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正是现在信用卡购物的运作机制。你的签名将信贷凭证变为流通票据，商人会接受这种票据，因为这背后有信用卡公司作为支撑；如果你不付钱，信用卡公司可获得法律救济。但银行实际上没有借贷给你任何资金，而只是落实且担保了该交易。（参见第29章。）你可以自己创造“资金”。如果你每月全额偿还，你所创造的就是无息货币。信贷可以以同样的方式，将无息的形式延展至更长的期限。为了确保国家信贷会得到偿付，国有银行应该有跟现在放贷人一样的救济方式，其中包括取消房地产和其他抵押品的赎回权，薪酬扣发以及违约人的信贷评级调低威胁。而借款人在无法支付的情况下，仍然有安全的申请破产的程序。这样，借款人履行其义务时，会变得更加轻松，因为无息贷款比现在盛行的利息为18%甚至更多的信用卡收费要容易偿付得多。
利息的利弊
利息已融入到物品生产的每一个环节——从挖掘原材料到将物品上架出售。据估计，这种重复的利息征收平均占据了各项公共事业成本的一半。这意味着，如果取消征收利息，公共事业的成本价格可以下跌一半。无息贷款特别适合为国家和地方性的基础建设项目融资。（参见第44章。）其优势甚多，包括税收将减少，基础建设和可持续能源开发将无须其他资金援助，人人有能力买房可能会成为现实，以及因为日益增加的债务导致的通货膨胀可能不会再发生。
但无息也有缺陷。如果监管不力，无息贷款将引发新一轮大型的房产泡沫。现在的这轮房产泡沫的成因，是由于人为操控使得月供低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每个人都能按揭买房，无论其资产到底有多少。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大金额的首付和收入要求得到解决，也可以通过缩短偿付时间解决。也就是说，以前每月需偿付3000美元的房产，现在每月还是偿还3000美元，但偿还期限缩短了。
监管不力的无息借贷还存在另一个隐患：它可能会诱发投机性交易。日本在利率下调至一定程度时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投资者以超低的利率实现借贷，然后投资于股市获得高额利润。这些交易通常存在着很高的杠杆率，会推高货币供给并激化风险。随着美元兑日元的价值下跌，投资者想方设法地在流动性愈来愈差的信贷市场偿还其日元债务，这促使他们出售资产，进而引发了系统性的市场崩溃。“真实票据”学说的某些方案也许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无息信贷金仅向经济体中的实物交易提供，不向投机、边际投资或卖空等交易提供。（参见第37章。）
如果金融机制中取消了利息的存在，那些投资谨慎的存款人靠什么来养老呢？正如在伊斯兰国家和旧时的英国体系中那样，资金仍然可以通过投资获利。只不过，这一切需要以“利润分享”的形式进行——不仅分享利润，还分摊亏损。而在“债权—债务”模式中，放贷人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利息。事实上，如果借款人情况糟糕，放贷人的获益会更多，因为借款人需要不断借款，放贷人便源源不断地获得收益。在如今的市场中，利润分享基本上是指，存款人可以将资金从债券中抽离再投入股市。我们将在第44章中阐释另一个降低退休风险的方案。
新金融体系：银行家是公务员
宗教反对收取利息的原因是：那些未付出劳动的人不应该剥削那些用血汗赚钱的人。不过，这种理念不通过禁止征收利息也可以达到。在古代苏美尔，人们被征收利息，但利息归寺庙所有，然后由寺庙将之用于公共事业。（参见第5章。）建立孟加拉乡村银行的穆斯林教授穆罕默德·尤努斯也创造了一个类似的体系。乡村银行是征收利息的，但利率比那些抵押品匮乏的穷苦妇女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贷款要低得多；利息随后归银行所有，而借款人可以成为股东并享受共同收益。（参见第35章。）这也是当时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成功采用的体系，公立的当地银行收取的利息归当地政府所有，当地政府用其代替税收。
不管是以无息形式放贷，还是最终将利息用于民众，这种以共同利益为导向的模式，最佳运作条件是：银行为公有制机构。如今政府所有制银行通常与社会主义相关联，在美国具否定性的含义；但我们的祖辈们不会有这样的联想。当时的宾夕法尼亚州殖民地银行就是地方性机构，它产生的利润都用在了为当地不征税的政府提供资金上，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制度并不一样。即使是最为成功的现代西方民主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瑞典和澳大利亚，也没有取消政府税收。它们并非通过公有制企业盈利为政府提供资金，而是依赖于向私有部门征收高昂的税收。瑞典成了1945年之后欧洲福利最好的国家，但其政府运营的产业甚少。印度经济开端良好，但因1974年被迫遭受石油危机以及接受了没必要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债务而深陷外债之中。对基础建设具有所有权的澳大利亚工党看似颇为理想，但它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将理想转化为现实，至少现在没有。20世纪伊始，澳大利亚确实拥有非常成功的公有制银行，富兰克林曾对此表示赞同。
澳大利亚联邦银行是“人民的银行”，它不仅发行纸币，还发放贷款并征收利息。其利润归政府所有。联邦银行对政府在一战中的花费所提供的资金仅征收1%的利息，而当时私有银行的利息为6%。其结果便是澳大利亚政府省下了1200万美元的银行费用。银行也为生产和建房提供资金，并为政府建造公路、电车轨道、港口、煤气厂和发电厂提供资金。澳大利亚大型的雪河水电工程完全以无息的形式融资，只需简单地刷一下国家的信用卡。然而，20世纪后期，该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推动下加入了私有化大潮。澳大利亚的生活水平在20世纪初期时居全球前列；但在其银行被私有化之后，开始债台高筑。20世纪末期，其生活水平跌至全球第23位。
新西兰在20世纪30—40年代也有公有制银行，曾成功地为公共项目融资。当全球其他地方经济在大萧条中不断后退时，新西兰经济一直在蓬勃发展着。加拿大也是如此。加拿大银行于1938年归政府所有，并在之后的40年里成功地为政府提供资金，其中包括为加拿大单一支付医疗保健体系提供资金。加拿大阿尔伯达省的银行自1938年起也归政府所有，并不断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足够的资金。
在美国陷入大萧条的时期，罗斯福将美国重建金融公司（RFC）改建成为低成本且资金充足的信贷来源，为国家基础建设融资并试图将美国经济拉回正轨。美国政府银行业的其他机构包括美国邮政储蓄系统、房利美和房地美（直到其被私有化），以及小型企业管理局（其负责向可能无法获得信贷的小型企业提供贷款，因为收益不足以保障风险，所以小型企业较难获得信贷）。
公有制银行跟公立邮局、公立图书馆和公立法院一样，都不算什么社会主义事物。如今，除了硬币之外的其他货币均是以信贷或债务的形式产生的，而信贷不过是一种在一定的时间内偿还的法律约定。正如我们不会希望我们的法律约定是由最大竞标者自己聘用的私人法官监管一样，我们也不希望私有银行家监管我们的偿付信贷的约定。
政府缘何低效？
通常，人们反对政府参与商业的原因是政府尽人皆知的低效率。但贝蒂·里德·曼代尔在其名为《山姆大叔出售》一书中表示，政府的这一恶名担得有些冤枉。她指出：现在留给政府的企业都是那些赚不到钱的企业。据调查结果显示，公共服务的内部运作通常比外包更有效率，而为私人利益私有化的公共基础建设通常会招致更多的成本、低效率和腐败问题。对加利福尼亚州的电力放松政府管制和私有化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这一事项被严重地批评为美国的经济灾难。复杂的、公共提供的服务倾向于与私有化划清关系，不再涉及复杂的契约制定与监管。英国铁路系统的私有化导致票价上升、铁路事故和系统崩溃，英国民众现在都更倾向于政府重获铁路系统所有权并由政府运营。
凯瑟琳·奥斯丁·菲茨也同意这个观点。她结合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经验写道：
公共政策的“解决方案”一度是将政府功能划归私人所有，从而使其更具生产力。实际上，成本的飙升只是为私人公司和组织提供了补贴，而这些公司和组织便凭此获得了保障，无论其业绩如何都会盈利。我们补助了房市并为其提供了大量的资金，这从经济学上讲是没有意义的，唯一受益的是建造和管理房产的管理人和所有人，是他们获得了层层厚利。
政府服务可能看起来确实效率低下，因为政府没有足够的资金；但这种效率低下并非政府员工的本质特性导致的。为政府工作的员工与为私有企业工作的员工一样都需要具有竞争力和业绩才能保住工作。对工作者而言，为政府工作还是为大型跨国企业工作并没有实质区别。不管在哪里工作，他们要做的都只是接受并施行命令。刺激员工的方法不只是残酷的竞争淘汰，工作的骄傲感、晋升的期望、薪酬的增长以及对团队项目的信心都是有效的激励方式。我们曾提到过一个对印度私有银行和公立印度银行的服务和客户满意度的比较研究。该研究结果显示，公立印度银行在各方面的表现均居首位。
作为政府机构的银行具有一些操作层面的优势，可以使其在市场中比其私有的同僚们更有效率。国家银行机构不需要保留“储备”即可放贷。就像在记账机制或地方交易体系中一样，该机构只需通过“信用”放贷。真正的国家银行不需要担心是否会破产，也不需要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保障其存款。它可以公正地为任何满足其要求的人士放贷，就像现在政府为所有符合要求的人颁发驾照一样。无息借贷的模式无法在短期内达成，但贷款可以以合理且固定的利息发放，从而确保还贷的可靠性和可预期性。美联储不再需要操控利率以间接控制货币供给，现在作为政府机构的它可以直接掌控国家货币了。真正的“国家”银行体系会将民众最珍贵的资产还给民众——发行自己货币的权利。如同中世纪英国的君王一样，我们主权国家的民众将不会依赖于私有银行家联盟的贷款。我们将不需要支付所得税，我们实际上什么税都不用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