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位闯荡商海的温州豪杰在因缘安排下，终于走到了一起。1996年6月的一天，郑元忠、陈敏和吴邦东三人坐在一起。今天，三人的身份已今非昔比。此时，他们都已是身缠万贯的“老板”，陈敏是金顶针服饰公司总经理、郑元忠是庄吉服装有限公司董事长、吴邦东为精益集团总经理。另外，三人也不再昔日的大老粗，陈敏正在进修浙江大学成人专修班，郑元忠已拿到温州大学国际财贸系毕业文凭，吴邦东刚取得浙江广播电视大学管理专业毕业证书。三人走到一起，有人说，这真有一点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的味道。
话题很快集中到了低压电器和服装这两个温州龙头行业未来的发展上。他们达成共识：低压电器的科技含量不高，所能产生的工业附加值有限，以这样的产品进入市场只能是劳动密集型竞争，遇到任何市场波动都可能付出惨重代价。服装行业则不同，尽管当时温州服装的生产模式也是劳动密集型的，但这个行业富于科技含量，将来是以技术和品牌作为终极竞争力的。只要拥有了技术和品牌，产品附加值就会极大地提高，其创富能力是无限量的。同时他们还认为，无论是低压电器行业还是服装行业，要想成为不倒的企业，那就必须成为行业的龙头。要想成为龙头，靠一点一点的积累是一时半会难以做到的，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集中几个企业的优势资源，组建一个大型企业集团，迅速将其他企业抛在身后。最后，他们讨论到一个实质性问题，即组建一家温州最大的服装集团。
1996年7月25日，庄吉集团成立，集团融合了当地15家企业，股东扩大到30多人。郑元忠和吴邦东都没有搞过服装，只有陈敏对服装业比较熟悉，因此由陈敏担任董事长，主管产品开发和市场营销。郑元忠担任总裁，分管财务和事务发展。吴邦东担任常务副总裁，分管行政和宣传。
郑元忠通过发展小股东，将自己的股份稀释，这样一来使郑元忠、陈敏、吴邦东三人股份维持在差不多的水平上。陈敏出任董事长，郑元忠比吴邦东正好大一轮，两人同属龙。陈敏比吴邦东大四岁。三人一直认为，他们从年龄、性格、能力各方面来看，三人就是最佳搭档。在陈敏眼里，郑元忠通情达理，胸怀广大，头脑精明。在陈敏眼里，吴邦东认真细致，擅长管理。在郑元忠眼里，陈敏勤奋朴实，不计较个人得失，做事理性。在郑元忠眼里，吴邦东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在吴邦东眼里，陈敏坚韧，执著，对行业很热情，不计较个人利益。在吴邦东眼里，郑元忠高智商，做事果断。对此，媒体称“庄吉三巨头强强合作”，发挥出“轰动效应”。但吴邦东说：“我们三人，陈敏、郑元忠和我，尤其是我本人历来认为：公司的组建是两强加一弱。两强就是陈敏对服饰品牌经营的魄力和郑元忠对企业改革思维的敏捷，一弱就是我本人。”
组建之初，吴邦东就担任总经理。总经理的职责是企业管理。企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财、物的管理，使企业经济效益优化。如何引进人才？如何建立激励机制？如何建立科学的企业制度？如何营造企业文化？为此，吴邦东深明“弱”者应付出的代价，深知“弱”者的重任，深谙“愚”者的谋划，并经常警诫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庄吉组建后的几年时间里，吴邦东没有在月光下度过一个宁静的夜晚，没有在太阳下边打自己的算盘，也没有在浩瀚的海边散步。属于吴邦东的仅仅是匡衡“凿壁偷光”的夜景，李时珍山间采药“漏林”的阳光，陈景润解哥德巴赫猜想时深沉的思索。吴邦东这样保持低调，正是他的过人之处。
在吴邦东、陈敏、郑元忠三剑客的齐心协力的努力之下，庄吉这艘享誉世界的服装航空母舰正以惊人的速度，创造着骄人的成绩。庄吉之路，是一条典型的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品牌之路。表面上看，桃园三结义实现了庄吉的强强联合，其实企业经营并不是做简单的加减法，不等于你有了相当的资金实力就一定能够产生品牌实力及市场效应。创业之初，首要任务是创品牌、开拓市场。庄吉一开始便让自己站在了一个更为高级的管理平台上，让系统竞争力成为品牌竞争力的重要保障。这正是庄吉成功的根本。
4王振滔：草莽鞋王的成长历程
★小木匠出身的皮鞋推销员
王振滔出生在文革时期，在动乱的年代，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的人们都处在一个贫困的状态之下。自然，王振滔的家也不例外。王家中四兄妹，王振滔是老大。贫寒的家境使王振滔无法完成自己求学梦。也许是那颗早熟的心，也许是那份纯真的情，长子就要为一家分忧愁。王振滔决定退学，外出打工挣钱。王振滔有一位堂舅是木匠。王振滔就跟着堂舅，到外地四处漂泊做一些木匠活来赚钱。拉锯，挥斧，切凿，手上有了水泡，手上有了老茧。16岁的王振滔开始走南闯北，过着一种居无定所的生活。这种生活对王振滔来说，是一种磨难，同时也是一种磨炼。正是这一时期的磨砺，使得王振滔身上形成了惊人的坚韧和毅力。梁启超有一句名言：“患难困苦，是磨炼人格之最高学校”。诚哉斯言！后来王振滔一跃成为中国制鞋业的巨头，这正好印证了温州的一句民谣：能吃苦，吃半辈子苦；不能吃苦，吃一辈子苦。在这段漂泊时期，王振滔吃尽了苦头，也为他今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在走南闯北的生涯中，让王振滔大长了见识。到了武汉，走家串户，给人家打家具。居无定所，食无定时，挣的是苦力钱。王振滔在武汉碰到不少温州老乡，见他们推销电器、服装、皮鞋，做的生意比自己轻松，收入还多。王振滔放下木工家什，加入了推销大军的行列。他从温州运来皮鞋，在武汉三镇推销，跑遍了国营商场，碰到一家家都是或冷或热或不冷不热。有的商场，对皮鞋的款式有兴趣，但不敢接受“温州货”。有的商场，对皮鞋的款式质量都认可，但只愿跟生产厂家洽谈。有的商场，见王振滔挺诚实，就说如果是你小伙子自己生产的，可以考虑合作。
王振滔到了湖北鄂州，找到一家商场经理。他拿出的一双双皮鞋，油光锃亮，让经理眉开眼笑。但随后经理就脸有难色，囿于国营体制、供销方式的种种局限，难以接纳主动上门的温州鞋。王振滔这回有了胆量，说，我要承租柜台，不让商场担风险。我可以提前交纳承租费。 经理沉吟半晌，点点头，说就租给你半个柜台，先试试看。笑眯眯的，王振滔站了柜台。您好，您要多大码的？您穿这鞋正合适。您穿这鞋模样好。您要特型的，别急，我登记下来，过几天就有货。顾客对皮鞋款式、尺码、颜色、质量的意见，王振滔全都记下来。他打电话给温州，要什么要什么，怎么做怎么做，说个一清二楚明明白白。一个月下来，王振滔半个柜台的销售额，比商场十个柜台的还高。名声传开了，生意越来越好。搬着一箱箱皮鞋，王振滔满头是汗。他抬手擦了擦汗，看看手掌上的老茧，满不在乎地搓了搓。
就在王振滔野心勃勃朝着自己的梦想奋进的时候，温州皮鞋市场也潜伏着重大的危机。像王振滔这样的温州鞋被推销员们销往全国各地，回流的资金刺激了生产，越来越多的鞋厂开张。鞋厂一多，彼此之间展开的第一轮竞争便是款式的竞争，使得温州鞋比其他地方的鞋都美观，因而广受欢迎，也直接影响着推销员的推销效果，反过来，进一步刺激了皮鞋业的发展。到了竞争中期，便是价格竞争了。以款式而论，只要你出一种新款，几天后其他厂也都群起效仿，因而款式出新的难度越来越大。有的厂家为了多销，不得不降低售价，但售价降到一定程度，接近成本，谁都不干，没有人愿意亏本做买卖。生产商便继续在降低成本上面打主意。刚开始，降低成本的方法是掺用革料；后来便出现了替用料，或者以革充皮；再后来，干脆出现了所谓用马粪纸制成的“晨昏鞋”、“礼拜鞋”。
由于这类鞋的大量出现，消费者不满，市场必然会作出反应。1985年，南京一位消费者投诉到了媒体，称她买的一双高跟鞋仅穿了一天就掉了，仔细一看，竟是用糨糊粘起来的，而所谓的真皮也是仿牛皮的合成革。报社派记者前往温州调查，果真看到有些厂家在整桶整桶地搬糨糊，再到厂里暗访，发现这里用来制皮鞋的主料竟然是马粪纸。温州造假一事被媒体曝光之后，全国哗然。上海南京路上的一些鞋店率先挂出牌子，明确昭示“本店不卖温州鞋”。当地的记者立即予以报道，随后全上海的商店效仿，由不卖温州鞋发展到不卖温州货，最后这股抵制温州货的行动波及全国。
★一把大火烧掉的温州鞋
1987年8月8日，听起来这是发财的数字，吉祥的日子。但这一天对每一个温州人来讲都是最黑暗的记忆。就在这一天，江苏杭州市武林广场，这个因杭州古称而来的地方，并非武林高手逞强的场所。这天气氛不同寻常。五千多双温州皮鞋，堆成小山似的。杭州市工商局等几个部门联手，在广场上慷慨激昂，宣布温州皮鞋为劣质产品。一把大火熊熊而起，当众燃烧了温州皮鞋。黑烟冲天，久久盘桓，竟像一个黝黑的恶魔。
温州皮鞋顿时成了假冒伪劣的代名词。湖北传来消息，王振滔的四千多双皮鞋被查没。当地以5元一双的价格拍卖，男男女女争相排队购买。紧急出动人员维持秩序，最后只得叫哑了嗓子：每人限购一双！22岁的王振滔一下子被打闷了。20万元的损失，整整20万元的损失哪！一声长叹，王振滔揉揉胸口，又站了起来。他听见自己骨子里格格作响，他知道自己从小就有的那股倔强劲儿又冒出来了。他到了湖北，为皮鞋打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官司。如果我的皮鞋是假冒伪劣，你可以销毁。但你“拍卖”，而且群众争相购买，说明我的鞋没问题。官司不了了之。多年后的王振滔还忘不了。
后来王振滔回忆说：“在杭州的武林广场，是1987年8月8号，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还卖鞋，还没有开始做鞋。当时杭州工商局和技术监督局几个部门联合起来，把温州这些劣质产品就烧掉了。当时烧掉的确实是鞋。当时我是卖鞋的，不但是烧掉鞋的问题，烧掉了确实是温州所有企业家的这种心。应该说，他们心里非常沉重，温州人连鞋子都做不好，那么其他的东西会做得好吗？当时我的鞋也在里面全部给没收了。当时对我来讲，一个年轻人，确实心情也非常沉重。一把火以后，我们再去推销鞋的时候，就发现一个极大的问题，不要说看名片，一看人就知道，你来自温州就免谈了。他们好像见到温州人就害怕，所以对我来讲，心情真是沉重。”
火烧温州鞋事件无疑是对王振滔的迎头一棒。但自小坚韧的王振滔并没有被打倒，对于自己的损失，他痛定思痛，决心要把温州鞋的形象从人们的心里正过来。武林广场那把火，温州人没有忘记。王振滔在时时警醒自己。
受到此次打击，温州鞋商像电器商一样开始大量外流，许多人将厂搬离了温州，有些人去了国外。即使仍留在温州的，也将厂名改了，摇身一变，成了上海或广州的牌子，有些则成了杭州或宁波的牌子，总之，离温州人越远越好。王振滔不能再在武汉租柜台，在其他地方租柜台也不那么容易，于是他作出一个大胆决定：回温州办鞋厂去。
听说他这个决定，朋友都以为他疯了。现在温州鞋可是一片喊打之声，你现在回温州办厂，有谁会买你的产品？这不是自杀吗？而王振滔不这样认为。他觉得，80年代初期是办鞋厂的好时机，可当时他年龄小，错过了；此后，温州鞋已经有了一定规模，再要办厂，竞争激烈，难度大；但在这次打击之后，无论是温州当地还是外部市场均出现了大变化，当地鞋业企业大伤元气，但这些企业已经培养出了大量的人才，包括技师及市场营销人员等。原来的企业消失后，这些人闲置了，这可是一大笔资源，是去别的地方找不到的。就外部环境看，温州有几千家皮鞋厂，年皮鞋产量上亿，这充分说明温州在全国的皮鞋市场曾占有相当份额，如今温州鞋绝大部分退出了市场，空出的市场会很快被其他皮鞋占领，但仍存在巨大空间。这恰恰是办新厂的机会。何况，人们烧掉的只是温州的劣质皮鞋，消费者还是识货的，只要是优质皮鞋，即便是温州产的，他们一样可以接受。对于那些劝他打消念头的朋友，他非常坚定地说：“如果温州人连一双小小的皮鞋都做不好，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做好呢？”
1988年3月，王振滔筹资3万元建起了皮鞋厂，他选中了几个最优秀的技师加盟。王振滔深思熟虑：自己创建的皮鞋厂虽小，却一定要打出自己的品牌，注册商标时他想用“奥林匹克”，中国正准备申办奥运会呀，这个牌子响亮，而且谁都知道；至于厂名他也想好了，就叫“奥林皮鞋厂”。然而，“奥林”或者“奥林匹克”属于专用商标，不能注册。于是，他稍微改动了一下，注册“奥康”，意为发扬奥运精神，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王振滔的复仇之火，烧掉假冒温州鞋
俗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王振滔时刻没有忘记温州人的耻辱。所以，他把质量放在奥康皮鞋最为首要的位置，不允许自己的皮鞋有一丝一毫的质量问题。王振滔这样做，一是有前车之鉴，以火烧温州鞋事件为戒，二是他要为温州鞋正名，他要让世人明白：温州人能够把鞋子做好！
1989年初，王振滔带着第一批奥康皮鞋重返湖北武汉。毕竟在武汉多年，有感情了，又有很深的关系，他觉得，自己这次到武汉怎么都会有一番作为吧。到底是老朋友，商场也同意租柜台给他。然而，没料到的是，半个月过去了，他竟没有卖出去一双鞋，倒是有很多人来看，但一看到产地写明是温州永嘉，立马放下走人。
商场经理劝说王振滔，把产地改了吧，随便改成什么地方，只要不是温州就行。固执的王振滔没有接受商场经理的劝告。这么多年的从商经历也让王振滔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并非不可为，而是你的方法对不对。既然有很多人来看货，说明人家对自己的款式做工是有兴趣的，惟一的问题是对温州这个产地不放心：不放心的原因自然是考虑到质量，担心穿半个月就坏了。王振滔想，如果能有什么办法弄个质量保证就好了，比如工商局推荐什么的。沿着这个角度进一步考虑，他突然想到，既然有关部门不可能提供质量保证，他自己为什么不能以承诺来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