。
……1992年，华盛顿对南斯拉夫实施全面经济制裁，冻结了一切交易，将经济推入混沌；其结果是恶性通货膨胀和70%的失业率。主流媒体向西方（尤其是美国）公众灌输的观点是：这些问题都是腐败的贝尔格莱德专政的恶果。
让乌克兰陷入失控通胀的也是类似的手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起始于1994年命令其终止国家外汇控制，这导致了乌克兰货币的直接崩溃：面包的价格飙升了300%、电价为600%，而公共运输甚至高达900%。无法获得银行信贷的国有产业被迫倒闭。恩道尔在其书中指出了其后果：
外国投机人士肆意以甩卖价在尘土里挑选珠宝……最终，乌克兰这个昔日欧洲的谷仓被迫向美国乞食，而美国将其剩余的粮食倾销至乌克兰，这进一步摧毁了当地自给自足的食物供给。俄罗斯和前苏联卫星国的处境一如刚果或尼日利亚，均被视为廉价原材料的源头，其供货量也许为全球之最……这是自1917年以来，那些丰富的矿产第一次重回西方各国的掌控之中。
阿根廷案例
这个债务魔鬼在吞噬前苏联经济体的同时，也在马不停蹄地蚕食着拉丁美洲的资产。阿根廷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通胀率高达5000%。政府的疯狂印钞又一次被当成恶性通货膨胀的罪魁祸首；而事实又一次并非如此。
阿根廷自1947年胡安·庇隆上台起便陷入通货膨胀。庇隆是一位民粹主义者，他施行了众多救济工人和贫民的新政策。资助这些新政的不是发行大量货币，而是大规模的赤字支出与税收。卡洛斯·埃斯库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在2006年塔夫斯大学的一篇著作中详细阐释了庇隆政府之后的阿根廷经济。他在著作中指出，通货膨胀直到庇隆1974年辞世8年之后才逐渐成为全国性的危机——当时通胀率翻了7倍，达到“让人震惊的”206%。但是，埃斯库德教授认为，通胀率飙升并非由比索的突然增发而诱发；其背后的原因其实是新政府蓄意而激进的货币贬值以及油价175%的飙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