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强调，“连续性的这些优先形式，所有这些人们并不置疑并且任其自然的综合都应该被束之高阁。当然，这样做绝不是为了最终把它们摒弃，而是为了动摇人们接受这种心安理得的状态；为了指出它们不是自然而就，而始终是某种建构的结果，而我们要了解的正是这种建构的规贝IJ，并xt它作验证；为了确定在哪些条件下和作什么样的分析，它们中的某些是合理的；指出那些无论如何是不能予以接受的。”福柯所定义的“话语”的单位是“由实际陈述（口头的和书面的）的整体在它的散落和在各自所特有的层次上构成的”。话语的形成就是一定数目的陈述之间按照某种规律形成的散布的系统。而且，福柯不把话语当作“符号的总体来研究（把能指成分归结于内容或者表达），而是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话语的形成的规律，也就是某种话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的形成、策略的选择所遵从的条件，福柯称之为“形成的规贝r。“形成的规则是在一定话语分布中的存在条件(也是它们共存、保持、变化和消失的条件）。”
福柯的考古学特别关注话语、知识、科学之间的关系。他将“知识”界定为一种话语实践。他认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就是“知识”。知识是“不同的对象构成的范围，它们将获得或者不能获得科学的地位”。知识也是“一个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主体可以占一席之地，以便谈论它在自己的话语中所涉及的对象”。知识还是“一个陈述的并列和从属的范围，概念在这个范围中产生、消失、被使用和转换”。此外，知识是“由话语所提供的使用和适应的可能性确定的”。福柯的考古学也将“科学”界定为一种话语。考古学不把“科学归结于那些过去应该经历的或者现在应该经历的东西，以便科学特有的理想性意图得以实现，而是要I巴它归结于那些过去应该说出的--或者现在应该说出的--东西，以便使一个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符合科学性的试验或者形式标准的话语能存在”。他强调，“科学在话语的规律性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因此得以在任何一个话语实践或非话语实践的范围中展开和发挥功能”。就知识和科学之间的关系，福柯主张，知识是科学的必要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知识不是这种将会在完成它的科学中消逝的认识论场地。”同时，“科学既不等同于知识，又不抹杀和排斥知识，而是置身于知识之中，构造它的某些对象，将它的陈述系统化和确定它的概念和策略”。科学作为话语实践“一方面区分知识，改变知识和重新分配知识，而另一方面又肯定知识，使之发生作用”。而科学在知识中发挥的作用受话语形成决定，并随之变化而变化。
而且，福柯将“能够在既定的时期把产生认识论形态、产生科学，也许还有形式化系统的话语实践联系起来的关系的整体”称为“知识型”。“知识型”是福柯独创的概念。它既不是指一种知识的形式，也不是指一种理性的类型，而是“当我们在话语的规律性的层次上分析科学时，能在某一既定时代的各种科学之间发现的关系的整体”。它还“能使人们掌握在既定的时间内强加给话语的约束性和界限的规贝IJ”。·
二、福柯的谱系学
如果说福柯的“考古学不是什么别的东西，仅仅只是一种再创作：就是说在外在性的固有形式中，一种对已写出的东西调节转换”，那么福柯的谱系学则揭示话语、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这补充和丰富了考古学方法。
X材又力的分析贯穿于福柯对于话语实践和知识领域的谱系学研究。福柯对“权力”具有独到的见地。福柯反对在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意义上理解权力。福柯也反对把权力看作统治、禁止、排斥。他“要努力摆脱对权力所作的法律的和负面的表述，不再用法律、禁令、自由和君权的概念来理解它”。他认为，权力应该被理解为“多种多样的力量关系，它们内在于它们运作的领域之中，构成了它们的组织。它们之间永不停止的相互斗争和冲撞改变了它们、增强了它、颠覆了它们。这些力量关系相互扶持，形成了锁链或系统，或者相反，形成了相互隔离的差距和矛盾。它们还具有发挥影响的策略，在国家机构、法律陈述和社会霸权中都体现着对它们的策略的一般描述或制度结晶”。权力不是一个政治集团对另一个政治集团的统台，也不是一个群体受另一个群体的奴役，而是一种战略。权力的内容是一个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和活动之中的关系网络，不是某个集团或者个人享有的特权。权力的支配效应是由权力关系的调度、计谋、策略、技术和运作形成的，而不是由占有决定的。权力的模式是永恒的战斗，而不是协定或者征服。因此，在福柯的谱系学中，权力是指在一个既定社会中的“一个复杂的战略形势”。
如果说在福柯的谱系学中，战争是权力的隐喻的话，那么权力就是知识的隐喻，而且，知识和权力互为隐喻。福柯主张，知识与权力不是截然分离和排斥的，相反，“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因此，对这些‘权力一知识关系’的分析不应建立在‘认识主体相对于权力体系是否自由’这一问题的基础上，相反，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模态应该被视为权力一知识的这些基本连带关系及其历史变化的众多效应。总之，不是认识主体的活动产生某种有助于权力或反抗权力的知识体系，相反，权力一知识，贯穿权力一知识和构成权力一知识的发展和矛盾斗争，决定了知识的形式及其可能的领域”。福柯把知识与权力当作一个对子，二元一体，互相关联，互相建构。谱系学是一种对话语生产、知识生产和权力生产之间复杂多样、机动多变的关系进行历史分析的方法。
福柯的权力理论聚焦身体（body)。对施加在身体上的权力关系的研究被他称为“权力微观物理学”。对于身体而言，权力微观物理学是一种政治“解剖学”。福柯把身体看作“一组物质因素和技术，它们作为武器、中继器、传达路径和支持手段为权力和知识关系服务，而那种权力和知识关系贝IJ通过把人的肉体变成认识对象来干预和征服人的肉体”。权力一知识正是通过支配身体的各种“权力技术”将身体纳入其运行体希U和过程之中，从而产生权力支配效应的。这些权力技术首先是普遍使用的纪律，即规训（discipline)。规训依靠层级监视、规范化裁决以及检查等方式使身体成为的肉体”，从而生产出个人的知识和现代性意义上的人。除了在全社会各领域各机构普遍采用的各种纪律之夕卜，这些权力技术还包括福柯所称的“全景敞视主义”一种遍布整个社会的监控网络，“使权力的效应能够抵达最细小、最偏僻的因素。它确保了权力关系细致入微的散布”。
福柯不是不关注非肉体的“灵魂”，而是强调“这种现实的非肉体的灵魂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因素。它体现了某种权力的效应，某种知识的指涉，某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权力关系造就了一种知识体系，知识则扩大和强化了这种权力的效应。围绕着这种‘现实一指涉’，人们建构了各种概念，划分了各种分析领域：心理、主观、人格、意识，等等。围绕着它，还形成了具有科学性的技术和话语以及人道主义的道德主张”。福柯进一步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本身已经体现了远比他本人所感觉到的更深入的征服效应。有一种‘灵魂’占据了他，使他得以存在--它本身就是权力驾驭肉体的一个因素。这个灵魂是一种权力解剖学的效应和工具；这个灵魂是肉体的监狱”。
福柯的权力理论聚焦主体。考古学对于知识一权力的分析主要集中在话语层面上，而谱系学对于知识一权力的分析开始转向主体性。福柯在对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性”(sexuality)的形成和发展进行谱系学研究时指出，他的研究旨在“分析个体们如何被引导去关、解、识和 是有的主体的。
这些实践启动了它们之间的某种关系，它使得他们可能从欲望中窥见自己存在的真相，而且无论自己的存在是自然的，还是堕落的。简言之，这一谱系学的理想就是探究个体们是如何被引导去对自身和其他人施加一种欲望的解释学”。可见，正如福柯对“权力”进行了理论变革，福柯也对“主体”这一现代性的关键词进行了一次理论变革。他将“主体”与“自我”联系起来，视角独特地指出，分析主体“最好是探寻个体是根据哪些自我关系的形态和样式被塑造和被认可为主体的”。也就是说，“研究自我关系中的探寻真相的种种游戏，研究自我是如何被塑造成主体，同时又把所谓的‘有欲望的人的历史’当作参照领域和研究领域”。由此，观照主体就是关乎自我、关护自我、关注自我。对主体的权力关系分析转向了对“自我实践”、“自我技术”和“生存美学”的分析，从而将伦理维度和美学维度结合到权力关系分析的政治维度之中，将知识一权力一主体三元结合为一体。这种结合体不是单质单面体，而是多质多面多棱体。这个多棱体折射出福柯有关欲望、主体和自我的独特的理论光彩。
这个多棱体折射出的欲望不是在身体或者灵魂的某处等彳·人们去发现并解释，不是外在于历史、社会、权力关系之外，而是由权力关系组织起来的。“欲望存在之处，权力关系早已存在。”主体是欲望的主体；欲望是主体的欲望。权力生产和再生产欲望主体。同时，这个多棱体折射出的主体不仅是欲望主体，而且是伦理主体。这种伦理主体是通过一定的自我技术和自我实践建构多种自我关系塑造出来的。而且’这种伦理主体通过一定的“探寻真相游戏”反思自我的一定的存在，以及认识到自己是有欲望的人。因此，福柯的谱系学研究的有关主体的历史“不是认知真理的历史，而是一种对‘探寻真相的游戏’和存在得以历史地被塑造成经验（即能够和必须被思考的东西）的真假游戏的分析”。再者，这个多棱体折射出的自我观将主体看作自我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从而将主体的分析从政治学层面延展到伦理学和美学层面。主体实践成为一种自我伦理、自我艺术，是一种认识自我、培育自我、关爱自我的伦理历程和生存美学。福柯是从哲学高度分析和思考“自我”这一范畴的。但是，福柯的思考不是纯粹的形而上的玄思，而是进行历史的分析，同时强调有关自我的哲学是一种“自我在真理游戏中变化着的试验”，是“思想中的一种‘苦行’，一种自我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