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敏秋丨学术嬗变与书籍抄传：刘献廷《广阳杂记》抄刻本研究

书目文献2023-07-29 08:16:050阅

注：本文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肆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该刊为准。感谢周敏秋博士授权发布！

学术嬗变与书籍抄传：

刘献廷《广阳杂记》抄刻本研究

周敏秋

摘要：《广阳杂记》一书，自清代学者黄宗夏辑录其师刘献廷晚年的《日记》、《日知录》及读书札记成书后，百余年来皆以抄本流布。因其是刘献廷不可多见的传世著作，广涉经、史、子、集、小学、舆地、朝章典制诸领域，历来为学者所重视。近代以来，诸抄本、刻本锋出，形成纷纭繁杂、相互交错的抄刻系统。赵昱小山堂藏本为目前所知最早的抄本。杨凤苞藏抄本为戴望所得后，长留阁抄本、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赵之谦抄本，均据戴望所藏足本抄校，惟周星诒抄本最接近足本。功顺堂本据华东师大抄本校正删订后刊刻，成为最早的刻本；国学丛编社本则是最早的单行本。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幻与学术嬗变，学者各秉其政治、学术立场以评骘《广阳杂记》及其作者，俨然形成考据派与实学派两种不同评价体系，且在抄传时任意删削，导致《广阳杂记》在漫长的抄传过程中形成存目悬殊的不同版本。书中所载为修史而抄录的材料，亦因诸抄刻本多所刊落，遂令刘献廷著史之鸿志长期被湮没而无闻。

关键词：刘献廷；《广阳杂记》；抄本；书籍史；学术思想

清初鸿儒刘献廷（1648-1695，字继庄）著思极富，因其以明遗民自居，生平行事隐秘，鲜为人知；其所著作，可考者凡二十种，亦多亡佚。全祖望广为搜求，所见仅一杂乱无序的《广阳杂记》而已，故其为刘献廷撰传时，每每掷笔兴叹：“诸公著述，皆流布海内，而继庄之书，独不甚传，因求之几二十年不可得。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盖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呜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将沦于狐貉之口，可不惧哉！”[1]后人“欲研究刘氏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莫不感到材料方面太枯窘，太贫乏”[2]。《广阳杂记》一书，自抄传以来，学界对其评价集中在编纂体例和正文内容两方面。《广阳杂记》并非刘献廷亲笔手定之作，而是门人黄宗夏在老师病逝后，辑纂献廷遗书而成。因此，自清儒赵烈文说其“体例不纯”、[3]李慈铭评其“杂糅无序”[4]以来，学界皆认为此书在编纂体例上存在体例芜杂、词目无序的问题。综观诸抄刻本，《广阳杂记》的编纂体例诚如清儒所说，故其为学界共识，至今无异议。尽管如此，《广阳杂记》因是刘献廷不可多见的传世著作，且内容包罗万象，广涉经、史、子、集、小学、舆地、朝章典制诸领域，故长期以来为学者所重视，成为研究刘献廷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的唯一依据。然而，《广雅杂记》在抄传的百余年间，屡经删订，已非原本面目；其辑录与传抄情况，长期以来亦不为人所知。晚清民国时期，随着中国社会的政治变幻与学术嬗变，学者在抄传《广阳杂记》时，任意删削，导致《广阳杂记》在漫长的抄传过程中形成存目悬殊的不同版本；而学者各秉其政治、学术立场以评骘《广阳杂记》及其作者，由此产生种种误读与误解，影响至今未替。本文重在解决两大问题：一者，根据《广阳杂记》十余种抄刻本，从书籍史的角度梳理其抄传源流；二者，通过比较几种重要抄刻本的词目删存情况，探求诸家的去取标准，以见学术嬗变对《广阳杂记》一书抄传的影响。

一、《广阳杂记》的抄刻与流传

（一）小山堂藏抄本

全祖望（1705-1755）在《刘继庄传》中，自陈搜求刘献廷著作近二十年，“近始得见其《广阳杂记》于杭之赵氏”。杭之赵氏，即杭州藏书家赵昱。赵昱（1689-1747），字功千，号谷林，清代著名藏书家，藏书之所名小山堂。“其藏书之富，几埒秘省。与吴焯等人友善，互相传抄所藏，以三十年之力，爬梳书库，聚异书数万卷”[5]，为浙江文献大宗。赵昱之子赵一清，“好藏书甚于其父，能昌其家学”，常借抄天一阁范氏、小玲珑馆马氏、绣谷亭吴氏所藏善本，“从学于全祖望，精鉴别，勤校勘，尤精舆地考据之学”。[6]小山堂藏书，“得之江南储藏家者多”[7]，且源流颇可稽考。叶昌炽《藏书纪事》卷五引《碧溪诗话》说：“谷林先生同时吴尺凫亦好藏书。每得一异书，彼此必抄存，互为校勘数过，识其卷首。小山书画印，牙章精篆，神采可爱。先生卒后，悉载归广陵马氏。比部鱼亭与先生为僚婿，尽借其善本，录副以藏。”吴焯（1676-1733），字尺凫，号绣谷，钱塘人，“喜聚书，凡宋雕元椠与旧家善本，若饥渴之于饮食，求必犹而后已”，与同郡赵昱为挚交，每得一书，彼此抄存。赵昱尝追忆道：“绣谷藏书颇矜惜，不轻借人，独许予抄。予所藏多绣谷亭本。予偶得善册，先生见之亦必取以勘定。”[8]比部鱼亭，即汪宪（1721-1771），字千陂，号鱼亭，浙江杭州人，性耽蓄书，亦为清代著名藏书家。全祖望于晚明遗老，表彰不遗余力，搜访刘献廷著作，“渔猎于范氏天一阁、赵氏小山堂、马氏丛书楼者殆遍”[9]，几二十年而不得，盖因刘氏遗书以抄本流传，秘藏于藏书家之手，外人不易知见。其忽然获睹《广阳杂记》于赵氏小山堂，颇疑小山堂藏本录自吴焯抄藏本。惜赵氏后因家业中落，所有藏书早经散失，莫可稽考，《小山堂书目》、《小山堂藏书目录备览》亦皆亡佚，其所藏《广阳杂记》抄本，情况未详，下落不明，以致后来所见抄本，多未能详其出自何处。然赵昱小山堂藏本为目前所知最早抄本，后来抄传之本殆源出于此。

（二）杨凤苞抄本

杨凤苞所藏《广阳杂记》抄本，详情未悉。据周星诒自称，其《广阳杂记》抄本乃同治四年借戴望所藏本抄录，而戴望“原本得之其乡先生杨传九”（参下周星诒抄本）。[10]是戴望所藏五卷足本，为杨传九旧藏（参下戴望藏足本）。杨传九即杨凤苞（1754-1816），“先生名凤苞，字传九，号秋室，又号萸沜，自称小玲珑山樵，晚号西圃老人。归安学廪生，世家乌程之南浔镇，早工词章，以西湖秋柳词知名，后务为证经榷史之学，尤留心明季遗事。……先生之文，多记明季遗事及乡里掌故，其源出于史家者流，博不及全谢山，而精过之。其诗囊括唐宋，沉博高卓，求之近人，可与彭千亭氏抗衡。徒以终老一矜，足迹不出家巷，同时交游，既或攘刻其诗，攷证诸文，又半为门下士所干没，致令一时绝学不能与镇洋、鄞县齐名，良可慨也。”[11]著有《秋室集》传世。刘献廷以明遗民自处，其《广阳杂记》多记明季遗事，杨凤苞晚年留心明季遗事[12]，故甫一见及，辄为之抄藏。其旧抄流出后，为戴望所得。

（三）陶樑藏抄本

陶樑（1772-1857），字凫芗、凫香，长洲人。嘉庆十三年（1808年）进士，咸丰初年，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少壮之日，即以文章名天下，尤精于词”[13]，所著《红豆树馆词》，名播词坛。陶氏富藏书画，精于鉴赏，尝自陈道：“服官中外垂三十年，公务之暇，留心翰墨，先后收藏唐宋元明及国朝诸名家书画真迹，不下三百余种。”[14]所辑《国朝畿辅诗传》，收入刘献廷诗十二首，录自沈德潜《国朝诗别裁集》而删其评语。[15]陶樑与潘曾绶（1810-1883）同在直隶为官，两家交往甚善。潘祖荫《广阳杂记跋》称：“余旧有一本，得于陶凫香丈，咸丰庚申失之矣。”[16]是陶樑以所藏抄本赠潘祖荫，惜其于1860年庚申之变中亡佚。

（四）戴望所藏足本

戴望（1837-1873），字子高，德清人。少从乌程程可大治朴学，生平“学凡三变，始好为辞章，继读博野颜氏元之书，则求颜氏学，最后至苏州谒陈先生奂，而请业焉。通知声音训诂经师家法，复从宋先生翔凤授公羊春秋，遂揅精覃思，嫥志治经。君之学几有成矣，而庚申之乱作。君乃奉母避城南东林山，久之大困，无所得食。有戚官闽中，母数命先生往，不获已。辛酉入闽”[17]，同治壬戌自闽归。同治四年（1865），曾国藩延之入金陵书局校书，十二年（1873）病卒。戴望晚年，“喜诵姜斋、亭林遗书，以发扬幽潜为己任。于明儒书刊禁目者，博采旁收，只字片言，珍若拱璧（如《广阳杂记》、《熊经略奏疏》之类），谓覩其遗物，辄悠然有故国之思。尤留心明末野史，获书数十种，拟网罗散失，辑为《明史》一书（盖以近世所辑明季史书，无一直笔，无一信史，故发愤而为此书），惜有志未逮，仅成《记蔡氏二烈士》数篇。盖先生睠怀胜国，有明季遗民之风。”[18]戴望对乡贤杨凤苞的道德学问极表敬佩，杨氏《秋室集》由陆心源纂刻后，戴望又广为传播。[19]戴望所藏《广阳杂记》抄本，为杨凤苞旧藏，潘祖荫说：“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书仍五卷。”[20]周星诒亦说：“子高原本，得之其乡先生杨传九。”戴震校书金陵书局期间，欲将《广阳杂记》刊行传世，惜事未成而卒。然此后诸抄本，皆以戴望藏抄本为祖本。据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凌伯叟校语，伯叟据戴氏所藏“原本”校勘，然按其校语，知戴氏所藏足本，文字已有漶漫，而校勘未精，故讹误不少[21]。稽考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皆有周学汝（1809-1861）、姚谌（1835-1864）校语，当抄自戴望藏本，以此知戴氏足本尝经周、姚二人校勘[22]。其后抄传之本，虽经精校，讹误渐少，然任意删削，以致戴氏所藏足本反而湮没不传。

（五）周星诒抄本

庚申之乱起，戴望于道光辛酉（1861年）入闽，同治壬戌（1862年）自闽归。寓闽期间，戴望寓居周星诒（1833-1904，字季贶）家[23]，论学议政，相得甚欢。俞樾《五周先生集序》载：“季贶太守宦游闽中，余有表姪戴子高茂才，主其家，极相得。与余屡言，季贶负才名，有奇气，所为诗词，高出侪辈；又喜收藏金石书籍字画，手自校阅，精审绝伦。子高落落少许可，而心折季贶如此。”[24]据周星诒校记，其《广阳杂记》抄本二册，“同治乙丑正月（1865年），借戴子高藏本录”[25]。王源《刘处士墓表》居首，全祖望《刘继庄传》次之，后为正文五卷。半页十一行，行二十四字。《刘继庄传》文末及各卷卷末皆有周氏校语，记其校刊事状与起迄时间。封面书名篆书“广阳襍记”，书名左侧有莫棠[26]（1865-1929）跋语八行，略云：“《广阳杂记》皆写本，流传亦不甚多。光绪甲申，潘文勤始刊于功顺堂，颇有舛譌。此本乃吾友周季贶太守同治初所抄校，眉端朱笔及每册后题记，皆其手迹也。太守宦闽以公罢官，其坐系累岁不解，藏书数万卷，悉归吴县蒋香生铁花馆。蒋死，遂分散吴越间。是书旧有墨笔，'藻案’云云即其人也。……庚申四月（1920年），见此于秣陵，重是亡友故物，亟买入行箧。棠。”[27]光绪二年（1876年），周氏因“蚊子船案”，被弹劾革职，追缴巨金，系狱论斩。友人蒋凤藻[28]（1845-1908）时为福宁知府，以三千金资助，周氏得以发遣军台，免于死罪。其后，周氏以所藏书籍，尽售蒋氏铁华馆，《广阳杂记》抄本赫然在列。周氏家抄本，乃据戴望旧藏足本抄校，目前所知诸抄本，以此最接近足本。[29]是抄有周学汝、姚谌、周星诒、蒋凤藻校语。因足本文字颇漶漫，卷三又为草书，识别颇难，故周氏抄本亦有未能校正者。据所钤“诒印”、“祥符周氏瑞瓜堂图书”、“周星诒印”、“齐燕铭玺”、“南京图书馆藏”诸印与莫棠跋、印，知蒋凤藻藏本散出后，为莫棠所得，复又归齐燕铭所有。书经多手[30]，今藏南京图书馆。《续修四库全书》据之影印收录。

（六）长留阁抄本

五卷，四册，德清戴氏长留阁抄本。[31]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单栏，版心白口，下记“长留阁正本德清戴氏”。首王源《刘处士墓表》，次全祖望《刘继庄传》，次为《广阳杂记》正文。正文避清讳，奕、玄、止、弘、历、宁诸字均缺笔或改字。首页《刘处士墓表》、卷二、卷三、卷四右上角均钤有“天放楼”朱文方篆印，《刘处士墓表》右下角钤有“国立中央图书馆收藏”朱文长方篆印，正文卷一、卷二、卷三、卷五末均钤有“阳湖赵烈文字惠父号能静侨于海虞筑天放楼收庪文翰之记”朱文长方印。卷二末有戴望篆书题识一则：“戊辰三月（1868年），命史抄成此册。望记于秣陵客舍。”卷一前页有张瑛题记一则：“曩在金陵书局，德清戴子高以此书赠余，属为刊行。慙负诺责，因循未果，今子高已殁，不胜宿草之感。其中硃圈者，系与吴门丁泳之同参订。无圈拟删。光绪六年岁在庚辰九月既望（1880年），常熟张瑛识。”题名“刘处士墓表”右侧，有赵烈文[32](1832-1893)题识两行：“此孤本也，后人珍之。光绪七年七月（1881年），得此于友人张纯卿瑛。四本。天放楼记。”卷五末复有赵氏题识一则：“光绪己卯（1879年），借观于虞椒张纯卿处。辛巳孟秋（1881年），为售友人某君不果，因自得之。消暑黛语楼重读一过，书虽体例不纯，而遇事必书，不愧好学多闻之君子，惜其无成书可见，仅存随笔一种，犹若存若没于绝续之间，可悲也已。能静并记。”题识所说与赵氏《能静居日记》所载吻合[33]。观此可知，长留阁抄本乃戴望于1868年三月命抄胥据足本抄录而成，非原抄足本。校书金陵书局时，张瑛尝借戴望所藏足本付丹亭抄录（参上海图书馆藏抄本）。长留阁抄本既成，戴望转赠张瑛[34]（1823-1907），嘱为刊行。张瑛邀友人丁士涵共同参订，拟分词目为硃圈与无圈二类，硃圈者存，无圈者删。校订既毕，未能刊刻。1881年，张瑛迫于生计，欲因赵烈文而售此本于友人，其事不果。张烈文“访求此书不下二、三十年，今始见之”[35]，乃自得之。长留阁抄本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

（七）上海图书馆藏抄本

五卷，五册。卷一、卷二，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楷书，笔迹同出一手。卷三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行楷。卷四、卷五，半页十行，行二十字，楷书，笔迹亦同出一手。校语分朱、墨两色，俱出赵伯叟之手。卷一、卷二为墨笔；卷三、卷四、卷五兼杂朱墨，考其顺序，则墨笔在前，朱笔在后。若然，则伯叟似先校以墨笔，复据戴望所藏足本朱校。[36]又周学汝、姚谌之墨笔校语，应是伯叟录自戴望所藏足本。是抄卷三、四、五均有伯叟朱笔校记。第三册卷三扉页校记说：“元卿从子高假《广阳襍记》，付丹亭抄。抄未半，子高索去，元卿亦返越台。此其所抄之弟三卷，于敝簏中检出。度元卿归，必重假子高本续成。为缀次如左，因得展观，眼福良不浅也。戊辰四月望（按：1868年），伯叟记。”[37]元卿即张瑛，丹亭未详何人。长留阁抄本张瑛题识载：“曩在金陵书局，德清戴子高以此书赠余，属为刊行。”据此可知，上海图书馆抄本乃张瑛分次借戴望藏足本抄录，复经凌伯叟据戴氏原本纂校、增补[38]而成，自戊辰四月十六至十月十三日校毕。戊辰为同治七年，则其抄录当在同治四年（1865）戴望入金陵书局校书之后、同治七年四月（1868年）之前。

（八）丁士涵抄本

丁士涵（1828-1894[39]），字泳之，江苏元和人。同治九年举人，师从陈奂，精通小学。陈奂《师友渊源记》载，丁士涵父月波先生，“喜名人墨宝，不惜重资，必购得焉；而永之独嗜经籍，藏书亦富”。[40]上述张瑛曾邀丁士涵共同参订长留阁抄本，丁士涵抄本或于此时传录。功顺堂本尝以丁氏抄本参校，叶昌炽《甲申日记》载：“早晨到馆，致丁泳之丈书，借《广阳杂记》两册，较赵本多删节处，非足本也。惟有王崑绳所撰《墓表》一篇可补。”[41]赵本，指赵之谦据戴望藏足本所传抄本（参下文）。丁士涵抄本，乃据长留阁本抄录，且补入王源《刘处士墓表》。潘祖荫《广阳杂记跋》说：“刘继庄氏《广阳杂记》，旧题门人黄曰瑚辑者，皆删本。德清戴子高藏有足本，书仍五卷，视删本多十之三四（删本二、三两卷合为二卷，四、五两卷合为三卷），节次颇不尽同。书中亦间有曰瑚按语。”[42]所谓删节本，即指丁氏抄本。潘氏又说：“然亦有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又删本录医方极多，而足本仅寥寥数则，殊不可解，岂足本又经人删节耶？”然邓实比较其据丁抄传录之本与潘刻本后指出，丁士涵抄本与潘刻本“节次相同，惟字句间偶有一二稍异而已”[43]，并无潘氏所谓“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的情况。

（九）赵之谦抄本

赵之谦（1829-1884），字益甫、撝叔，号冷君、悲盦、无闷，浙江会稽（今绍兴）人。清代著名篆刻家、书画家，家藏秘籍甚富，著有《补寰宇访碑记》等。赵之谦与戴望、潘祖荫相友善，尝为潘祖荫搜罗善本书籍，为戴望搜求颜李学派著作。戴望纂辑《颜氏学记》，得力于赵氏最多。戴望殁后，赵之谦为其《谪麐集》作序。据张小庄统计，赵氏为潘祖荫、戴望、周星诒制作印章甚多。[44]叶昌炽《甲申日记》说：“《广阳杂记》，刘献廷继庄撰，抄本，两巨册，十四万字有奇，约需工价英饼一百九十元。《杂记》，赵撝叔传录本。”[45]潘祖荫《广阳杂记跋》也说：“此本乃赵撝叔所诒得之子高者。”是赵之谦抄本，乃据戴望所藏足本抄录（参下文），后赠与潘氏。潘氏以赵之谦抄本为底本，参校丁士涵抄本，刊刻《广阳杂记》，是为功顺堂本。

（十）华东师大藏抄本

半页十行，行二十四字。今存五册。册一凡121则，自卷三（99）“母家，今去矣”至卷四（24）“采石矶有然犀亭……非好学深思”；册二凡83则，上接卷四（24），至卷四（107）；册三凡八一则，自卷四（108）至卷五（9）；册四凡127则，卷五（10）至（136）；册五凡88则，卷五（137）至（224）。每册首、末页均钤以“国立宝库文学图珍藏”朱文长方篆印。朱笔校语，或字上朱点，旁书朱文；或径书天头；涉及文字校勘、词目区隔、避讳格式改易诸端，则贴以浮签说明。华东师大抄本，因阙卷三（99）以前内容，无收藏、抄校者姓名、钤印，未审出于何人之手。稽考卷五词目上戳印的校语，作“疑耀卷”几、“卷”几、“删”者，皆为张萱《疑耀》原文。据潘祖荫跋语“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与叶昌炽所“校《广阳杂记》样本，其第五卷多袭《疑耀》语”[46]，可断定功顺堂本实据华东师大抄本校正删订后刊刻，其校语当出自叶昌炽之手。统计卷三、卷四、卷五今存词目数量，皆与周星诒抄本相同（见表二），知其是据戴望所藏足本传录无疑。因此，华东师大藏抄本当是叶昌炽所校之样本，功顺堂本实据此校正删订。

（十一）功顺堂丛书本

五卷，四册。清光绪十年（1884年）吴县潘氏刻本。封面书名两侧，钤有“昌炽”、“颂鲁”、“鞠裳手校”三枚篆印。首《刘处士墓表》，次《刘继庄传》，次正文，潘祖荫跋殿后。正文避清讳，如“弘”字作“宏”、“玄”作“元”；每逢“上”字，另行书写，“本朝”、“朝廷”、“清”、“旨”诸字，前空二字格。半页九行，行二十二字。单鱼尾、黑口、四周单边，上下粗线。叶昌炽说：“《广阳杂记》，刘献廷继庄撰，抄本，两巨册，十四万字有奇……赵撝叔传录本。”潘祖荫跋亦说：“此本乃赵撝叔所诒得之子高者，属叶鞫常先生以丁泳之本校之，增墓志一篇，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47]是潘刻本《广阳杂记》，乃以赵之谦所赠据戴望旧藏传录本为底本、丁士涵抄本为参校本。任校勘之役者为叶昌炽[48](1849—1931)，《缘督庐日记》甲申（1884年）闰五月十六日至七月廿八日载其事[49]。潘氏以卷五掇拾抄录《疑耀》之词目，为门人误羼入者，故删去。实则《功顺堂丛书》本卷一、卷五皆有删节，而罗正钧误读潘跋，乃有“近吴县潘氏刻《杂记》足本，校以丁泳之本”[50]之说。

功顺堂本印行，《广阳杂记》自此始有刻本。定州王氏谦德堂《畿辅丛书》据之收录[51]。民国初期，上海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以功顺堂本在前，故据以排印；上海进步书局《笔记小说大观》、上海文明书局《清代笔记丛刊》亦据功顺堂本石印。

（十二）国粹丛编社本

五卷，上下二册，光绪戊申（1908）十月国学保存会印行，国粹丛编社发行。是本以邓实录自丁士涵的抄本为底本，经黄节以功顺堂本参校后，付梓刊行。邓实自陈本末说：“此本予丙午秋（1906年），抄之杭州丁氏，以视潘刻本，节次相同，惟字句间偶有一二稍异而已。丁未春（1907年），以示予友黄君晦闻，为受校刊之，并附潘跋于后。潘刻本在《功顺堂丛书》中，购者颇不便。此单行本，流传较易，继庄之学，当日昌也。”[52]《广阳杂记》自此始有单行本。然先连载于《国粹丛编》，后刊行单行本，较潘刻本多邓实跋。

表一：《国粹丛编》分期连载《广阳杂记》表

（说明：此表据《国粹丛编》制作，1908年连载者为国学保存会刊，其中，卷三与1907年有重出。）

钱玄同曾说：“惟独刘氏，自王崑绳与全谢山以后，除戴子高、赵撝叔、潘伯寅三数人外，未必有什么人知道他了。”[53]其说可商，然于王、全、潘三人之外，提出戴、赵二氏，则为他人所未曾言及。

综观诸抄刻本，自清初黄宗夏辑录刘献廷遗著成书后，至晚清、民国间诸抄本、刻本纷出，《广阳杂记》原本，详情已不可知。赵昱小山堂藏本为目前所知最早抄本。杨凤苞藏抄本为戴望所得后，诸抄本皆以戴望藏本为祖本。长留阁抄本、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赵之谦抄本，均据戴望所藏抄本抄校。长留阁抄本为戴望写样待刻稿，且经张瑛、丁士涵二人参校，硃圈者存，无圈者删；丁士涵抄本即据长留阁抄本传录。周星诒抄本，复据功顺堂刻本校勘，蒋凤藻为之校正亦不少。功顺堂刻本，以赵之谦抄本为底本，以丁士涵抄本参校，任校勘之役者为叶昌炽；其校订之稿，即华东师大藏抄本。功顺堂本实据华东师大抄本校正删订后刊刻。国粹丛编社本则抄自丁士涵本，复校以功顺堂刻本。《广阳杂记》屡经删削，惟周星诒抄本最接近戴望所藏足本，其余诸本或残缺不全，或任意删节，皆非足本。为便览之故，试将《广阳杂记》二百余年之传抄源流，图示如下。

图一：刘献廷《广阳杂记》传抄源流图

二、学术嬗变与《广阳杂记》的传抄

《广阳杂记》诸抄本，因其任意删削，故词目存录数量各自不同。比较诸本词目的删存，可知其去取的标准，实与近代学术嬗变紧密相关。戴望所藏足本湮没不传，赵之谦抄本亦不知所踪，要了解诸本存目情况，惟有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抄本、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与功顺堂本五种。

（一）政治与学术：诸抄刻本存录的词目及其去取标准

据统计，周星诒抄本存录词目最多，共计1105则，其中卷一计335则，卷二计172则，卷三计195则，卷四计179则，卷五计224则。其次为上海图书馆抄本，存目共976则，卷一计298则（合并者7则），卷二计165则，卷三计191则（合并者4则），卷四计176则（合并者3则，一分为二者1则），卷五计146则（合并者1则）。其次长留阁抄本，词目共存964则，无圈拟删者凡405则，卷一计191则，卷二计57则，卷三计60则，卷四计46则，卷五计51则；硃圈拟存者凡559则，卷一计101则，卷二计99则，卷三计129则，卷四计133则，卷五计97则。华东师大抄本今存词目凡500则，其中卷三计97则，卷四计179则，卷五计224则。功顺堂本存录词目凡960则，其中卷一计311则（合并者2则），卷二计173则（合并者1则），卷三计191则（合并者4则），卷四计171则（合并者8则），卷五计114则（合并者1则）。表示如下：

表二：《广阳杂记》诸抄刻本存录词目数量表

（说明：词目数量皆以重排后计算；括号内数字，正数为两目合并为一则之数，负数为词目一分为二之数，二者均已按词目重排后计入，无重复计算。）

若以周星诒抄本为参照，则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功顺堂本均存在阙录、拟存、拟删三种情况。以卷五为例，长留阁抄本阙目76则中，华东师大抄本拟存、功顺堂本存者20则；华师大朱点拟存、功顺堂本删者23则；华师大本拟删、功顺堂删者33则。（按：卷五功顺堂本较长留阁多20则。）长留阁抄本拟存者97则中，华东师大本拟删、功顺堂本卒删者40则：华东师大抄本拟存，而功顺堂卒删者2则。（按：功顺堂本收录长留阁拟存词目仅55则。）长留阁抄本卷五拟删者51则中，华东师大抄本拟存、功顺堂本卒存者38则。（按：长留阁抄本卷五有11则未收入功顺堂本。）

周星诒抄本、上图抄本、长留阁抄本、华东师大抄本，皆同出戴望藏足本，而诸本的词目存录，相差竟如此悬殊。据华东师大抄本删订而成的功顺堂本，卷五词目共93则，较之长留阁抄本148则已少55则，而与周星诒抄本相差几近一倍。由此不得不问，近代诸家抄本对词目的删存去取，是否有其标准？如有，则其标准如何？

潘祖荫最先指出，《广阳杂记》有足本与删节本两种类型，内容皆为五卷，“然亦有删本有之，而足本转不载者。又删本录医方极多，而足本仅寥寥数则，殊不可解。岂足本又经人删节耶？”其说之非，辩驳见前。置此勿论，则罗常培据潘说而提出《广阳杂记》流传至今不知经过几度删削的说法[54]，并非无理。潘氏推测其因说，“盖继庄此书，初亦随手札记，未有定本，后人传写，或详或略”，绝无标准，“遂多同异”，故“悉心求之，当以足本为善”。然其刊刻功顺堂本时，却不遵守“以足本为善”的标准，而将卷五的词目删削甚多。至于凡“其掇拾《疑耀》一卷，疑门人误羼入者，则删之”的作法，似乎才是取舍的标准。

张瑛与丁士涵校订戴望的长留阁抄本时，虽分存录与拟删两类，但并未明确提出其删存的标准。细考张、丁二氏拟删的词目，一为字句狂悖，词语讥讽，触犯时忌者；二者为刘献廷游记见闻之悖乎常理；三为考证未能翔实精密之文。乾嘉以降，学术精密，迥乎前贤，治经考史，实事求是，故二氏于此等不雅驯之文，多视为无稽之谈，其考据未精之文与犯禁之语，亦皆拟刊落。

诸抄刻本中，明确提出删削标准的是周星诒。周氏抄本《广阳杂记》卷五末跋语说：“此卷考证，故讹舛极多，可删也。”周星诒指出，刘献廷本卷涉及考据之词目，考证未精，讹舛极多，宜刊落不录。同时的李慈铭亦说：“《广阳杂记》……多记残明佚事及国初官制，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55]与李慈铭的苛评不同，赵烈文认为，《广阳杂记》“国初佚事颇多，吴三桂、王辅臣、郑成功皆有所记。参以本朝兵饷等旧制，间及经籍。……虽甚奇异可喜，尚觉其芜杂。盖后人为之结集，非其手稿，故不能精当也。”[56]所论颇中肯綮。

潘祖荫功顺堂本，拟将抄录张萱《疑耀》的词目悉数刊落，盖以其非出自刘献廷之手。然刘氏著作多亡佚，《广阳杂记》乃弟子辑录刘氏遗文而成，其文字皆刘氏遗著中本有，并非为门人误羼入者。故司马朝军驳斥其说，曰：“卷五有周季贶跋，云：'此卷考证，故譌舛极多，可删也。’今考，掇拾《疑耀》数十条，或注明，或不注明，颇起后人之疑窦。潘祖荫以为门人误羼入，概予删之。门人辑录先生遗著，岂敢如此作僞？潘氏未免过于武断，似不足为凭。”所辩极是，然其又说：“况且献廷为清初之人，又不以考据名家，晚年随意漫录，特别青睐张萱之书，亦未可知。”[57]拟测之辞，并非探本之论。且依潘氏的去取标准，卷五（55）《天王天皇攷》，本为刘氏节录《天王水鉴和尚五会录》卷六《复允菴吴别驾》之文，与原文略有出入而已。长留阁抄本此目无圈，拟删不录；华东师大藏抄本未言删去，而功顺堂本存之。如非刘氏之文宜悉数删去，则此目亦应刊落。此类词目，亦不在少数。

至于叶昌炽的评论，虽与潘、周、李诸人相近，而性质截然不同。叶氏《甲申日记》说：“校《广阳杂记》样本，其第五卷多袭《疑耀》语，《疑耀》为明博罗张萱著，同时为李卓吾盗刻七卷，今献庄复袭之。此书并非奇作，吾不解诸君何以喜之也。”[58]《疑耀》一书，为张萱所著，李贽曾冠以己名，付梓刊行[59]。后世学者，多视为剽窃之举，以为不齿。顾炎武著《日知录》，秉持“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原则，凡古人先我而有之文，悉数删落，学术风气焕然一新。乾嘉学者踵武先哲，治学立说。梁启超尝概括乾嘉朴学的学术风格为十种，其一为：“凡采旧说，必明引之，剿说认为大不德。”[60]而“依清例，袭三句者即以雷同论斥革。”[61]是以在叶昌炽看来，张萱《疑耀》一书并非奇作，而刘献廷《广阳杂记》大量抄录其文，此举与李贽之盗刻张著，性质相同，皆属抄袭、剽窃前人学说的行为，于学术道德有污。论说至此，叶昌炽所评已不仅是《广阳杂记》一书的内容，而已上升至对刘献廷本人的学术道德与人格品行的评价。惜其以今律古，所论未免褊狭。“周星诒每云：'国初人撰述甚苦，凡此别子、别史之属，乾隆未编《提要》以前，求之甚难，故史学亦今人成书易于前人云。’”[62]据周氏之说，不仅可以释叶昌炽之疑，而且可以证诸家任意删节之非；并进而涉及如何看待《广阳杂记》一书的性质问题。

综观近代诸抄刻本，其删节理由虽然不一，但皆以乾嘉以来的学术取向，作为删存去取的衡量标准，深受乾嘉朴学的研究方法与治学精神影响。此外，诸本虽无明文，而诸家对词目的删存、文字的避讳、格式的改易等，皆严格遵循清代文化政策的书写标准。

有清一代，施行文化高压政策，大兴文字狱。乾隆一朝，禁书时间之长，销毁书籍规模之大，违碍书目范围之广，更是空前绝后。康熙时期大兴文字狱，以戴名世《南山集》案最为著名。刘献廷晚年两度北上，“购求天下之言，凡金匮石室之藏以及裨官碑志野老遗民之记载，共数千卷”，并与戴名世、万斯同、王源诸友相约，“归老洞庭，而著书以终”。[63]刘献廷早殁，而戴名世卒以著史罹祸，其著作皆毁板禁销。晚清之际，刘承幹对此感慨道：“午后阅《戴南山集》，中有《与余生书》，为都御史赵恭毅（申乔）所奏论，摘其语多悖逆，遂奉旨伏法。《南山集》毁板禁销。今读此书，寥寥数语，其所谓悖逆者，殆即终明之世三百年无史之谓欤？然史以传信直笔，所以纪实也。不谓贤如恭毅公而竟出此，岂今所传之书，殆有所删欤？不然，南山之无辜而死，即谓恭毅公杀之可也。”[64]倘刘献廷晚死几年，恐亦与戴氏同罪。杨宾为之立传时即说，献廷“其得免于难也，幸矣”[65]。刘氏诸友之晚死者，自戴名世遇戮后，战战兢兢，如履薄冰。至刘献廷师友辈的著作，亦颇被查禁，如彭士望的《彭躬菴集》，即因“语多违悖，应请销燬”[66]。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于明季遗民事迹、清初满族遗事，多所记录，触犯时忌，宜其被列为禁书（见前引《戴望传》）。因此，诸家抄本皆刻意规避此类词目，漂汰其文。然而，《广阳杂记》虽屡经删削，传抄至晚清时，文字可归入悖逆之列者犹多。故潘祖荫擬删节刊刻时，仍小心翼翼，從格式到内容，皆经一番精心汰选。王献唐在比较清初潘耒遂初堂刻顾炎武《日知录》八卷本与重刻之三十二卷本时指出，“潘刻三十二卷本，遇有忌讳，皆经删节，亦非全书也”[67]。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亦说：“当时文网綦严，犯者輙有不测。选此诗时，想见慎之又慎，而仍不免错杂其间，则此诗后之流传不广，良有以也。”[68]诗选尚且谨慎如此，何况文选？读者据此以观《广阳杂记》，可以举一反三矣。明乎此，当能知刘献廷著作何以多为写本之故。

清朝在不同时期，推行文字狱的宽严程度不一。咸丰以前，《广阳杂记》的抄传情况未详，但尚有足本流传，而未闻有删节本；同治以降，《广阳杂记》诸抄刻本，反多删削，而足本竟湮没不传。《广阳杂记》从周星诒抄本、上海图书馆藏抄本、长留阁抄本到功顺堂刻本存目数量的递减，似乎预示着中国社会政治、学术变革时代的来临。

（二）经世实学：《广阳杂记》的另一评价体系

刘献廷为清初鸿儒，博通三教，学兼汉宋，气象雄浑：“为学先须开拓其心胸，务令识见广阔为第一义。次则于古今兴废、沿革、礼乐、兵农之故，一一淹贯，心知其事，庶不愧于读书。若夫寻章摘句，一技一能，所谓雕虫之技，壮夫耻为者也。”[69]“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乃以此等粪秽瓦砾填塞心胸，牢不可破，求其磊落轩天地者，又胡可得耶！”[70]其鉴于明末空疏的学风，主张明体达用，不专治章句之学，而力倡经世实学，富有践履精神，与颜李学派同调，为明清之际经世思潮的代表之一。《广阳杂记》所载，博涉多端，尤多经世实学的内容，故历来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多重其书。

鸦片战争之后，太平天国运动继起，中国社会内忧外患交相困逼。庚申之变后，中国面临亘古未有之变局，进入智勇俱困之秋。林则徐、龚自珍、魏源针砭时弊，异军突起，一反乾嘉饾饤琐碎的考据学，倡导经世之学，力主与时变革，故道咸之际，经世思潮蓬蓬然兴起，经世实学渐为世所重。同光时期，西学东渐，风气渐开，周星诒、李凤藻适逢其时，任官施政，崇尚实学，与清初刘献廷之学极易产生共鸣。戴望鉴于中国社会危局，倾慕颜李学说，又治常州今文经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晚年好读《广阳杂记》，引刘献廷为知己，故谋刻《广阳杂记》不遗余力。《广阳杂记》卷四（179）载述以胆矾冶炼精铜之法，时在福建办理洋务的蒋凤藻读后，大为惊喜：“近余办理东冲厘差，询据船户云，天下所用之矾，莫不运自福甯之砂埕一处海口。盖砂埕山土，以器煮之，即成矾，天地生成之利云。今见此书，矾有化铜之法，然则福宁一郡，不仅产铁且亦产铜处矣。所惜者，不得采取善法以富斯民为可恨耳。”[71]《广阳杂记》一书为洋务派重视，可见刘献廷著作在同光时期逐渐为世所重。周作人尝指出：“清季风气一转，俞理初、蒋子潇、龚定盦、戴子高辈出，继庄的学问始再见重于世，友人间称扬此书者亦不少。”[72]可谓独具慧眼。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国际社会风起云涌，维新变法、光复革命的呼声，齐冲云霄。国中有识之士，纷纷振臂高呼，改革汉语汉字，普及国民教育，共建富强国家，切音运动随之勃兴。刘献廷晚年著《新韵谱》一书，提出改良反切、统一全国语言的思想，并计划以其新制韵谱调查全国方言。其书虽已亡佚，而梗概之法载于《广阳杂记》中。全祖望撰文立传绍述在前，梁启超连续撰文表彰在后，刘献廷创制拼音以统一语言的思想，广为人知。梁启超并以刘献廷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合称为“清初五先生”，且“以为以继庄学顾、黄、王易，以顾、黄、王学继庄难”[73]。至此，刘献廷遂以《新韵谱》之提倡语言统一、方言调查而著名，《广阳杂记》人文地理、自然地理并重的主张亦为人所熟知。同时的章太炎、刘师培，亦从刘献廷、龚自珍著作中获得启发，致力于汉语方言的研究。章氏撰成《新方言》一书，从而开拓了中国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新领域。国粹学社表彰明季遗民，重刊遗民著作，邓实以潘刻《广阳杂记》收于《功顺堂丛书》，不便读者，遂刊印单行本，读者由此益众，而学界渐有讨论刘氏的生平事迹与学术思想者。殆至民国，国语运动与方言调查运动愈益高涨，国语运动健将钱玄同、罗常培等人相继撰文，表彰刘献廷以《新韵谱》为中国语言统一、全国方言调查的设想，尊其为国语运动和方言调查运动的先驱。钱玄同更是以献廷生年作为国语与方言运动的“纪元”[74]。同时学者纷纷撰文研究刘献廷之生平与学术，掀起一股刘献廷研究的热潮。随着刘献廷在中国近代学术思想史上大放异彩，《广阳杂记》亦随之洛阳纸贵。嗣后，则是刻本锋出。

至此可见，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以来，随着近代中国的政治变幻与学术嬗变，学者在抄传《广阳杂记》时，任意删削，无统一标准，但异中有同，同中有异，导致《广阳杂记》在漫长的抄传过程中形成存目悬殊的不同版本；学者各秉其政治、学术立场以评骘《广阳杂记》及其作者，俨然形成考据派与实学派两种不同评价体系。

三、余论：《广阳杂记》的性质

刘献廷将生平著作与藏书悉赠黄宗夏，宗夏在献廷病殁后，整理先师遗著，至今可考者有《离骚经讲录》、《广阳杂记》、《广阳诗集》[75]。三者之中，最富条理者为《离骚经讲录》，其次为《广阳诗集》，惟《广阳杂记》最无条理，为后世所诟病。宗夏长期追随刘献廷问学，既为献廷高弟，又博览群书，才气过人，且尽得献廷遗书，其整理的《离骚经讲录》与《广阳诗集》富有条理，何以《广阳杂记》反而芜杂无序？其中是否别有寓意，因文献不足，惟有多闻阙疑。然而，后世学者往往据抄刻之删节本来论定《广阳杂记》一书的性质，提出语录说、札记说（随笔漫录）、日记说、小品文说四种性质论。

（一）语录说

杨宾《刘继庄传》称：“其弟子杂录其语若干卷，名曰《广阳杂记》。”[76]杨宾为刘献廷好友，黄宗夏亦与杨宾交往频繁，其撰《传》时是否目睹宗夏辑纂原稿，不得而知，但此语似以《广阳杂记》为献廷语录。《杂记》载有献廷语录，如卷一记录献廷与宗夏论《易》、《老子》、《诗》语（180、181、182）；卷二与宗夏论“重瞳”（35）；卷三与宗夏论隐居（6）；卷四与宗夏论世风（89），论城市兴衰（91），述生平思想（95），论地理（101），论西周分封制（108）。然此种词目的数量极少，且不类语录体，反近日记体。

（二）札记说

全祖望叹刘继庄为“薛季宣、王道甫一流”，盖慨其著书等身，而流传者稀，仅余杂著《广阳杂记》传世耳。赵烈文则以《广阳杂记》为“遇事必书”的“随笔”，且是“后人为之结集，非其手稿”，故“体例不纯”、“不能精当”。潘祖荫与赵烈文看法相同：“盖继庄此书，初亦随手札记，未有定本。”梁启超、罗常培从潘说，皆以《广阳杂记》为“涉笔漫录之作”[77]；蔚之嘉则以为，《广阳杂记》不过是“一种凌乱札记”[78]。《广阳杂记》中摭拾明末清初佚事、官制，访求遗老，摘录前贤著作之目极多，均属札记性质。“上自朝章国故，下至奇闻琐事，无所不载，阅之令人忘倦。”[79]惜其事出有因，未能以类编次，故翁长松在《清代版本叙录》中，视之为“随手记录之作”，称其“是一部随笔札记集”，[80]不啻为替札记说下一断语。

（三）日记说

罗常培认为，“《广阳杂记》大部分是康熙庚午（1690）以后的日记”[81]，最早提出《广阳杂记》的写作时间和内容来源。王勤堉根据《广阳杂记》辑撰刘献廷年谱，“辑录既竟，乃知先生《杂记》所及，多系康熙丁卯以后事，其时先生已四十矣”[82]，进一步证实罗氏的观点。周作人综合诸家之说后指出：“《杂记》原本或是随时札记，亦有从日记录出者，如记叙各地风物小文，似均是其中之一部分，寥寥数十字或百许字，文情俱胜，在古文游记中亦绝不多见。”[83]《广阳杂记》中游记不少，秀美雅丽，文情俱佳，周氏以为属于日记，可谓慧眼独具。《杂记》载刘献廷自述，“中年以来，苦多忘失，庚午孟夏（1690年），始有日记”（卷四113）；与友人韩图麟论道教养生说时，“予因出壬申正月十八日《游南岳日记》，共读一过”（卷三44）；黄宗夏按语亦說“见先师日记”（卷三120）。凡此皆说明，《广阳杂记》部分内容确是从日记中辑录，且数量不在少数。

（四）小品文说

《广阳杂记》上海进步书局本某氏跋语曰：“先生鼎沧桑之后，吴云南、郑台湾行间遗事，目击耳闻，兼及二氏之学，音韵、诗词均能道所心得，措词亦繁简得宜，极似唐宋小品，非明人所能梦见。”[84]其视《广阳杂记》与唐宋小品文为同一类型，与上述诸说相比，近于札记说；但却由此延伸出《广阳杂记》归属类别的新问题。

揆诸上海进步书局跋语所说，似以归入子部小说家类为宜。事实上，晚清時期藏书家已有將《广阳杂记》归入子部小说家类者。周星诒的《周氏传忠堂书目》卷三“子部·小说家”中，《广阳杂记》赫然在目。[85]蒋汝藻《铁华馆藏书目》、《蒋香生家藏书目》，《广阳杂记》入子部[86]，其下并未细分类属，然蒋氏尽传周氏之学及其藏书，或宜同入小说家。与周星诒的分类不同，《清史稿·艺文志》将《广阳杂记》与顾炎武《亭林杂录》、王夫之《黄书》诸书列入子部“杂家类杂说之属”[87]，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从其说。

刘献廷晚年著述，除《新韵谱》、《日记》、《友谱》诸书外，尚著有《日知录》。《广阳杂记》卷三（35）载：“徐玄扈先生有《农政全书》，予求之十余年，更不可得。紫庭在都时，于无意中得之，予始得稍稍翻阅。玄扈天人，其所著述，皆迥绝千古。然此书先生未竟之稿，而方国维、方岳贡重为编辑者也，故读之不能畅。人间或一引先生独得之言，则皆令人拍案叫绝。意欲摘其数十则，录于《日知录》内，而卒不暇也。”《日知录》与《日记》二者，正是《广阳杂记》的主要来源，故札记说和日记说二者，最能得《广阳杂记》性质之真。古人读书，喜作札记，清儒成就尤钜。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尝论析道：

大抵当时好学之士，每人必置一'札记册子’，每读书有心得则记焉。……推原札记之性质，本非著书，不过储著书之资料，然清儒最戒轻率著书，非得有极满意之资料，不肯泐为定本，故往往有终其身在预备资料中者。又当时第一流学者所著书，恒不欲有一字余于己所心得之外。著专书或专篇，其范围必较广泛，则不免于所心得外摭拾冗词以相凑附，此非诸师所乐，故宁以札记体存之而已。……由此观之，则札记实为治此学者所最必要，而欲知清儒治学次第及其得力处，固当于此求之。……各家札记，精粗之程度不同，即同一书中，每条价值亦有差别。有纯属原料性质者（对于一事项初下注意的观察者），有渐成为粗制品者（胪列比较而附以自己意见者），有已成精制品者（意见经反复引证后认为定说者），而原料与粗制品，皆足为后人精制所取资，此其所以可贵也。要之，当时学者喜用札记，实一种困知勉行工夫，其所以能绵密深入而有创获者，颇恃此，而今亡矣。[88]

梁启超所论极是，以之审视《广阳杂记》，最相吻合。无论是李慈铭批评《广阳杂记》“糅杂无序，偶一考古，大率浅谬”，还是翁长松称赞《广阳杂记》“大部分内容仍不失为考证之助，而且其识见甚新颖可喜，其厚今、求实之说为当时不可多得之高论”[89]，皆基于札记体的优劣处立论。

明季史事，异说传闻之多，纷如乱絮，诸家各本一说，莫衷一是。刘献廷早年行踪遍及南北各地，留心遗民野老之稗闻野史；晚年两度入京，阴抄史馆秘籍数千卷，欲承继司马迁之遗绪，著《明史》长编，藏诸名山，传之后世。惜年未及五十而卒，籑述未就。稽考《广阳杂记》全书，既有读书时简略之考证、悉心之摘录、独至之心得，又有旅次中见闻之记载、景物之描绘，札记、日记性质皎然。可见，《广阳杂记》正是黄宗夏辑录刘献廷晚年著作《日记》、《日知录》与读书札记而成。其辑纂虽散漫无条理，然细按其史源，一为游览旅次之见闻，二为官书奏疏之记载，三为亲友耆旧之访谈，四为私家著述、稗官野史之抄撮。凡此数端，无不反映刘献廷留心史事、搜集史料之勤勉。戴名世与刘献廷同怀著史鸿志，寓京时目睹献廷为蒐求史料左右奔走，尝感慨道：“继庄衣食不遑给，而奔走拮据，出金数百购求遗书，凡继庄之所为者，其力既已勤矣，而其志亦已苦矣！”[90]周星诒深知“国初人撰述甚苦”，故其抄本中不敢任意妄删，而周氏抄本存录的若干条目，如卷一详细抄录二十一史总目（100），又全文抄录康熙二十九年御史徐树谷《请修国史疏》（150），显然是刘献廷为修史而抄录的材料，惜其他抄刻本皆刊落不载，后世读者不得而见，遂令刘献廷之千秋志业湮没无闻焉！

注释：[1] 【清】全祖望：《刘继庄传》，《鲒埼亭集》卷二十八，《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23页。[2] 杏邨：《刘继庄及其著述》，《和平日报》1948年11月6日第0005版。

[3] 【清】赵烈文：《广阳杂记》卷五末题识，长留阁抄本，台湾国家图书馆藏。

[4]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下），上海书店2015年，第711页。

[5]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371页。

[6]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第371页。

[7] 【清】全祖望：《小山堂祁氏遗书记》，《鲒埼亭集外编》卷十七，第1074页。

[8] 【清】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卷五，第366-367页。

[9] 【清】李于锴：《全谢山传》，《李于锴遗稿辑存》，兰州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1页。

[10]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抄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36页。

[11] 【清】陆心源：《杨秋室先生集叙》，《秋室集》，湖州陆氏刻本，光绪十一年，第1-2页。

[12] 谢国桢《关于全祖望鲒埼亭集之题跋·杨秋室校本鲒埼亭跋》云，全祖望《鲒埼亭集》有杨凤苞评校本。见氏著《明清笔记谈丛》，中华书局1962年，第312-316页。

[13] 【清】潘曾绶：《红豆树馆书画记序》，《续修四库全书（子）》第1082册，第168页。

[14] 【清】陶樑：《红豆树馆书画记自序》，《徐修四库全书（子）》第1082册，第168页。

[15] 【清】陶樑辑：《国朝畿辅诗传》卷十六，红豆树馆刻本，道光十九年。

[16] 【清】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吴县潘氏刻本，光绪十年，第41页。

[17] 【清】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戴君墓表》，邓氏风雨楼铅印本，宣统三年，第1页。

[18] 【清】戴望：《谪麐堂遗集》卷首《传》，邓氏风雨楼刻本，第1页。

[19] 【清】谭献撰，范旭仑、牟晓鹏整理：《谭献日记·补录》卷一（同治元年十月廿五日）载：“子高言湖州杨秋室最高，惜予未得读其遗书。”中华书局2013年，第188页。

[20] 【清】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第41页。

[21] 兹举卷三凌伯叟校语二则为例。词目一七六“《二十字全书》”，长留阁抄本作“字”，校者正之作“子”。周星诒抄本作“字”；上海图书馆藏抄本同，伯叟墨笔校语曰：“'字’字疑'子’字之菉误。戴本亦未校正。”词目一八九“时提督马融驻柳州”。周星诒抄本、长留阁抄本、上海图书馆抄本皆作“马融”，伯叟朱笔校语曰：“'融’字似譌，即下文'雄’字，文义可见。〇原本已譌。”他如卷三（八一、八九）卷四（三七、一四六）、卷五（一九、一七一）六目，伯叟校语皆云“原本譌”。

[22] 按：姚谌“曾请益于同郡周学汝、程大可，又从长洲陈奂、宋翔凤问汉师家法，远知端绪。……咸丰丙辰（1856年），始识戴先生，略后于程贞。交垂十年，所学不同，戴极服其博闻强记。”钱仲联编：《广清碑传集》卷一五《德清戴望传》，苏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010-1011页。戴望与姚谌二人，皆从周、程、陈、宋诸儒问学，相交最挚。戴氏藏足本何以有周学汝、姚谌二人校语，其事虽不可究，然后者当在1856-1864年间，即姚谌识戴望之后、三十而卒之前。

[23] 周星诒，字季贶，一作季况，号窳村，河南祥符人。清代著名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藏书甚富。叶昌炽曰：“季贶少藉华朊，收藏甚富。精于目录之学，四部甲乙，如别黑白……虽无宋元旧椠，甄择甚精，皆秘册页，尤多前辈手录之本及名家校本，朱黄灿然，各有题跋”。《藏书纪事》卷七，第537-538页。

[24] 【清】俞樾：《五周先生集序》，如皋冒氏刻本，光绪二十八年，第2页。

[25] 【清】刘献廷：《广阳襍记》周星诒抄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6册，第536页。

[26] 莫棠，字楚孙、楚生，著名藏书家莫祥芝三子、莫友芝侄。早年游宦两广，晚年寓居苏州，藏书丰富，精通目录版本之学。历来学者皆不知题跋之“棠”为何人，据卷五题名下“独山莫氏铜井文房藏书印”（第649页），则其为莫棠无疑。周星诒抄本流归莫棠，惜其殁后，藏书流散，陈乃乾辑录莫棠书跋时，未能见及。参阅《铜井文房书跋》，《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第26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

[27] 【清】刘献廷：《广阳襍记》周星诒抄本，《续修四库全书（子部）》第1176册，第533页。

[28] 按：蒋凤藻，字香生，一作芗生，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家世经商，纳赀为郎，曾任福建福宁府知府。著有《心矩斋尺牍》。叶昌炽与蒋氏为同乡，又为铁华馆校刻两丛书，相交甚久，其称蒋氏曰：“君虽起自素封，未尝学问，而雅好觚翰，嗜好成癖，在闽纳交周季贶司马，尽传其目录之学，又与仁和魏稼孙锡曾谈金石甚契，颇得其绪论。闽垣未经兵燹，前明许徐兴公、谢在杭及近时带经堂陈氏遗书流落人间者，君留心搜访，多归插架，季贶絓误遣戍，君资以三千金，季贶尽以其所藏精本归之，遂蔚成大国。”《藏书纪事》卷六，第532页。

[29] 按：卷三末周星诒校语曰：“此卷元本用草书写，甚草畧，故录者多误，亦未能尽校正，当再觅善本改之。”元本，即戴望所藏足本。又卷一（44）周星诒按语云：“此目上脱写一页。”则戴望所藏足本无阙页，而周氏抄本阙录一页，其他诸本皆脱录而无说明。

[30] 按：周星诒抄本尚有数枚篆印，字迹漶满不可辨。俟他日亲往南京图书馆查阅原稿，再作详考。

[31] 《广阳杂记》长留阁抄本，今藏台湾国家图书馆，本文所据为其网络电子版。台湾书目整合查询系统网对其版本情况有详细描述，见/blstkmc/blstkm?002D71798CA7010200000300002700A000000001000000000^#tudorkmtop

[32] 按：赵烈文，字惠甫，一作惠父，晚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今常州）人，为曾国藩、曾国荃幕府要员，著有《天放楼集》、《能静居日记》。

[33] 赵氏日记光绪五年正月三十日：“访张纯卿久坐，借得《广阳杂记》。”光绪七年七月十四日：“得抄本《广阳杂记》于张纯卿，直银五两。”【清】赵烈文撰，廖成良整理：《能静居日记》（四），岳麓书社2013年，第1908、2034页。

[34] 按：张瑛，字符卿，又字纯卿、仁卿、润卿、顺卿，号退斋，江苏常熟人。曾任阳湖训导，供职江苏书局，预修《苏州府志》，著有《知退斋文集》、《韩文补注》、《通鉴校勘记》等。

[35] 【清】赵烈文撰，廖成良整理：《能静居日记》（四），第1909页。

[36] 据赵伯叟墨、朱二校，如：卷三（八二）“碧栏银沼醉氤氲”，长留阁抄本阙“醉”字，空一字格。墨笔校语曰：“此字疑。艹[草]书醉字如此，而于句不稳。”其下复有朱笔校语曰：“五月十三日为竹醉日，则此字未为不稳也。”同卷（一四八）“盖褒、鄂云公皆从葬昭陵。”墨笔校语：“'云’字疑'二’字之譌。”朱笔校语：“'二’字无疑。”同卷（一六六）：“封嘉义伯。”伯叟以方形圈起“嘉”字，墨笔校语：“此字疑。”朱笔校语：“原本是慕字。”可推知墨笔在先，朱笔在后。

[37] 凌伯叟其他校记为：“戊辰九月廿二日，校于西天古剎之恒吉羊室，伯叟记。”（第三册卷三末）“此卷讹字较少，以原本正书故也。戊辰年九月廿九日，校于升州西天古剎中。上元凌伯叟记。”（第四册卷四末）“戊辰十月十三日校。新寒砭骨，键户终朝。蛇蚓连绵，扪卷而读。伯叟记。”（第五册卷五末）

[38] 按：上图原抄本卷三原无而为凌伯叟增补于天头之词目，凡13则（44、60、125、126、134、135、136、140、141、142、143、154、171）。

[39] 按：丁涵之生年，因有丁氏续纂《丁氏宗谱》，故无异议；至其卒年，学者颇有争议。今从柳向春说。详参柳著：《清代人物生卒年表读后》，《古艳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89页。

[40] 【清】陈奂：《师友渊源记》，钱塘汪氏函雅堂刻本，光绪十二年，第33页。

[41] 【清】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397页。

[42] 【清】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第41页。

[43] 邓实：《广阳杂记跋》，《国粹学报》1908年第2卷第2期，第2页。

[44] 张小庄：《赵之谦无纪年篆刻作品》，《赵之谦研究》（下），荣宝斋出版社2008年，第771-773页。赵之谦与潘、戴、周诸人的交往，张小庄著作所附之《赵之谦年谱》稽考甚详。另参戴家妙《赵之谦与金陵书局的刻书伙伴》，《文汇报》2021年3月18日。

[45] 【清】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台湾学生书局1964年，第396-397页。

[46] 【清】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401页。

[47] 【清】潘祖荫：《广阳杂记跋》，《广阳杂记》，第41页。

[48] 按：叶昌炽，字兰裳，又字鞠裳、鞠常，自署歇后翁，晚号缘裻庐主人。原籍浙江绍兴，后籍江苏长川。清末著名金石学家、藏书家、学者。叶昌炽与张瑛、赵之谦、丁士涵、蒋凤藻、潘祖荫素善，所闻见秘籍甚衆，故潘氏属其刻《广阳杂记》，并任校勘之役。

[49] 【清】叶昌炽：《甲申日记》，《缘督庐日记》卷三，第396-407页。

[50] 【清】罗正钧纂：《船山师友记》卷十二《刘献廷》，台湾明文书局1985年，第190页。

[51] 按：王灏（1823-1888）在张之洞、黄彭年等支持下，广收畿辅先哲遗著，藏弆日富，因招黄国瑾、钱恂为之校定。先有《采访畿辅先哲遗书目》之刻，后设局保定开雕，由王树枏、胡景桂主持其事。书未刻完而王氏病殁。光绪丙午（1906），京师琉璃厂书贾就已刊者集资汇印，另刊总目，武进陶湘重为编订印行。《畿辅丛书未刻书目》，中有刘献廷《广阳杂记》，详见王灏《畿辅丛书目录（未定稿）》，华东师范大学古籍部藏本，第20页。

[52] 邓实：《广阳杂记跋》，《国粹学报》1908年第2卷第2期，第2页。

[53]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国语周刊》1933年3月18日，第77期。

[54] 尹耕（罗常培）：《刘继庄的生平及其学术概要》，《齐大学刊》1933年第2期，第58页。

[55] 【清】李慈铭：《越缦堂读书记》，第711页。

[56]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四），第1909页。

[57] 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第388-389页。

[58] 【清】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三，第401页。

[59] 《浙江省第十一次呈送书目》载：“《疑耀》七卷，旧题明李贽著。案四库考为张萱撰。”吴慰祖校订：《四库采进书目》，商务印书馆1960年，第134页。

[60]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三，中华书局2010年，第70页。

[61] 黄际遇：《万年山中日记》第十四册，《黄际遇日记类编·畴盦学记》，中山大學出版社2020年，第173页。

[62] 【清】蒋凤藻：《心矩斋尺牍》，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1941年，第12页。

[63] 【清】戴名世：《送刘继庄还洞庭序》，《戴名世集》卷五，中华书局2000年，第136-137页。

[64] 【清】刘承幹：《嘉业堂藏书日记抄》（1910年五月二十日），凤凰出版社2016年，第5页。

[65] 【清】杨宾：《刘继庄传》，《杨宾集》，第136页。

[66] 李棪辑：《邓刻奏缴咨禁书目补》，《磐石杂志》1934年第2卷第4期，第38页。

[67] 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续编》，齐鲁书社1986年，第137页。

[68] 俞鸿筹：《沉吟楼诗选读后记》，【清】金人瑞《沉吟楼诗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63页。

[69]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129），第212页。

[70]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四（85），第198-199页。

[71]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周星诒抄本，卷四末蒋凤藻案语，《续修四库全书》第1176册，第648页。

[72] 周作人：《读广阳杂记》，《立春以前》，太平书局1945年，第82页。

[73] 中国之新民（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丛报》1904年第3卷第5期，第56页。按：梁启超先后撰文表彰刘献廷，最早为《沈氏音书序》（《时务报》1896年第4期），影响最大者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与《清代学术概论》（商务印书馆1924年）。

[74]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与黎锦熙罗常培书）》，《国语周刊》第77期。

[75] 参阅周敏秋：《刘献廷左传快评新探》，《贵州文史丛刊》2022年第叁期。

[76] 【清】杨宾：《刘继庄传》，《杨宾集》，第136页。

[77]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八），第38页。杏邨《刘继庄及其著述》发挥前人之说：“《广阳杂记》……全书虽然祗有数卷，但内容方面，关于天问、地理、六书、音韵、战记、医药、方技等，都兼收并载，无所不包，足够当得上'杂记’两字的称谓。”《和平日报》1948年11月6日，0005版。司马朝军亦认为《广阳杂记》是刘献廷“晚年随意漫录”之作。《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第388页。

[78] 蔚之嘉：《二百年前大思想家刘献廷之生平与其学说》，《国立中山大学文史学研究所月刊》，1935年第3卷第3期，第15-21页。

[79] 《商务印书馆七月份出版新书》（广阳杂记），《申报》1919年8月11日第16695号，第1版。

[80] 翁长松：《清代版本叙录》，上海远东出版社2015年，第303页。

[81] 心恬（罗常培）：《刘继庄的音韵学：统一国语，调查方音》，《国语周刊》1932年第33期。周有光《刘献廷和他的新韵谱》亦主日记说：“他的学生辑录他的残篇，主要是1690年以后的日记，编成《广阳杂记》，从其中可以窥见他的学说的一斑。”《语言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61页。

[82] 王勤堉：《刘继庄先生年谱·后记》，第53页。

[83] 周作人：《读广阳杂记》，《立春以前》，第80页。

[84] 【清】刘献廷，《广阳杂记》卷首，上海进步书局1919年。

[85] 周星诒原辑、罗振常重编：《周氏传忠堂书目》，蟫隐庐1936年，第25页。

[86] 详见《铁华馆藏书目》、《蒋香生家藏书目》，南京图书馆编《南京图书馆藏稀见书目书志丛刊》（52），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第272、408页。

[87] 国史馆校注：《清史稿校注》第5册，卷154《艺文三》，台湾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150页。

[88] 【清】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十七），第91-93页。

[89] 翁长松：《清代版本叙录》，第303页。