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气球没有问题，但在这个国度找不到可以填充气球让它飞起来的气体。”
多萝茜说：“如果气球没法升空，对我们就毫无用处了。”
奥兹回答道：“确实。不过还有另一种让它升空的方法——填充热气。”
——《绿野仙踪》“气球如何升空”
现在经济的危机景象通常被比作气球。理查德·罗素在2006年8月的《道氏通讯》中写道：“美国成了一个巨大的信贷、债务及赤字气球。这样巨大的债务气球可以一直飘在空中吗？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拭目以待。”罗素警告说，我们已到了关键的转折点，再多增债务就会使气球破裂，而那时格林斯潘的对策就是根本没有对策，他不过是把M3数据加以保密了。“如果你不能杀了信使，那就把信使藏起来。”
格林斯潘的接任者本·伯南克的对策则甚不明朗，因为与格林斯潘一样，伯南克也从不给别人看他手中的牌。看来保持沉默可以作为美联储主席的部分职位描述了。而当他试图将工作透明化时，却总是被骂“惊吓市场”。不过，在他还无须对自己的言行如此谨慎时，他曾在一次演说中倡导过类似林肯美元方案现代版的解决方案：气球也可以不用债务，而是用政府发行的没有债务负担的货币来填充。
该演说是在2002年作出的，名为《通货紧缩：请确保不会在这儿发生》。伯南克博士说，美联储不会仅仅因为联邦基金利率跌到0就对通货紧缩问题“一筹莫展”了。降低利率并非将新资金注入经济体的唯一方法。他表示：“美国政府有一种名为印刷的技术（或者印刷的现代电子技术），这能让其不费半分钱便随心所欲地印发美元。”
他还补充道：“在操作中需要注意的是，要想对由于非标准方式注入资金而造成的经济影响进行调整，可能会相当困难，特别是考虑到我们在这类政策方面的经验还很少。”如果政府缺乏政策方面的经验，那就不是惯常的“开放市场运作”了。在这当中，政府负责印发债券，美联储负责印发美元，然后两者互换，其结果就是政府欠了美联储一屁股的美元债务。伯南克博士说，政府可以印发货币，而且可以不需要任何成本地印发货币。言下之意是，政府可以不用支付利息，且无须向美联储或银行偿还印发的货币。
他在演讲中还说：“有资金支持的减税实质上与米尔顿·弗里德曼著名的‘直升机撒钱’一样。”用直升机撒钱是弗里德曼针对通货紧缩提出的假设性解决方案。伯南克博士所谓的“有资金支持的减税”即指税款将被资金取代，而这些资金就是政府印发的、被投入经济体中的新货币。他还指出“政府可以增加现有物品及服务的支出，甚至可以收购现存的实际或融资资产以替代减税”。政府可以通过印发货币并用以购买硬资产（如房地产及公司股份），从而促使通货再膨胀。而那正是之前的民粹主义者所建议的：政府可以买进整个产业然后运营盈利。民粹主义者建议将原先由大型私人卡特尔垄断的重要产业收归国有，其中包括铁路、钢铁和银行业。同时，这些产业的盈利也将归为国有，然后用以取代税收。
日本实验
伯南克博士不仅提议了“直升机撒钱”方案，显然还准备将其付诸实施，并且规模甚大。更确切地说，是日本实施了其建议。2003年，他在日本访问期间，向日本人作了一个演说：
我的观点是：日本货币与财政机构（中央银行与政府）的联手将有助于解决每个决策者都必须自己面对的问题。例如，在家庭与企业减税中额外标明日本银行增持的政府债券。那么，减税实际上是否获得了新发资金的援助呢？
伯南克博士是在建议日本政府用新发货币为税收提供资金。（请注意，日本比美国更容易做到这一点，因为日本政府确实对其央行——日本银行拥有所有权。）同一个月内，日本启动了被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邓肯称为“有史以来货币政策方面最大刀阔斧的实验”。在2005年5月的一篇名为《日本如何为全球通货再膨胀提供资金》的文章中，邓肯写道：
在2003年及2004年第一季度，日本在货币政策方面开展了与众不同的实验。它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之大是与众不同的，其推行过程中在金融新闻界的悄无声息也那么与众不同。在那15个月里，日本货币机构创造了35万亿日元……约占全球年经济产量的1%。35万亿日元如果分摊给全世界的人，则每人能分得50美元。简言之，这是和平年代从未尝试过的货币印发数量。
为什么日本会这样做？日本并不短缺日元……日本银行的存款金额远超债务需求……那到底是什么诱使日本在流动性盈余充斥的情况下仍印发如此大量的货币？
邓肯的解释是：货币的短缺其实并不是日本存在的问题，其实是美国短缺资金。1929年大萧条，美国第一次受到了通货紧缩的威胁。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技术泡沫在2000年爆裂，这导致了2001年全球经济严重下滑。在那之前，美联储致力于抑制通货膨胀；而现在突然换挡，并且将重点转向通过政府干预，扭转即将发生的通货紧缩。邓肯在其著作中写道：
通货紧缩是央行最可怕的噩梦。随着价格的下跌，利率亦随之下滑。一旦利率跌至零，正如日本现在这样，央行便会对进一步刺激经济一筹莫展，传统的对策都不奏效，货币政策也失去了应有的影响力。当时美联储官员的研究报告和演说都显示了他们对于通货紧缩威胁的忧虑。例如，2002年6月，联邦储备委员会公开了一份名为《遏制通货紧缩：日本上世纪90年代的教训》的讨论文件。那份文件的摘要中写道：“……我们从日本的遭遇中学到的主要教训是，当通胀率和利率都跌至将近零，且开始面临通货紧缩的危险时，刺激——货币及财政的双重刺激，就应超过对日后通货膨胀和经济活动的基准预测惯常适用的水平。”
美联储到底准备超越惯常适用水平多少呢？我们可在日本实验中窥见一斑。日本银行在之后的一年里印发了35万亿日元的货币。日元随后用以购买政府财政部的日本政府证券，其实质上没有支付利息。财政部用这些日元从私有单位那里购入了约3200亿美元，然后用以购买美国国债。
邓肯写道：“我们并不确定日本到底将3200亿美元中的多少投资于美国国债，但从过去的经验看，我们可以认定是很大一部分。”假设所有美元都用以购买国债了，这些资金足够使美国预算赤字在截至2004年9月30日的财政年度浮动77%。邓肯表示，这一史无前例的实验的效果，是用新印发的货币为美国大规模的减税提供资金。减税是在美国施行，而货币是在日本印发。三项大型减税使美国预算从2001年的1270亿美元盈余变为2004年的4130亿美元赤字。其差额是5400亿美元赤字，基本上均由日本“货币化”了。
邓肯措辞精炼地问道：“日本银行/日本财政部是在代表美联储实践伯南克的非传统形式的货币政策吗……如果你们愿意，日本银行的功能是不是美联储的分支——即日本美联储银行？”邓肯说，如果确实如此，“那它干得真漂亮”。
2003年和2004年推动强势全球经济扩张的两大重要因素，是布什的减税政策和日本银行以超低利率为其提供资金的行为。这两大因素联合起来，推动了全球通货的再膨胀……美国的减税以及美国低利率推动的消费。作为回报，日益增长的美国消费将亚洲以出口主导的经济转为经济的迅猛发展。中国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国利用与美国的巨额贸易盈余支付它与大部分亚洲邻国的贸易赤字，包括与日本的。中国的美元出口盈利解释了2003年亚洲非比寻常的迅速“通货再膨胀”，并且这样的再膨胀在2004年底仍在持续。就连日本停滞不前的经济也开始再次膨胀。
……2004年，全球经济增速到达30年来的最高点。而增速最重要的主导因素可能就是日本银行史无前例的货币印发规模。实际上，35万亿日元本可以将全球通货再膨胀与全球经济紧缩区分开来。但奇怪的是，它居然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进行了。
日本实验是在2004年3月结束的，结束的原因显然是不再需要干预。美联储已同意提高利率，遏制了美元在各类交易中被抛弃的局势；而且美国强势的经济增速产生了高于预期的税收收入，从而减少了补充预算资金的必要性。日本实验在遏制通货紧缩并为美国政府赤字提供资金方面“干得漂亮”，但有一点除外：美国政府现在亏欠外国政府债务，这些债务即日本以记账项目创设的资金，而这些资金其实美国自己也可以印发。
国会可以取代海盗
在日本实验之后，就开始了我们在第38章中探讨过的加勒比尝试。《全球事件》杂志的编辑约瑟夫·施特鲁普曾在2004年发出过如下警示：
对美元和相关的美元经济及外国政策的国际支持已显著减弱，而此时恰恰是美国最需要这些援助的时候，它需要有资金来支撑其前所未有且如雨后春笋般一发不可收拾的债务……大型亚洲经济体对购买美元的兴趣正在减弱……因而美国经济像双子楼一样轰然倒塌的可能性正在变大，而不是在减少。
这是一种恐惧，而随着“加勒比海盗”开始介入并接手人们想要卖出的债券时，倒塌的趋势得到了逆转。遭受巨额亏损的显然是海盗们。正如之前所指出的，这些贸易商必然是美联储的前线部队，只有美联储才会有那么多资金做出该等操纵行为并且承受得了这种程度的亏损。美联储通过其“首要交易商”获得资金，然后用记账条目中的资金操纵市场，而首要交易商则是一系列有权交易政府证券的投资机构，包括高盛、摩根斯坦利和美林。这些银行进而用这些资金购买美国国债，这种行为如果是私下进行，就是所谓的“洗钱”。（参见第33章。）
2005年12月，M3的单月增量高达587亿美元——占年增长率的30%。金融顾问罗伯特·麦克休将这一增长与香蕉共和国的恶性通货膨胀相类比。他写道：“这些人都疯了，除非有什么特别惊人的风险是我们不知道的。这些资金足够救火队买进市场上的一切，包括股票、债券、货币等的一切。”
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信任这些秘密的私下联盟，从而赋予它们那么大的、不受监管的权力？如果公众足够信任和充分知晓的国会有权印发美元，那不是成本更低且更加安全吗？国会没必要掩饰正为自己的债务融资的事实，它甚至都没必要陷入债务危机中。国会完全可以以负责任的方式印发货币，因为它有这个权力。政府发行的无债务负担的货币系统正是让美国安然度过美国革命与内战的金融系统。该系统被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林肯认可，被亨利·克雷、亨利·凯利和美国民族主义者称为“美国体系”。政府大可承认，它正向其经济体注入资金。政府可以作出解释：经济体需要政府的资金以避免美元崩溃，而成本最低且最为诚信地达成该目的的方法，就是直接印发货币并将其用于“有利于全民福祉”的项目。通过从来不为民众考虑的中间人“洗钱”这种做法，等于是在放弃宪法赋予人民的发行货币的权力。
谁来发行货币？
通常，反对将货币发行权交还国会的理由是：会导致通胀；会使本已腐败的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我们将会在第44章详细阐述如下观点：政府发行的货币实际上会比现有货币的通胀率更低；而且正是由于权力与资金的腐败，才需要政府机构从全局角度和以充分的责任来发行货币。通过有线电视可以看到，议员们每天都在讨论各种问题。如果民众发现自己的钱没花在有利于民众的事情上，那人们就不会再选他们了。
政府的腐败程度之所以达到现在这种程度，就是因为背后有货币联盟的操控。大型企业手握所有底牌，与其关联的银行垄断了发行和借贷国家货币的业务，而实际上宪法仅将这一职能授予了国会。如今在“自由企业”的标语背后是这样的一个体系：巨型企业垄断联盟利用与它们相关联的信托银行，发行源源不断的资金去并购竞争者、媒体和政府本身，从而迫使真正独立的私有企业出局。大型私有银行可以凭空创造资金、附息贷出、取消抵押品赎回，并确定谁能或谁不能获得信贷。它们可以为关联企业和对冲基金提供巨额贷款，而这些企业和对冲基金则掠夺竞争者并操纵着市场。
如果有些玩家有权发行货币，而其他玩家没有这个权力，那么游戏规则就是不公平的。因为它允许那些有特权的玩家主导市场并排挤他人。对付这些大型联盟的方法，只有切断其权力来源，并将之还给本应享有该权力的主权所有人——民众。私有企业需要公开运作的政策、法院和法律限制企业掠夺者；它们也需要拥有真正的国家银行体系，在该体系中人民享有发行货币与发放贷款的权利。我们相信政府有足够的权力宣战并开战、提供全民福利、立法并执法，为什么我们就不相信政府完全能够自己发行国家货币呢？
总之，必须有人有权发行货币。我们已经意识到黄金太过稀有，且对国家货币供给而言缺乏弹性，至少缺乏可扩张的法定货币体系作为支持，所以必须有人创建这个法定货币体系。可担此重任的只有三种选择：除了前面所讨论的代表全民的政府以外，还有私有银行联盟，以及独立行事的地方性团体。
现在担此重任的是私有银行联盟，而该联盟正在将金融体系推向崩溃的边缘。根据其章程一直致力于“维持稳定货币”的美联储，放任货币供给膨胀到无法挽回的地步。美联储关起门来操控货币供给并左右其价值，此举违反了宪法和《反垄断法》。但你非但不能要求其对此负责，甚至都不能要求其解释原因或者告知我们到底发生了什么。
第二个选择，即独立行事的地方性团体，基本上算是较小范围内的国家法定货币的替代品。正如一位评论人士所说：下述两者你对谁更有信心——有充分诚信的纽约州伊萨卡（人口数约30000）还是有充分诚信的美国？国家层面的法定货币有全国作为其后盾；并且，就算掌控货币的政客们其实跟私有银行家一样腐败，至少政府发行的货币是无债务负担的。将发行货币的权力交还国会，我们的子孙就不必再永无止境地向金融寡头的精英人士们支付利息，让他们不花一分钱就净赚了利息。将美国困在债务之网中的银行业蜘蛛完全可以被猎杀，国家主权应该交还给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