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导读：1992年9月，乔治·索罗斯赢得了他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赌注——在1992年9月16日短短一夜时间里，他赚了9.58亿美元！有人说这是人类金融史上最大的一笔赌注，这次豪赌的成功使索罗斯得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投资家”的称号。
本章将会截取欧洲货币一体化历史进程中这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来介绍一下这位令各国中央银行胆战心惊的“大鳄”的成名战役。来看一下索罗斯是如何利用他独特的投资哲学令英镑贬值，令运行了近三百年的英格兰银行辉煌不再。
战争前的“平衡”
英镑危机可以说是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由于体制运行中出现的机制及政治因素，使得本来运行良好的汇率机制出现了裂缝，于是被国际游资大炒了一把。研究英镑危机不得不涉及到整个欧洲一体化进程，由于本章主要是介绍英镑危机，且英镑危机中最核心的是汇率问题，所以本章节只是叙述了危机发生时的欧洲汇率机制演变情况（关于欧洲经济一体化及汇率机制的细节性问题的问题，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有详细叙述）。
从“蛇形汇率”制度到欧洲汇率机制
二战以后，欧洲各国开始重建自己千疮百孔的家园，并且意识到随着英、法、德世界霸主地位的被取代，欧洲需要联合起来，同各建立新的政治经济秩序来保持自己在世界上的话语权。在这一诉求下，20世纪50年代，法、德、意、荷、卢森堡和比利时六国先后建立了“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并于1965年4月8日合并，对外统称“欧洲经济共同体”。随着该联盟的不断发展，成员国逐渐增多，并于1993年随着《马约》的生效更名为我们现在所熟悉的“欧盟”。
欧共体的核心目标是促进成员国经济的发展，要实现这一目标，保证成员国之间稳定的汇率则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建立一个货币联盟则成为一个必然的历史选择。其实1950年“欧洲支付同盟”的建立就标志着欧洲货币联盟进程的开始，该同盟于1958年被“欧洲货币协定”取代。但是这一阶段该同盟主要是为了促进战后成员国的经济恢复，并没有对欧洲货币一体化提出具体的设想。真正把同一欧洲货币提上日程则是到了“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之后。1969年1月共同体首脑会议提出，把建立以统一货币为中心的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作为一项重要目标，并分阶段实施。同年12月，欧共体首次提出了建立欧洲经济和货币联盟（EMU）的构想，以及从20世纪70年代起分3个阶段完成欧洲经货联盟的目标。1970年，卢森堡首相皮埃尔·魏尔纳受欧共体委托起草欧共体经济货币联盟计划，同年10月，魏尔纳研究小组提交了以其命名的《魏尔纳报告》，主张10年分三阶段建成欧洲经济货币联盟。但由于不断恶化的美元危机，布雷顿森林国际货币体系崩溃，以及当时比较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魏尔纳计划》被迫搁浅。
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创设的“蛇形汇率”制度在当时不稳定的环境下运行相对良好，并一直维持到1979年欧洲汇率机制形成。该形式的汇率制度最早出现在1971年，当时为了应对美元危机，欧洲共同体采取了缩小区域内货币变动幅度的措施。1972年4月共同体通过签订欧洲共同波幅协议，将成员国汇率波动幅度由先前的4.5%缩小至2.25%。并且规定，如果6国中任何一个国家货币波幅超过2.25%，那么6国央行将采取一致行动干预该国货币，以此保证6国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和相对稳定。另外，在1971年的“史密森协议”中已经规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对美元的浮动幅度定位4.5%。这样一来，欧共体国家的汇率内部保持一个上下1.125%的波动幅度，而与美元在上下2.25%区间内浮动，就好像一条直径为2.25%的蛇，在2.5%—4.5%之间蜿蜒前行，所以被称为“蛇形汇率”制度。
1973年3月，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各国开始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欧共体国家转而实行共同浮动汇率制度，即成员国之间仍保持固定汇率，但是与美元之间采用浮动汇率制，因此也被称为“水中之蛇汇率制”。当年4月，成员国有建立了欧洲货币合作基金（EMCF），其职责主要是支持成员国在外汇市场上的干预活动，以促进汇率的稳定，管理成员国中央银行间的信贷，逐步集中成员国的外汇储备，并逐步发展为各成员国间的划拨结算中心。但是由于国内经济形势的压力相继有成员国退出该机制，法国就曾于1974年和1975年两次退出。以至于当时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发出“同一条蛇不可能复活两次”的感叹后，开始积极寻求新的联合汇率机制。
经过1977到1978年两年的商议，欧共体国家终于就建立欧洲货币体系达成了协议，并于1979年3月13日正式成立欧洲货币体系。该体系创建了欧洲货币单位——埃居（ECU），它是一种区域性一篮子货币，价值由构成货币篮子的货币加权而成。欧洲汇率机制就是建立在埃居的基础上，各参加国都规定本币与埃居的中心汇率，并以此来确定参加国彼此之间的货币汇率。各国货币汇率在规定的上下2.25%的幅度内浮动，否则就会遭到官方的干涉。如果某国汇率变动剧烈，官方干预有失败的话，就要调整中心汇率，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就多次对其调整过75。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欧共体成员国不断增加，加入欧洲货币体系的国家也不断增多，汇率的波动幅度也对一些国家放宽了，比如1990年经过17年讨价还价而加入的英国的波动幅度为上下6%。1992年9月，12个欧共体成员国参加了欧洲汇率机制，该机制良好的运作也推动了成员国的经济发展。
暗流涌动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
1992年2月7日，荷兰小镇马斯特里赫特。
欧共体十二国首脑就欧洲政治、经济和货币同盟的深化问题达成协议，正式签订了欧洲货币一体化的纲领性条约——《马斯特里赫特条约》（以下简称马约）。可以说马约对欧洲统一货币体系的建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它要求采取渐进和平行的办法使欧共体各国的货币一体化，其最终目标是在欧洲建立一个负责制定和执行欧共体货币政策的欧洲中央银行，并发行统一的欧洲货币。为此马约规定了欧共体（不久改称欧洲联盟）各成员国完成货币统一的三个阶段：1990年7月1日至1993年底为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强化欧洲汇率机制，实现欧共体内部资本的自由流通，真正实现统一市场；第二阶段从1994年1月至1996年底，建立欧洲货币局，协调欧共体各国的货币政策，为建立欧洲统一货币做准备；第三阶段计划最早从1997年最晚从1999年起，建立统一的欧洲货币（欧元），并把欧洲货币局升格为欧洲中央银行，为欧盟各国制订统一的货币政策。
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设想了一种货币联盟，但是进入这一联盟的门槛也是相当高的，即使现在看来这些标准也是相当难以达到的：成员国的通货膨胀率不得高于入盟前一年这三个最低国通胀平均数的1.5%，可见联盟对于价格稳定是相当重视的；从财政状况来说，一是规定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3%，二是政府债务不能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60%；一国的政府必须表明它们有能力使汇率的波动在两年内不突破规定的狭窄幅度，而且不得对其他任何一国货币贬值；在物价稳定的情况下，长期利率（以长期国债或类似的债券利率来衡量）在入盟前一年必须与运行最好的成员国相比相差不超过2%。
马约的签订显示了欧共体想通过建立一种单一货币来对抗美元的强烈愿望，但是这需要一个重要的前提：所有欧洲国家必须一致行动，在经济政策上密切合作，为了维护联盟的团结，在必要的时候一直乃至牺牲国家的利益。但是这对于当时的欧共体国家来是是不现实的，各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更为重要的是国家间的利益难以协调一致，导致各国的货币政策很难保持统一，没有一个国家愿意以牺牲本国利益为代价来维护整个欧洲汇率机制的稳定，即使当时欧共体的领袖——德国也不例外。正是因为这个缺陷，一旦构成欧洲汇率体系的某一“链条”出现松动，投机者便会乘虚而入，对这些松动的“链条”发起进攻，其他国际游资也会闻风而动，集中力量攻击薄弱环节，直到整个汇率机制被摧毁。
但是当时自认为强大的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考虑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即：欧洲货币的统一会进一步巩固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经济霸权，甚至使欧洲中央银行变成德国中央银行的代名词，伦敦将会失去欧洲金融中心的地位。这是欧洲昔日霸主不愿看到的结果，但是如果不加入货币联盟，就会面临被排除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之外，并最终被欧洲边缘化的风险。于是英国通过讨价还价获得不参加“马约”第三阶段的权利，即当欧元建立时，英镑仍然会存续下去。英国政府认为这样一方面可以参与到欧洲一体化过程中，另一方面仍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英国的这一做法对于当时日渐式微的英镑来说算是比较体面的，但事后的危机却将这点体面彻底粉碎。在马约签署之前，英镑就已经被严重高估，但英国已经加入了欧洲汇率机制，它的货币必须与马克等欧洲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并在一定范围之内浮动，英镑并不能随意地进行汇率调整。另一方面，如果英镑出现异常的贬值或升值，欧洲各国中央银行也负有干预外汇市场，稳定英镑汇率的义务。“马约”的签订又进一步强化了欧洲汇率机制，使英镑自由浮动的回旋余地更加狭小。所以，英国政府已经不可能通过英镑的主动贬值来刺激经济的发展，解救萧条中的英国工业76。
但是这些都没有引起英格兰银行的足够重视，它认为凭借自己运行近300年的国际地位，还没有哪一个冒失的投机者敢对其下手。但是，历史总是会导演一些意外，自称为“教皇的老板”的索罗斯却看到了当时貌似强大的英镑背后的虚弱，决定通过自己已经驾轻就熟的国际投机手段来给昔日霸主一点颜色。
“教皇老板”索罗斯
“我生来一贫如洗，但决不能死时仍旧贫困潦倒。”
——乔治·索罗斯
“我曾幻想自己是上帝，因为我在这个世界上取得了成功。”这是索罗斯自己对自己的评价，也反映出对自己能力的超级自信。外界对他的评价就更多了，而且也是毁誉参半：崇拜他的人称他为“金融奇才”、“资本舵手”、“最伟大的慈善家”等；受过其伤害的责咬牙切齿地称其为“金融杀手”、“该死的货币赌徒”。
客观地讲，索罗斯确实是金融投资领域的一个天才，他的一言一行确实能起到左右市场的作用。1993年《商业周刊》将其称为“可以改变市场的人”一点都不为过。而一名电视台记者的描述则更加形象：索罗斯投资于黄金，所以大家都认为应该投资黄金，于是黄金价格上涨；索罗斯写文章质疑德国马克的价值，于是马克汇价下跌；索罗斯投资于伦敦的房地产，那里原本低迷的房产价格在一夜之间得以扭转。索罗斯的一举一动，足以影响资本市场的变动。
自然而然地索罗斯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研究的对象，在谷歌上键入索罗斯三个字立即会出现612万条相关信息。本章将会介绍索罗斯的哲学思想及由此发展出来的独特投资哲学。
索罗斯的哲学理念
谈及索罗斯的哲学理念就不得不提及对其影响最大的卡尔·波普尔，他们两人之间“良师益友”的关系已经成为投资界的一段佳话，也成为人们研究索罗斯投资哲学的起点。在此我们有必要对波普尔的哲学观进行一下了解。
卡尔·波普尔是开放社会的斗士，其哲学思想是即所谓的“证伪主义”，其观点可概括为：第一，科学思考最基本的概念单位只能是暂时接受的科学假说，我们所称之为知识的东西，本质上永远是暂时的。“可能最重要的是，我们所能做的乃使证明一种理论较之另一种理论的优越性”；第二，科学理论不能“证实”，只能“证伪”，可证伪性是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标准；第三，反对归纳法，绝不能根据事实证明理论，除非用反驳和“否证”方法；第四，科学理论始终是假说或者推测，甚至极为成功地经过检验的理论，只不过是假说，是对真理的接近。他把人类的知识看成是由我们的理论、假说、猜想组成的，看成是我们智力活动的产物；第五，肯定形而上学的重要性，他认为科学理论如果未被否证，永远是假说或者猜想。
索罗斯完全同意波普尔的论点，并通过波普尔的“可证伪性”思想发展出自己的哲学信仰，即可谬误性。在一次接受朋友访谈中，他说：“我相信我的可谬误性，即我可能是犯错这一点。这句话对我的重要性，就如同‘我思故我在’这句话对法国哲学家迪卡尔的重要性一样。事实上，它的重要性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迪卡尔这句格言锁定的对象只限于思考的人，但是我的理论和整个居住的世界息息相关。我们做决定时，错误观念和误解影响我们参考的事件。人的可谬误性在所有人事上扮演的角色一如突变在生物学扮演的角色一样。这种观念对我而言之为重要。在我尚未能在别人身上发挥相同的影响力时，那我就没什么把握了。”
从这一理念出发，索罗斯得出一个“令全哲学界颇感震惊的”论点：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多多少少都有些片面或扭曲。他对此的解释是：“我的中心概念是人们对世界的理解本来就是颇感震完整的。有些状况是我们必须先行理解，而后才能做成某些决定，但事实上这些状况往往受到我们做决定时的影响。当人们参与某些事时，他们所怀着的期望本来就是回合这些事的实际情形不一致，只是有时差距很小，可以不必理会，但是有时差距很大，足以成为影响这些事件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之一。这不是很容易传达的一个概念。”
“我可以把这个中心概念归纳为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我们的理解欠完整。这句话虽然很简单，但却能完全表达这个概念的全部意思，原因是这句话表达的意思不仅仅是我们的理解欠周延，也表示我们要置身其中处理及要了解的现实，也都不完整。现实是一个不断完整在移动的目标，因为我们的理解是可以影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