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谁都知道：这些花一齐散发的气味足以让人昏睡；如果沉睡的人不被带离这片花丛，就会永无止境地沉睡下去。
——《绿野仙踪》“致命罂粟地”
多萝茜和狮子陷入致命罂粟地的情节，暗指了19世纪英国用以对中国施加其经济帝国主义影响的鸦片战争。中国政府惊觉其国民中瘾君子的数量日益增加，于是将鸦片列为非法品，试图阻止英国东印度公司在中国销售鸦片。英国随即采取军事行动，将香港占为殖民地。
对日本而言，这便是“自由贸易”危害的早期案例。为避免落入同样的境地，日本人严密地封锁了其边境。后来他们对外国开放，也是为美国而开，而非英国。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的倡导者是亨利·卡里的日本学生和美国民族主义者。明治维新被称为“一场美国体系的文艺复兴”。当时杰出的教育家福泽渝吉被称为“日本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日本封建君主制被颠覆，新的中央政府成立。新政府剥夺了封建武士阶层的土地所有权，将其收归国有，并向武士支付了一笔钱款作为补偿。
这一大规模买断的资金从何而来？尤里西斯·格兰特总统在1879年访问日本时曾告诫日本远离外国借贷。他指出：“有些国家特别喜欢借钱给经济困难的国家，它们以此展现其权威性并诱骗穷国。借钱的目的是获得政治上的控制权。”大英帝国在获得殖民地后，就会掌控当时的中央银行。例如，鸦片战争后，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便由其操控。为避免落入这个陷阱，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成立独立的国家银行的国家。该银行发行用以向武士作出补偿的新的法定货币。随后，日本政府鼓励这些武士将钱存入国家银行，促进新产业的经济运作。剩余的钱则被政府用以扶持新产业。在工业化的进程中，所有资金均物尽其用。新发的货币金额远超年度税款收入。总而言之，这种资金仅仅是政府信贷——国家内部基于政府信用（而非基于外债）而发行的货币。
在20世纪进一步发展的日本经济模式，被称为“国家指导的市场体系”。政府确定经济发展的重中之重，并将这些任务委托予私人企业付诸实现。这种体系规避了共产主义体系的漏洞。在共产主义经济体系中，国家把握所有权和控制权。日本政策研究机构主席查尔默斯·约翰逊于1989年在一部著作中指出：在美国，最接近日本模式的体系是它的军事/产业复合体系，由政府确定方案并聘用私有企业施行。美国的军事/产业复合体系是一种由政府资助的资本主义模式，这成为美国盈利最丰厚的，也是最为成功的产业之一。然而，日本模式与美国模式的区别在于，它没有战争作为前奏，却同样大获成功。日本成功地将其武士阶层转型为实业家，以和平的方式促使其投身于建设国家和发展工业之中。旧式的日本封建王朝化身为我们现在熟知的日本跨国企业——三菱、三井和住友商事等。
华尔街投机人士出手
在日本，由国家指导的经济体系大获成功且一直行之有效。20世纪80年代，日本被誉为全球顶尖的经济和银行业巨头。日本国际贸易及工业部在指导国家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种模式在“龙虎经济体”（韩国、马来西亚和其他东亚国家）中也被验证为是行之有效的。日本在20世纪70和80年代的国家发展援助中，通过大量私人投资和国际贸易及工业部的支持，扶持了东亚经济。苏联解体之后，日本向前共产主义的各经济体提议采用其模式，而不少经济体也开始将日本和韩国的模式列为美国自由市场机制之外的另一种可行选择。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体制在不摧毁资本主义刺激方案的前提下造福了民众。恩道尔指出：
“龙虎经济体”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模式而言是莫大的讽刺，其将私人企业与强势的政府经济地位相融合并且大获成功，这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由模式构成了威胁。只要“龙虎经济体”混杂了强势政府地位的模式一日不倒，前共产主义国家和其他国家便有理由不采用极端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模式。20世纪80年代，东亚经济体的年增速为7％～8％，社会保障日益改善，教育普及且生产力广泛提高。这一切都以一种善意的家长管制式的亚洲模式，即国家指导与计划为后盾，尽管其为市场经济。
在市场经济的体系中，经济高速增长、社会保障日益改善且教育得到普及，这些正是美国的国父们赞同的“共同富裕”。但这种模式对基于债务资金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所建立起来的国际银行家体系构成了很大的威胁。为对冲这种威胁，华盛顿对日本银行施压，要求其采取措施抬高日元与美元的汇率。华盛顿对此给出的官方理由是：为削减日本巨额的资本顺差（出口相对于进口的盈余），这种重新定价是必需的。对此，日本财务部反驳道：这种顺差非但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相反，它是必须存在的。因为冷战之后全球在铁路和其他经济基础建设中的需求都是数以千亿计的。但是随着华盛顿的不断施压，日本不得不参与了该方案。截至1987年，日本银行已将利率削减至2.5%的低点。大量“廉价”资金应运而生并转变为东京股市在发展过程中唾手可得的收益，从而造就了规模甚大的股市泡沫。当日本政府开始警觉，并试图通过推高利率压缩泡沫时，华尔街银行家便开始出手，用他们新发明的“衍生品”工具卖空市场，将日本推入深渊。恩道尔在他的著作中指出：
正当东京准备采取行动使投机狂热降温，由摩根斯坦利和所罗门兄弟主导的华尔街投资银行便开始动用其发明创造的新型衍生品和金融工具，迫使东京市场一步一步陷入濒临卖空的困境。华尔街银行家在此过程中摧毁了东京股市，令日本股市在数月内损失了将近5万亿美元。
日本这只“领头鹅”深受重创，华盛顿正式对外宣告“日本模式”的终结，并开始将目标转向正处于转型期的其他“龙虎经济体”。
扳倒“龙虎经济体”：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
直到日本陷入衰退之前，东亚各国大多都没有债务缠身。它们规避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及外国资本的依赖性，仅接受外国资本对制造业工厂的直接投资，而这正是东亚国家的长期目标之一；但这一切随着华盛顿的施压而终结。华盛顿要求“龙虎经济体”向自由资本开放其政府控制的金融市场，并宣称会以“公平、平等”的方式开展经济活动。东亚各国跟随日本接受了这种体系，于是机构投资人士开始出手了。他们手中掌握了包括花旗银行在内的众多国际银行给予的不对外披露的信贷限额。
他们的第一个目标是泰国。他们相信能迫使泰国的货币贬值并将其汇率与美元脱钩。泰国果然沦陷了，它不得不寻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随后，其他经济体也逐一沦陷。1999年6月，查尔默斯·约翰逊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中写道：
外国资金轻而易举地拿下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韩国，随后将胆战心惊的幸存者推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做并不是帮助它们，而是为了确保西方各国的银行与这些受到重创的国家的不良贷款撇清干系。
马克·威斯布罗在国会作证：“在这些事件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仅促成了金融危机，而且编制了将这些地区经济推入漩涡的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预谋地让各国放开资本控制，将亚洲市场向外国投机人士的投机行为开放。在这种情形下，这些国家真正需要的便是用以防御投机性货币操控的外汇储备。1997年，在一次各地区财政部长的峰会上，日本政府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以提供各经济体所需的流动性，而且该基金所设条件会少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毫无疑问，亚洲货币基金遭到了美国财政部的强烈反对，因为它势必会与西方银行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产生直接的竞争。该基金最终未能成立。与此同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根本无法提供足够的外汇储备，并且坚持高利率和“财政紧缩”，这便导致了流动性危机（可获得的资金的缺失），从而演变为大规模的地区性经济衰退。威斯布罗对此作出了证实：
这场危机给人们带来的灾难令人咋舌。多年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毁于一旦。失业人士竞相去血汗工厂应聘，这种工作以前没人愿意做。穷苦的农村人以树叶、树皮和昆虫果腹。在印度尼西亚，大部分家庭的月收入不够买维持生计的大米，并且有将近1亿人（总人口的一半）的生存状态跌入贫困线以下。
1997年，价值逾1000亿美元的亚洲货币储备在数月内便落入私有金融机构之手。随着货币的贬值，实际收益与就业率一夜暴跌。原先经济与社会发展态势甚好的经济体面临着大规模的贫困。印度尼西亚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其汇率与美元脱钩之后三个月内，便发生了本国货币卢比大幅跳水的惨况。在发表在1998年《货币改革》冬季刊的一篇文章中，麦可·科塞多夫斯基教授写道：
这种强势机构自导自演的市场势力操控构成了一种金融与经济战争的模式。在这种战争中，都无须重新占据失去的殖民地，亦无须进驻军队。20世纪后期，公司会议室通过电脑终端或手机这种冷冰冰的方式发布命令，便一举“征服了他国”——掌握了其生产力的资产、劳动力、自然资源和机构。相关数据都即时传送至大型金融市场，这通常会导致国家经济运作瞬间中断。“金融战争”也牵涉到复杂的投机机构，其中包罗了所有衍生品交易、远期外汇汇率交易、货币期权、对冲基金和指数基金等。投机手段的终极目标是获取金融财富并控制具有生产力的资产。
科塞多夫斯基教授援引了美国亿万富翁史蒂夫·福布斯所提出的一连串疑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否促成了这场危机？该机构倡导的是国家经济的开放与透明，但它对自身运作的遮遮掩掩，几乎可与中情局一比高下了。从具体案例来看，它是否曾与泰国有过私下的沟通，从而促成了货币的贬值并火速引发了一连串灾难性事件？……它的预设方案是否加剧了情况的恶化，使这些国家的货币被贬至荒谬的低点？
科塞多夫斯基教授提出了警示：亚洲金融危机标志着国家经济主权的沦丧以及确保国家经济稳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国家不再有能力控制其货币的印发，这种控制力已由贪得无厌的外国银行紧握在手。
马来西亚的反击
大部分亚洲“龙虎”都在这些诡计中失足，但马来西亚却牢牢站稳了脚跟。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穆罕默德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利用金融危机协助大型国际企业接手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他的观点是：
它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我们的困境视为迫使我们接受某些体制的手段，并由此逼迫我们无条件地向外国企业开放，且与之合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经济向外国企业开放会引入资金，但其实这样做会导致我们的银行、企业和产业受控于外国人……
它们呼吁改革，但这可能导致大把资金化为泡影。我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高层领导说，如果企业倒闭，工人们就会失业；但他却说这没有关系，运作不佳的企业就应该倒闭。我告诉他企业运作不佳是因为外部因素，所以你不能不顾这些原因就迫使其破产。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希望这些企业破产。
马哈蒂尔坚持认为其政府并非无能，只是与东亚其他经济体一样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不利影响。他将亚洲各国货币的崩溃归咎于大型国际对冲基金有计划的多重攻击。因为在资产价值中获取的溢价相对较小，投机人士便计划引发突发性的、大规模失控的资金外流，通过导致资本抽离来搞垮国家经济。他谴责道：“通过货币交易故意使一国货币贬值且纯粹出于牟利的目的，这是对一个国家独立权利的严重否认。”马哈蒂尔说，他曾要求国际机构监管货币交易但无甚结果，所以他只得自己处理这些事宜。他曾采取资本与汇率控制政策，旨在将重点从迎合外国资本转向鼓励国内经济发展。他设定了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的汇率并要求仅在境内交易。他表示，这些措施并没有影响真心做生意的投资人士，这些人会引入外国资金，兑换成林吉特用于境内投资，然后需要时再通过中央银行将林吉特兑换成外国货币。
西方经济学家坐等他们认定会随之发生的经济灾难，但实际上，资本控制有助于经济体系的稳定。在控制政策出台之前，马来西亚的经济紧缩了7.5%，但在之后的一年，增长却高达5%。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承认，1999年，马来西亚的经济成绩让世界银行“很惭愧”。这便是默认了世界银行的立场是错误的。
在《圣经》里，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巨人，而对国际银行家真正构成威胁的是马来西亚北面的强势邻国。在那里，中国巨龙已崛起，而且还在熊熊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