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教师质量，人们自然就会想到教师的素质。教师质量就是教师的能力素质吗？事实上，教师质量并不完全是教师的能力素质，它包含着教师的身体素质、知识素质、能力素质、心理素质、思想品德素质和生存状态、生命质量等在内的综合品质要素。而知识能力素质和生命质量是当代教师质量的两个核心。《辞海》中对素质的解释为：人或事物在某些方面的本来特点和原有基础。人的素质的形成是人在后天通过环境影响和教育训练所获得的稳定的、长期发挥作用的基本品质结构，包括人的思想、知识、身体、心理品质等。从学校管理方面来说，就是要根据教师的素质特点，使他们的个性品质得到充分发展，知识和能力得到内化，生命质量得到提高，使教师真正发挥在学校改革和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中指出：“建设一支具有良好政治业务素质，结构合理，相对稳定的教师队伍，是教育改革发展的根本大计。”
高质量的教育取决于高素质的教师，教师是推动教育事业向前发展的核心力量。没有怀抱自由思想、强健精神的教师，就没有健康向上的现代教育。
教师是教育改革的主力军和最根本的推进者，只有教师专业水平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高质量的教育水平。没有教师的发展，即使是再完善的教育改革计划也只会是海市蜃楼，绝对不会最终成功。所以学校管理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第一”的管理理念，充分重视教师的发展，加强教师专业化建设。
时下，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成了素质教育大背景下的流行语。另一方面把优化学校硬件资源配置，提高学校教学手段现代化水平作为度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指标。或者是把学校办学质量仅仅局限在升学率、达标率、上线率等几个简单的数据上。于是，为了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亦或是上演着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改革闹剧；亦或是以无限的投入拉动着学校的“发展”；亦或是为了几个简单的指标将师生捆绑在无休止的题海中。殊不知。学校质量的根本是教学质量，教学质量的根本则是教师质量。从关注教师质量开始，就抓住了学校质量源头活水。“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的，一所学校如果没有一支甘贫乐教、敬业奉献、素质优良和充满爱心的教职工队伍，学校质量就是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空话。
我们常常看到，在一些学校里，为了提高所谓教育质量，或无限延长学生的在校时间，肆意扼杀学生的童真和天性；或把教师牢牢捆绑在教室里和无休止的题海里；或砍掉学校所有被认为与考试“无关”的课程，全体师生淹没在灰色的语数外物化的单调运行中，甚至听说有的学校把学生从早上五点半到晚上十一点的时间划分为若干个学习小区，然后配以不同科目的教师，像审犯人一样使学生在这一时间段里处于无休止的轰炸之中。幸亏学生精力充沛，不然的话，参观学习者和竞相效仿者的“把学生管得像绵羊一样规矩”的评语就无法实现，代之而来的是处于崩溃边缘的师生身心。或许这样做会换来一时的“教育质量”但这个质量是以扼杀学生的天性、透支教师生命和强行取消学生长远发展根基为代价的，这种质量毁灭的不仅仅是学生和教师，更可怕的是毁灭着祖国发展的未来。因此，关注教师质量，关注教师的长远培养和发展规划，关注教师职业幸福指数，关注学生个性特长和全面发展，是素质教育的本意，更是社会发展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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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国古代教育思想家看教师质量
从目前有关教师质量的研究现状来看，学术界仅注重对教师质量的内容构成以及国外如何保证教师质量等视角进行研究，但对我国古代教师质量观还缺乏研究。事实上，教师质量历来就被人们重视。
1．春秋战国时期的教师质量观
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教师开始以私人身份自由讲学，同时学生也可以自由择师，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百家争鸣”的学术风气更是促进了教育经验的丰富和教育思想的发展，由此产生了一批师德高尚的教师。
以身作则，万世师表。所谓以身作则：则即准则、榜样，以自己的行动做为准则。“万世师表”者，当推孔子。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不能正其身，知何正？”他又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信”。由此可见，孔子不仅从理论上强调以身作则，而且在实践上还作出了典范。
因材施教，有教无类。孔子是最早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实施因材施教的教育家。他说：“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语言：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人因其材，而施其教，这是孔子首倡的一个重要的教学原则。这是说，学生的情况各不相同，教学的方式也应当有所变化。实施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的前提条件，就是要了解学生的特点，承认学生之间有个别差异。
孔子的弟子来自鲁、齐、晋、宋、陈、蔡、秦、楚等不同国度。孔子吸收了被中原人视为“蛮夷之邦”的楚国人公孙龙和秦商入学，还欲居“九夷”施教。孔子弟子中有来自贵族阶层的，如南官敬叔、司马牛、孟懿子，但更多的是来自平民家庭的，如颜回、曾参、闵子骞、仲弓、子路、子张、子夏、公冶长、子贡等。平民教育或许更能体现孔子“有教无类”的精神实质。可以说，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在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孟子作为继孔子以后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也极力主张因材施教。他说：“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有答问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学而不厌，严于律己。孔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仰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孔子不光认为教师应该做到“不厌”、“不倦”，还应该严于律己。他说：“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由此可见孔子不光强调教师应该具备广博的知识，还应该做到“不厌”、“不倦”和“律己”，才能真正做到为人师表。
孟子也十分强调学而不厌，严于律己。他说：“弈之教人射，心志于彀；学者亦必志于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荀子也说：“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故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由此可见，教师不仅要具备渊博的知识，而且要严于律己。
2．汉唐时期的教师质量观
以身作则，万世师表。汉代扬雄在中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的人格、价值取向、精神风貌和专业水平等综合素质，不仅影响教书育人，更直接影响一代又一代青少年的成长。颜之推是魏晋南北朝最后一个影响最大的儒学教育家，他尤其重视以身作则。他说：“夫风化者，自上而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父子不义则妇不顺矣。”唐朝大教育家韩愈主张不管其门第、出身、相貌等如何，只要学有所成，并且合乎儒道，就可为人师表。他提出“圣人无常师”，主张广泛地向他人学习，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自己的知识和才干。王通也认为一个品德崇高、学问广博的教师，本身就具有良好的师范性，“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
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汉代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正贯第十一》中说：“故知其气矣，然后能食其志也；知其声矣，而后能扶其精也；知其行矣，而后能遂其形也；知其物矣，然后能别其情也。”汉代傅玄主张把人才分为九类，即德才、理才、政才、学才、武才、农才、工才、商才、辩才。王充认为教学须一步一个脚印，应循序“宿习”，切不可邋等“暴习”。教学如果只是一味追求进度，那么就会“其进锐者退速”。
唐代王通认为求学必量其力，不可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他说：“君子不责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他还说：“通其变，天下无弊法；执其方，天下无善教”。“方”即“不变”，是指时间、地点、条件、对象变化了，而教学方法并不随之改变，那么就不会有“善教”。唐朝的孔颖十分推崇因材施教。他说：“师当随材而与之，博学者不甚推仰其义而教之。”“若年长而聪明者，则教以大事而多与之；若年幼而顽钝者，当教以小事又与之少。”
学而不厌，严于律己。西汉董仲舒主张教师应该养成严于律己和宽以待人的德行。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他还说：“强勉行道，则德日起而大有功”。西汉杨雄也认为：“学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誉以崇之，不倦以终之，可谓好学也己矣”。他还说：“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无憞之有？”
东汉时期的王充对教师的严于律己有自己的体会。他说：“常言人长，命言人短。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游必择友，不好苟交。忧德之不来，不患爵之不尊。”魏晋南北朝事时期的颜之推也说：“为善则预，为恶则去，不欲党人非义之事也。”“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也。”唐代柳宗元对教师的要求是严格的，认为师是不易求得的，他多次拒绝别人请他为师的要求，说“仆道不笃，业甚浅近”，或说“不足为”“慎而不为”等。
3．宋元明清时期的教师质量观
宋元时期的教育在我国古代教育发展历程中占有重要地位。宋朝确立了“兴文教”的政策，尊孔崇儒，重用士人，涌现出了一大批有重要影响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如王安石、朱熹、陈亮、叶适等。明初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大力发展学校教育事业，使教师教育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清初至鸦片战争前，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末期，正孕育着近代教育的萌芽，教师质量的内涵随之产生新的发展，如要求培养“实才实德之士”，重视学习包括自然科技知识、军事知识和技能在内的经世致用之学，强调“学贵实行”、“学贵适用”、“习行”等联系实际的教育主张，从而对教师有了更高的要求，推动了教师质量的提高。
以身作则，万世师表。宋代张载认为道德知识和道德行为是不可分割的。道德修养“不可徒养”，还要有“行”。他在任地方长官时，“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用自己的行为向人民宣扬如何养老事长和教育子弟。
明末清初王夫之认为“以身作则”对教师十分重要，他说：“立教有本，躬行为起化之原；谨教有术，正道为渐摹之益。”“师弟子者以道相交而为人伦。故言必正言，行必正行，教必正教，相扶以正。”
因材施教，循序渐进。宋代张载十分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教人难，必尽人之材，乃不误人。”若教人“不尽材，不顾安，不由诚，皆是施之妄也。”他还说：“教人者必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当知谁可先传此，谁将后传此”。“知至学之难易，知德也；知其美恶，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问同而答异以此。”
明代王守仁认为人的资质是不同的，施教须“随人分限所及”，因人而异，不可躐等；人的才能也互不相同，他说：“人的资质不同，施教不可躐等，中人以下的人，便与他说性说命他也不省得，也须慢慢琢磨他起来。”明末清初王夫之也主张因材施教，他说：“教思之无穷也，必知其人德性之长而利导之，必知其人气质之偏而变化之”。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宋代程颢、程颐认为：“学者求有益，须是日新”。求学穷道，既须好学不懈，又须求新立异，不可墨守成规。若“懈心一生，便是自暴自弃。”朱熹则说：“人而不学，则无以知其所当知之理，无以能其所当为之事。学而不习，则虽知其理，能其事，然亦声涩危殆，而不能以自安。习而不时，虽曰习之而其功夫间断，一暴十寒，终不足以成其习之功矣”。他认为那种只知机械地重复旧闻而不能触类旁通的人，是不能当教师的。所以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足以为人师”。
明末清初王夫之主张教师必须有丰富的知识，他说：“夫欲使人能悉知之，能决信之，能率行之，必昭昭然知其当然，知其所以然，由来不昧而条理不迷。贤者于此，必先穷理格物以致其知，本末精粗然具著于心目，然后垂之为教，随人之深浅而使之率喻于道，所以遵其教，听其言，皆去所疑，而可以见于行。”由此可见，要求教师“学而不厌”，通古知今，博源精深。
以上是笔者从纵向上对我国古代各个时期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关于教师质量观的总结。他们虽然处于不同的时代，但对待教师的看法却有诸多共通之处。“以身作则”、“因材施教”、“学而不厌”、“严于律己”等，均是我国教师的优良传统。这对当前我国教师质量的提高，仍有借鉴意义。所以，研究我国古代思想家、教育家的教师质量观，有助于我们传承这一宝贵的教育文化传统，并结合实践创新，将其发扬光大。
（来源：《湘潮》（下半月）2007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