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攀 相声专业科班出身，80后相声团——嘻哈包袱铺创始人之一，曾被评为“十大80后影响人物”。秉着“为了让你笑，我们可以粉身碎骨”的理念经营嘻哈包袱铺，因相声包袱新颖，时代气息浓厚，高晓攀享有“相声界帅哥”之称。
思想家的头脑，文学家的修养，“杂学家”的常识，艺术家的素质，这是衡量一个相声表演者的标准，同时也是作为相声演员的基本素质。
心很重要，当我们出发了很久的时候，不要忘记出发的目的。太多人因为忘了出发的目的，就让人们失望了。
我可能没有郭德纲、周立波火，但是嘻哈包袱铺每一位演员都会真诚地说好每段相声。我们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现场调到最好的气氛。嘻哈包袱铺最重要的就是每一个演员都很真诚。
相声不是一个名利的行业，而是一个要耐得住寂寞的行业，是一个苦行僧的行业。如果你还没干这行，我会告诉你不要干这个行业，因为无论发生什么事，在台上你都要让大家乐，这是你的职业。
低头，等于放弃
如果说当今相声分为几派的话，高晓攀和他的嘻哈包袱铺肯定算是代表80后的年轻、时尚派。就像所有的非主流相声演员一样，高晓攀的经历中自然少不了被传统相声界的打压和排挤。
我大学刚毕业时组了一个相声青年团，当时我就想，我们没有条件去说相声，不如自己去创造条件说相声。当时年轻，不像现在顾虑那么多，比较冲动。不过后来团里出现一些分歧，有人说我有问题，就和尤宪超说，不如甩了高晓攀单干。
当时尤宪超给我打电话——那会儿我还住地下室，我们通了一个半小时电话，他说：“哥，你道个歉，这事不就完了？”我则认为这不是道歉的事，也不是谁做错的事，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有的人站错了队毁了自己一辈子，有的人站对了队就成就了一番事业。尤宪超最后还是选择了我。
当时我一个人去后海的广茗阁，那帮人在楼上跟我谈话，都说我做错了，跟审讯一样。那时的我才19岁，那帮70多岁的人没给我解释的机会——我不承认也得承认自己做错了。我说谢谢你们，然后就下楼了。
后来，这些人把谎言说成真事，四处散播我的谣言，老先生放出来的话是，高晓攀必须离开相声圈曲艺界。我回了趟保定老家然后又回来了，我告诉自己不能认怂，因为我低头了，那些谎言就会变为真理，我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若干年以后，那些人看到我，要么躲着，要么就和我说，高晓攀真的和以前有了很大变化。其实，我以前什么样，现在依旧什么样。
那时，我明白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想要当爷爷得从孙子当起，要做好孙子分内的事，把爷爷哄美了，爷爷才给你钱买糖吃。话糙理不糙，那个时候我知道了什么是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到今天为止，我认为人要有四识：知识、常识、见识、胆识，缺一不可。
当时离开广茗阁，房东就把我赶走了，因为我欠了他600元钱的房租。
时隔一年多之后，我再次来广茗阁演出，一位观众总给我送花篮，他很欣赏我的相声风格，后来才知道他叫孟然。第一次见这个人，我觉得他很厉害，因为他拿一个笔记本电脑，现场上网传东西。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晓攀，我请你去唱歌。”我说自己很少出去玩，以后再说吧。后来慢慢地我们熟络起来，觉得我们比较投缘。我这人是狮子座，对方必须得先支持我，之后我才会听从对方的建议，如果对方上来先给我建议，那就别扯了。他就是一个把我的脾气摸得很透的人，所以我们做成了很多事。
那会儿他在学院路开了家水吧，叫绿衣人。后来我们在那里搞了一次演出，演出结束第二个星期他就告诉我，水吧倒闭了。
水吧倒闭之后，他也没事干，我也没事干，我们就商量组织演出。后来我们租了个小院，成天假模假式地上班，其实上班就是我们俩人玩儿，一玩儿就是一个月。当时想得太简单了，就像杜月笙说的那样，人有情面、场面，那时候我们小，哪懂这个。
2008年5月份，剧场的老板康为东找我，说他那里星期五闲着，就让我过去。我身边有一帮朋友，又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就觉得实现抱负的时候到了。我联系了小超（尤宪超），还有王惟、连旭，告诉他们有一场演出，半个月后，孟然也过去帮我们拍照片。
后来，剧场换了新老板，他是个纯商人，只在乎自己的利润，也不爱艺术、不理解艺术，所以他觉得能挣钱就行。新老板把楼上改装成情侣座，楼下也分为前席、中席、后席、嘉宾座，而且都卖得很贵。他还逼着我们提票价，如果我们不提票价的话他就不让我们干了。
提高票价之后，我还是承诺给观众每张20元，票价不变。我先是拿自己挣的钱去抵场租，结果实在扛不住，因为这等于我们搭钱白干。最后没辙了，我们找了一个地儿，当时就想完全脱离那个老板，另起炉灶。
不久后，这位大老板又要涨价，把票卖到120元，360元，870元，我对他说：“相声值多少钱我心里比你清楚，你卖那么高的票价根本卖不出去。而且咱的剧场设施各方面也达不到这个价钱。”他不听，他说如果不涨价，我们就得离开。当时为这个，我们真的走了，后来这个剧场老板又找嘻哈包袱铺的一些演员挨个聊。我说一个月一万元钱的保底工资，演一场两百元钱。最终，剧场老板同意了。我们在那里创作了很多好的相声。
后来，大部分人留下来跟我干，走的那些人，70%的人不干这行了，30%的人还游存在各个相声园子。老北京有一句话叫：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拿屁嘣。这些人既然为了钱来，也会为了钱走。后来，我们去西四胜利电影院演出，场场爆满，这说明嘻哈包袱铺还是有号召力的团队。没过多久，另外一个老板说让我们去广茗阁演出。我们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广茗阁全部租下来了，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年轻，所以不设限
作为以年轻人为主的相声俱乐部，嘻哈包袱铺在创新上从来不含糊。他们不但借助了时尚的话剧形式，还把相声说到了老一辈都不敢涉足的南方，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我们很早就想创新，而且一直在研究。在去广茗阁之前，我们做了一场演出，叫《梦之浮桥之新白娘子传奇》，那也是我写的。当时我觉得喜剧形式太多元化了，相声还是两个人说，但可以借助灯光、服装、道具、特效、化妆等工具。
当时我们都不靠谱，谁都没演过戏，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后来通知大家排练，虽然有质疑的声音，但是大家仍朝一个方向努力。到现在，我们这个团队比很多团队好的地方就是，我们很有激情，而且很团结。
我老跟他们说，咱们都是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不要放弃思考的本能。现在太多的人不爱思考了，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就废了。
后来，我们在排练的过程当中，宪超、连旭、王惟这些人集体创造了一个戏，我到现在对这个戏还很有感觉，这也是嘻哈包袱铺的一个结晶。这个戏演出的时候很火爆，那是我们所有人第一次经历那样的掌声。那时还有老外，他可能听不懂相声，但他能看懂这种纯表演的艺术，所以感觉特别不一样。之后，我们更加觉得这个表演形式挺好的，而且可以再度创作。后来，我们继续创作了《灰姑娘》《有笑有声》等相声剧。
这个剧表演完之后，就发了工资，每人27元钱。连旭拿出账本，把一笔笔开支去掉，结果一算确实就这么多钱。但是这20多元钱的工资没有成为我们的泄气丹，反而激发了我们的斗志。因为，我们靠说相声赚到钱了。
演《新白娘子传奇》的时候比较仓促，大家心里也都没有底，毕竟从来都没接触过这类表演形式，所以上台之前都有点心慌。不过演了以后，看到效果，大家心里就踏实了。
我们和肯德基合作举办了一个酷夏校园情活动，到南方的很多城市巡回演出。那是我们第一次去南方，很多相声前辈给我们的经验是不要去南方，因为那边的语境、幽默方式和北方不同，南方是滑稽，而不是北方的这种幽默。
我们用80后的思维去想，现在网络这么发达，感觉应该没什么听不懂的。然后我们就按照平时的方式演出，只不过把语速再放慢一点，说得更清楚、更详细一点，结果效果非常好。过去都说相声过不了长江，过了长江就玩完，而我们过完长江以后还要过大洋，去国外演出。我觉得这些都没问题，艺术是没有国界的，去哪儿演出都能感受到艺术的魅力。
在香港的演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演完之后，所有的观众都站起来鼓掌，久久不肯退场。他们的习惯也特别好，全是买票，主办方送票他们也不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想听，主办方送票是对他们的侮辱。他们听完之后对相声很感兴趣，还跟我们学习了一段绕口令。
因为喜欢，所以执着
为什么说相声？这真是一个难题，为了赚钱是不可能的，毕竟能靠相声赚钱的人并不多。其实说到底还是因为喜欢。可是，对高晓攀来说，仅仅是喜欢也不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还面临着更多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维持嘻哈包袱铺的运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