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必须自己找到它；魔法拖鞋会瞬间带你回家。”
——多萝茜的善良女巫格林达，《绿野仙踪》
从一贫如洗走向共同富裕
飞越彩虹，
天空湛蓝，
心中所想，
终于实现。
——《奥兹国巫师》中的经典之歌（朱迪·加兰）
米高梅电影制片公司出品的《绿野仙踪》中最戏剧化的一幕，是多萝茜被飓风卷起的房子从空中掉下。当她打开大门从黑白色的简陋农舍走进色彩纷呈的绿野仙境时，世界发生了变化。当多萝茜和她的同伴们走进翡翠城戴上绿色眼镜时，世界又一次发生了变化。在巫师的世界里，现实会随着视角的不同发生改变。历史学家大卫·帕克是这样评述这个童话故事的：
这本书强调了神智学的视角，诺曼·文森特·皮尔使之成为“正面思考的力量”。神智学所导向的是“一种新的乐观积极哲学”，这种哲学“反对所有形式的负面思考，特别是恐惧、担心和焦虑”。多萝茜和她的同伴们（以及奥兹国的所有人）是通过积极的思考，而非巫师的魔法达成心愿的。
这会成为一个颇受欢迎的好莱坞题材——小飞象的魔法羽毛、波利安娜的盲目乐观、音乐人创造优美音乐的“思维体系”以及“永不沉没”的莫莉·布朗。正面思考不仅只是儿童故事里的主题，也是深嵌在美国灵魂中的理念。亨利·大卫·梭罗说：“我认识到，如果一个人朝着自己梦想的目标充满信心地前进，并尽其一切努力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他就会赢来平常意想不到的成功。”另一位19世纪的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则说：“我这一代最伟大的发现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内心的态度来扭转他的人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大萧条时代的《炉边谈话》（他凭借广播这种新媒介将鼓励乐观的言词传达至千家万户）中传递了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他在1933年的一次广播讲话中说：‘我们唯一需要惧怕的只有惧怕本身。’当时美国需战胜的敌人是贫穷与失业。”安德鲁·卡耐基这位强盗式资本家是又一位因正面思考通向成功的信徒。他认为，“让人富有的是其内心”。他相信成功有着简单可循的模式，因此，他委托一位名叫拿破仑·希尔的记者采访了逾500位百万富翁，希望挖掘其成功的共通之处。随后希尔在其畅销书《思考致富》中记载了他的采访结果。
正面思考是那些暴富资本家的特质。尽管这些暴富人士的行为不值得赞颂，但他们是典型的美国现象，他们胸怀大志。如果他们的思考有罪，那这种罪尚未纳入法典。狂野西部、淘金热潮、镀金时代、咆哮的20年代——这些无一例外都是美国狂野与不顾一切的青春的组成部分。暴富的强盗式资本家正是美国资本主义精神的产物，这种精神坚信内心所想并努力实现。“自由”市场从某个角度可以诠释为自由偷取，所以经济学必须与宪法和法律周旋。这是19世纪放任自由的自由市场经济形式的致命缺陷，它允许机会主义者潜入并垄断产业。
美国的开国元勋们意识到，有必要让政府保护民众不可转让的权利，使其免受肆无忌惮的掠夺的迫害。如今我们通常认为，我们需要权力有限的政府而非强势的政府；但我们的祖辈对政府的功能却有不同的看法。《独立宣言》中写道：
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政府才在民众中建立起来，政府正当权力的取得来自于被统治者的同意。
这种实现个人梦想的资本主义精神，需要在一个能保障和支持公平竞争的架构中运作。锁定害群之马并将其禁锢可能暂时有效；但为了创建一个长久的乌托邦，法治本身应得到确保。
从诅咒中醒来
弗兰克·鲍姆在20世纪伊始写下《绿野仙踪》这本著名童话的时候，一贫如洗却可以在一瞬间变得富可敌国的想法并非天方夜谭。那是一个充满奇迹的时代。科学家发明了电力，用机械驱动的运输工具，以及美国拥有源源不断的能源的美好前景。突飞猛进的技术革新唤起了一种乌托邦式前景的展望：新型的交通和通讯设备以及民众共享的工作、房屋和食物。
让整个国家达到共同富裕成为可能，但却最终没能实现；相反，整个国家被笼罩在黑暗的魔法里。20世纪30年代，《绿野仙踪》作为音乐剧出演时，美国经济正陷入大萧条。歌曲《飞跃彩虹》的作词者哈伯格曾写过众多热门歌曲，其中包括《兄弟，有没有一毛钱？》。哈伯格其实并非共产党员，但他忠实地拥护各种左倾事业。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列入黑名单，自此终止了其好莱坞的事业。他是一位被恐惧和掌控摧毁的梦想家。
然而，在20世纪即将结束的时候，科学发展曾让世人觉得全民富裕之日近在咫尺。巴克敏斯特·富勒在1980年曾说过：
我们现在享有的技术，都难以用语言向祖辈描述了。我们有足够的手段和知识为世界上每个人提供食物、衣物和机会。我们现在所知的是过去不可能知道的，我们现在可以选择让这个星球上的所有人类都在有生之年获得成功。它到底是一种乌托邦还是一种湮灭，这将会是一场直到最后一刻才见分晓的接力赛。
乌托邦与湮灭的竞赛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对现实的看法：一种认为这世界能为所有人提供一切所需；另一种则认为这世界太小，若想生存必须消灭其他大部分人。认为世界太小的人普遍将关注点放在石油、水资源和食物的短缺上；但真正的短缺存在于交换的媒介之中。如果有足够的资金可以用来开发替代能源，不需要从环境中抽取水资源的其他水资源获取方法，以及播种粮食的更有效的方法，那确实可以共同富足。认为政府可以通过简单印钞的方式满足其需要的看法被认定为一种不切实际的乌托邦和通胀；但银行一直在创造资金。美国政府不能随意印钞的主要原因是私有银行业联盟已经垄断了这种行为。
尽管M3的增长情况现已不再被正式报告，但截至2007年，据可靠的私有渠道显示，其增速为每年11%。这意味着，每年流入经济体的新发美元多达1万亿美元。这些新货币来自于何处？它们不可能是把金熔化了新铸成的，因为美国早在1933年就摆脱了金本位。这巨额的额外资金肯定是由银行通过贷款的形式创造的。贷款一旦偿清，资金就必须再次出借，从而保证资金保留在经济体系中。而我们正是在这里找到了无法达到共同富足的真正原因：有人总是在为全球大部分的资金支付利息。年利率为5%的1美元，按复利计算将在14年后变成2美元。以这种利率计算，银行每隔14年就能吃进与14年前全球资金总额等量的资金在这种利率假设中，应计利息的不仅有本金还有利息，但在整个金融体系中，事实确实如此。原先的贷款被偿清之后，债务资金就不存在了，所以新的贷款必须持续不断地贷出，从而确保货币供给保持现在的水平。鉴于银行创造了必要的本金偿还债券，但并未创造利息，因为必须有人在别处持续不断地借出贷款，从而为偿付整体债务的应计利息创造足够的资金。这些新贷款也会持续不断地计上利息，并混合进整体应计的利息。
这种“债务病毒”理论的揭发者认为，银行家将其资金消费在劳力或货物上，这些资金流向了别处，因而借款人可以偿付其债务。如果银行是公有的且被要求将其收益回报社会，那这可能是真的，但这并非私有银行体系运作的方式。银行家只花费了极小部分利润雇用债权群体或购买其产品。他们将盈余存了下来然后投资——这通常意味着更多附息债务。银行净利润变成了“资本”，根据“巴塞尔协议1”的资本充足率规律，该等净利润可通过新贷款发放增加12倍或更多，所有这些债务都需计利息，从而喂养了债务病毒。（参见第20章）。
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自美联储从1959年开始记录M3以来，M3每隔14年左右就会增加100%甚至更多。根据美联储一份名为“M3货币存量”的表格，1959年M3约3000亿美元；14年之后的1973年增长至9000亿美元；1987年，即又过了14年之后，为3.5万亿美元；2001年，又一个14年之后，为7.2万亿美元。为了应付这种债务不断扩张的利息压力，货币供给必须不断增加；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借款人必须不断借贷更多的资金、商人必须不断抬高其货物价格，而那些在争夺游戏中输给银行家的人只能不断将资产输给银行家。在这个资源稀缺、压力严峻的体系中，战争、竞争和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结局。
最显而易见的解决方法是剔除全球财富喂养的银行寄生虫体系。但怎么剔除呢？若无某种形式的革命，华尔街的巫师们是不会松开其虎钳般的爪子的。但激进的革命可能会失败，因为让全世界畏惧的军事机制已掌控在资本联盟者的手中。激进的革命可能只是为他们提供小试牛刀的机会。第一场美国革命是在泰瑟枪、激光武器、催泪瓦斯、装甲坦克和铀武器缺乏的时代打响的。
幸或不幸的是，在如今金融飓风的风眼里，我们可能只能坐着干等，等着全球三角构架（庞氏骗局）自己撑不住的那一天。最终可能让这座纸牌屋坍塌的，也许是暴富的强盗式资本家丧失了其对宣传机制的控制权。他们在知识领域的敌人是互联网。在这个自由言论的最后堡垒中，最普通的博客写手也能发表言论。正如约翰·亚当斯总统评价他身处的时代的变革时说过的：
在战争爆发之前革命就开始了。革命是民众的心脑……这种民众原则、意见、感触和情感的剧烈变化才是真正的美国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