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虽这样说，其实陈敏心里还有一种想法：在温州做牛仔裤属于小试牛刀，既然受欢迎，说明他设计的样式还是有市场的。可再牛也只是在温州牛呀，还没有经过更大市场检验。将这批货背出去卖，恰好可以检验一下自己的设计是否符合大众的消费观念。这是陈敏给自己创造的又一个机会。如果说第一次陈敏只不过想玩一玩试一试，这一次的情形就不是试，而是练了。
这次演练的历程颇为漫长。他们从温州出发，一路北上，出门时背的牛仔裤，越往前走越少了，信心却越来越足。当他们从青岛前往大连时，身上的负担已经轻了，之所以要继续往前走就是想看一看大连的服装市场。这次北上，对于陈敏来说，赚钱与否在其次，关键是增长了见识，尤其是对温州以北的服装市场进行了一次较为全面的考察。正是这次考察，使他坚定了一个信心：服装大有可为。
1987年的陈敏已经成熟，他辞掉工作扑通下海，创办了温州华联服装厂，主要生产男式西服。陈敏果然眼光不一般，建厂的第二年陈敏就赚了100多万元。
陈敏成功了，然而成功并没有给他带来想像中的快感，仅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随着财富的累积，他越来越感到一种内心深处的空虚。直到几年后，他才渐渐明白，追求利润最大化或许是商业的本性，但不是人的本性。人在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之后，更重要的追求是精神实质。当然，精神实质是一种很虚、很广义的东西。
突然有一天，他想到，其实自己所生产的西装也是非常空虚的。这个念头一闪而过，随后让他有些不知所措，实在搞不懂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服装是物，不是人，怎么会有七情六欲？这种想法实在太荒唐了。可这个想法一旦出现便挥之不去。终于有一天，他想明白了：物体也有生命，眼前这些服装之所以空虚，是因为生产服装的人没有赋予它们生命，没有赋予它们精神实质。为什么有人穿上某件衣服显得萎靡不振，有的人穿上某件衣服顿时光彩照人？原因不在穿衣服的人而在衣服，衣服也一样是有生命的。
由此，陈敏有了一种新的想法：应该给服装以精神，给服装以生命。什么是服装的精神，服装的生命？西装产于西方，数百年长盛不衰，关键在于其文化内质，这就是西装的生命。可国内之前生产的西装只是简单复制，是低水平的，又怎么可能会有生命？陈敏开始追求物的生命性，考虑让自己的产品变成文化，让人们在消费产品的同时消费文化。
陈敏对产品及企业进行文化包装，花重金对品牌进行重新设计，去深圳请专家设计了3个商标，最终选定了“金顶针”。这以后，一切都变了，金顶针成了当地名牌，陈敏成为温州服装界的潮流人物，数度连任温州服装商会会长。
但是陈敏并没有就此满足，他的眼光又投向了远方。全国服装行业百强评比，温州服装企业无一上榜。陈敏想把几家规模较大、效益较好、影响力较强的服装企业组织起来，成立温州服装工业集团，发挥区域优势。但公司董事会竭力反对，他们担心“金顶针”会被其他企业拖垮。陈敏的野心又上来了。他认准的目标，绝不轻易放弃。陈敏撤出了在“金顶针”的全部股份，把自己的600万元投向一个新的企业。就是这次的变动，让陈敏有缘和郑元忠、吴邦东走到一起，进行桃园三结义式的合作。
★庄吉三巨头之二：电器大王郑元忠
庄吉集团的第二重要人物就是有电器大王称号的郑元忠，这是一个有着传奇色彩的人物。
郑元忠出生于乐清县柳市镇辖下的一个穷山村。穷是因为资源太少、人口太多。村里的田地实在太少了，平均下来每人三分地都不够。人来到这个世上不由自己选择，要生存却必须要选择。正因为这样的生存环境，温州人比其他地方的人更早意识到必须奋斗自强。郑元忠小时候在农村，家很穷，兄弟姐妹七人，全靠父亲一人微薄的收入养家糊口。十八岁的郑元忠读完初中回到村里，只能靠自己养活自己。他曾和一伙年轻人到湖北、江西的工地修路盖房，曾到大山险岭修水闸打隧道。
在20世纪七十年代末，郑元忠当起了供销员，把柳市低压电器产品推销到外地。辛辛苦苦跑了两年，挣了一万多元。外面跑得多了，眼界也开阔了，思路也有了。他联合几个朋友，以入股的方式，合伙办厂。先后办起了柳市五金制品厂、乐清胶木电器厂、乐清无线电元件厂，雪球越滚越大。这些厂名字叫得好听，实际都是一些地下工厂或者家庭作坊，但每间厂都能赚到不少钱。1982年时，郑元忠所办的工厂年产值已经超过百万。在柳市，当时的首富据说是胡金林，郑元忠大概属于“老二”，仅次于胡金林。当时郑元忠毕竟年轻，有了钱后多少有些头脑发热，加上他是一个好学之人，看到中央文件以及各级报纸上一再强调政策不再改变，他也就没有了顾虑，开始建房、买车。建房是在1981年，设计的是四连间的三层楼，总造价5万多元。此外，刘大源买了摩托车之后，郑元忠也买了。当时的整个柳市万元户成堆，可摩托车仅有3辆。
说实在话，郑元忠只想靠自己的本事发家致富，绝无野心去称王称霸。但他做梦也想不到，“电器大王”的帽子泰山压顶般地朝他扑来。
由于郑元忠在当时还不算顶级人物，工作组只是将他带到柳市工商所，要他交代问题。郑元忠年轻气盛，惯于学习，自认对中央的政策精神吃得很透，面对工作组，他据理力争，说：“我没有违规，一切都是按规矩办的。我出差都是凭县局级介绍信，去外地联系推销业务甲乙双方也都签有合同，合同也都是经公社企业办公室批准同意，再经县企业局审批的。产品出运证书也由县物质局审查原料来源后，方办理发货手续，发货后凭运单和合同先上缴税费和管理费，再开票。一切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为什么突然成了投机倒把了呢？”
专案组成员一拍桌子，大声斥道：“你这是狡辩！我告诉你，你的问题属于敌我矛盾，你犯罪的程度有多重你自己心里清楚！”郑元忠就是郑元忠，的确够性格，他猛地站起身道：“说我是投机倒把，那么，整个柳市镇办厂的有四五千家，搞推销的有近万人，你们为什么不去抓这些人，为什么单单拿我开刀？再说，邓小平不是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吗？我先富起来了，是听了邓小平的话，听了党的话，合法经营，勤劳致富。你们别在这里吓唬我，对党的政策我比你们还清楚，这个官司我不怕打，就算是打到中央我都奉陪！”双方针锋相对了一阵，工作组几个人竟然说不过一个郑元忠，异常恼怒，扔下狠话：“你好好想清楚，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郑元忠被一个人扔在了审讯室里。郑元忠想，风向看来是真变了，中央都下了一号文件了，自己还能有什么侥幸？以前，有人劝他做事别太张扬，只要风向一变，肯定枪打出头鸟。那时他还不信，现在他信了。温州曾因投机倒把杀过人，工作组的人又说他只有死路一条，枪毙都够，留下来，可能真的是死路吧。人到了死亡的边缘都想挣扎一下，过了好一阵，他身子终于不抖了，力量也恢复了，便站起来，向四周看了看——也不知怎么回事，工作组竟然没有派人看守。此时不走，更待何时？他从工商所溜了出来，一闪身转入一条小窄巷，快速回到家里取了七八千元钱，来不及和家人打招呼，便逃走了。离开家后，他才考虑去向：工作组知道他逃走了，肯定会四处堵截，走陆路是最不安全的。温州的水网丰富，走水路，工作组大概没有那么多人去查堵。于是他乘船逃到了台州市海岛县，找到一个朋友的家藏住了。次日，他悄悄给家里打个电话，一方面了解情况，二来将自己出逃的消息告诉家人。家人告诉他，凌晨时工作组带人带枪包围了他家，是来逮捕他的，下一步可能要通缉。家人嘱咐他有多远逃多远，别回来了。逃亡的日子不好过，身上带的钱用光了。算一算，整整过了20个月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每每想起这段经历，都忍不住心惊肉跳、不寒而栗。郑元忠实在无法忍受了，决定悄悄溜回去看看，探听一下消息，再弄点钱出来。
回到家，郑元忠整天呆在房子里，门都不敢出，窗户也不敢开。即使如此，他的行踪还是被人发现了，1983年10月20日晚上，全副武装的公安人员包围了郑元忠家，翻墙而入，将他从床上拖起来，戴上了手铐。第二天中午，郑元忠被五花大绑着押送乐清县城。临行前，办案人员有意在镇上绕了一圈，游街示众，引得万人观看。郑元忠被关进了乐清县看守所。
历史也会发生戏剧性的变化。1984年郑元忠得以平反，被无罪释放，他终于走出了阴暗的监狱。走出监狱的郑元忠又重新走上了他的经商路。1985年，郑元忠与几个伙伴集资创建了乐清第一家规范化股份合作企业，后来发展为产值近10亿的中国精益集团。1992年郑元忠放弃年薪50万元的收入，以四十岁男人稳健的脚步踏入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关掉手机，拼命苦读，用两年时间读完了三年课程，以科考成绩优良拿到了毕业证书。
郑元忠说：“从十几年前被四处追捕的投机倒把罪犯，到今天的改革开放风云人物，这不仅仅是我个人身份的转变，而是一代人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一个时代的进步在一个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坐过牢的郑元忠又开始等待新的机会。
★庄吉三巨头之三：闯荡关东的吴邦东
吴邦东曾经是郑元忠的老部下，在郑元忠去温州大学深造期间，接替他的就是吴邦东。后来吴邦东也成了庄吉集团的主要决策者。
吴邦东出生于1964年，比郑元忠整整小了一轮。吴邦东的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家里没有什么显赫背景。那时家里就靠父亲一人赚点手艺钱，一月收入36元8角，要养活一家八口人。甚至连2元5角的学费也付不起，吴邦东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作为困难家庭一直向学校申请减免学费。学校同意减免1元5角，那1元的学费还是父母亲从牙缝里省下来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吴邦东自小就勤劳能干，也很懂事。高中毕业了，吴邦东多么渴望上大学，可是不能哪！父亲已经老了，哥哥姐姐们都已独立生活了。
在柳市推销员大为风光的时候，刚刚高中毕业的他决定出去碰一碰运气。吴邦东后来回忆说，他至今清楚地记得那一天。三个哥哥凑了300元，送给小弟弟当路费。那时已算是一笔巨款，真是兄弟情深。母亲取了针，穿了线，一针一针，在吴邦东的衣服里面密密地缝了一个暗袋，把这300元藏好。母亲一边缝，一边絮絮叨叨地对小儿子，千叮咛，万嘱咐。乐清人有句话：最小的，最疼爱。现在母亲最疼爱的小儿子，要出远门去谋生了。
吴邦东带了一本电器产品目录，就坐上那辆灰蒙蒙的长途汽车，从柳市一路颠簸到金华。独自一人闯天下，他想像自己是一个游侠，武艺高强，仗义疏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到了金华，吴邦东边问边找火车站。那密密麻麻的人群大大小小的行李混混乱乱的场面，简直令人心慌。出门之前，吴邦东从推销员的口中得知外面的一些情况，推销电器产品要到东北去，那里工业基地多，用量大。可现在，到东北的火车票全没了。
吴邦东在窗口等退票。多少次张望，多少次失望。终于，有了一张退票！却是站票，没座位的。
吴邦东挤上火车，瞅准了靠边的一排座位，那几位旅客面善。他又说好话又央求，几位旅客同情地挪开脚，他在座位底下铺了随身带的几张报纸，便侧身钻进去。累极了的吴邦东，在旅客的脚底，在火车的晃动和车厢的浊气中昏然睡去。
一路向北，到了黑龙江省黑河市。林海雪原，苍苍莽莽，北国雄浑的气势，让吴邦东这个江南之子不胜惊讶。
一天，吴邦东一大早就醒来，约好到林业局供销科推销电器产品。大单位的人，身价高，脚贵重，见有人送货上门，省得自己出门去采购，就签下了吴邦东的订单。这是吴邦东做成的第一笔生意。初到东北的吴邦东，根本不知这里的温度已是摄氏零下四十多度。他张嘴吸了几口冷空气，喉咙一下子就呛起来，猛地一阵咳嗽。这一咳嗽，就使他痛苦了好多年。每次一发作，就要连续咳嗽两个月，昼夜不安。
此后不久，吴邦东便结识了郑元忠，毕竟都是做电器生意的，柳市也就那么大块地方，合作的机会很多，可供合作的人也很多。吴邦东和郑元忠两个人都属龙，性格上，一个是大开大合，一个是精明中有细腻，彼此一见投缘，很快就成了朋友。郑元忠并不是让吴邦东担任职业经理，而是让他参股，如此一来，吴邦东经营精益电器有限公司便不是打工，而是自己当老板了。
吴邦东对股份制的认识比较深，加上郑元忠正在学经济管理，接触到了股份制的精髓，两个人对新整合的集团有着相当高的期望。吴邦东为此整理出一份《关于新增股东两权分离的实施意见》，提出留任的股东要实行定岗、定绩、定薪，也就是说对于股东的管理要规范化、定量化。
至于其他股东，采取停薪留股上岗劳动、停薪留股另谋他业和停薪留股送校深造等3种办法。中层管理人员不用任何股东，全部从社会上公开招聘。郑元忠支持了这一意见，并设法让董事会通过了这一意见，形成决议。
这件事在当时柳市引起巨大轰动。吴邦东是个小股东，是大股东请来的打工仔，他在精益公司掀起的改革却是针对大股东的，是要将这些大股东从管理层赶出去。柳市几千家低压电器生产经营企业，如果都像吴邦东这样搞，将来还怎么过？当时就有人骂吴邦东，说他忘恩负义，郑元忠请他来帮忙，他却将郑元忠的人全都赶走了。其实，其他一些企业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他们也想搞管理权和经营权分离，可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和狠心。
由招聘人员组成的中级管理层，文化层次高，精益公司迅速向现代型管理迈进。正是这一改革，吴邦东获得当年浙江省“优秀厂长”称号，精益集团也上升为无区域集团。
吴邦东认为，要做企业，就一定要做行业的领头羊。精益集团虽然站在了低压电器行业的第一阵营，但还不是领头羊，至少从表面上看企业规模和效益还不如正泰和德力西，存在差距。再者，低压电器生产是一种低附加值的，前景并不乐观。如果可能，他希望让企业转向，涉足一个高附加值的行业。郑元忠对这一意见非常重视，因此就有了后来人们称为“桃园三结义”的那次历史性会面。
★桃园三结义式的江湖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